从清华大学的二校门往北走，穿过一条林荫道，可以看见一片宽阔的大草坪，周围分布着清华学堂、大礼堂、科学馆等经典早期建筑。由草坪南侧向西拐，土山下的树丛间掩映着一座石碑，这便是清华大学最重要的一块碑刻——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在中国近代学术史和清华大学校史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深远意义。

“静安”是王国维先生的字。王国维出身于浙江海宁的书香世家，在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金石、教育、翻译等方面有精深造诣和卓越建树，堪称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中国学者。

1925年，清华学校筹办国学研究院，王国维被聘为导师，在院内开设《古史新证》《尚书》等课程。他深受师生崇敬，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民国初年，世事动荡，象牙塔里也难得安宁。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到饭厅用过早餐，即去办公室批阅学生试卷，并与同事侯厚培谈了许久的公事，随后借零钱雇人力车至颐和园。他坐在昆明湖畔的鱼藻轩从容吸烟，于上午十一时左右投湖自尽，其衣袋中有一封留给儿子的遗书，声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藳葬于清华茔地”。

关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有愚忠殉清、家事变故、遭遇逼债、文化绝望等各种猜测。无论如何，年仅五十岁的饱学鸿儒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实是中华文化事业的巨大损失。

1929年夏，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为了纪念两年前自沉的王国维，清华师生募款修造了这块纪念碑。碑的正面刻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十个隶书大字，碑阴上部为“海宁王先生之碑铭”八字篆书题额，下面是一篇楷书碑文，落款为“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 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

值得注意的是，碑文结尾附了六个人的姓名及籍贯——义宁陈寅恪撰文、闽县林志钧书丹、鄞县马衡篆额、新会梁思成拟式、武进刘南策监工、北平李桂藻刻石。正是他们六人，合力打造出这块分量很重的纪念碑。

虽然陈寅恪撰写的碑文不足三百字，却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文言文之一，被后世频繁引用。尤其文末“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一句，极受称道——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最看重的是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就算历经千代万代，也会与天地一般长久，和日月星辰一起永放光芒。

陈寅恪是江西义宁人（今属江西修水），其祖父陈宝箴乃晚清名臣，其父陈三立为晚清诗坛领袖，家学深厚加之勤奋刻苦、兼收并蓄、中西贯通，使得陈寅恪在文史领域有渊博学养，1925年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清华学校执教期间，他与王国维成为挚友，经常探讨学术问题，还多次结伴去琉璃厂淘书。王国维自沉，陈寅恪异常难过，以至于在葬礼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纪念碑的碑文出自这位知己之手，足以告慰逝者。

所谓“书丹”，即刻碑前，将碑铭用朱砂（朱笔）写在石碑表面，以便镌刻。为纪念碑书丹的林志钧是福建闽县人（今属福建福州），晚清举人，后留学日本，精研法学、哲学，曾在北洋政府司法部任职，1927年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专任讲师。林志钧是王国维的同事，长于诗文、书法，对帖学尤有心得，故执笔书丹。

为碑阴题写篆字的马衡是浙江鄞县人（今属浙江宁波），曾在南洋公学求学，于考古、金石领域卓然成家，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同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兼课。1927年，他成为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第一任社长为吴昌硕），是篆额的最佳人选。

纪念碑的设计者梁思成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日本东京，是清末民初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之子，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8年8月回国，在沈阳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那年年底，梁启超病重住院，梁思成与夫人林徽因赶回北平照料，同时开始纪念碑的设计工作。1929年4月，梁思成在沈阳完成纪念碑的基本设计，6月4日赴实地选定基址，7月15日主体完工，举行了落成典礼。

这块纪念碑以青石雕琢而成，汲取了古代石碑的造型特点，又适当简化，比例和谐，底部衬以须弥座，碑身挺拔，不加任何纹饰，端庄大方。纪念碑周边的地块辟为纪念小广场，旁边安放了两张石椅，种了两株槐树。

监理石碑施工的刘南策是江苏武进人（今属江苏常州），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土木系，曾留学日本，熟谙建筑工程，归国后担任北平市建设总署都市局技正（民国时期政府部门技术事务的官职），其岳父为著名藏书家、刻书家陶湘。

相比之下，刻石的李桂藻最默默无闻。据文史研究者宋希於考证，李桂藻是宛平人（今属北京），在曾毅公所辑《石刻考工录》中有相关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为曾国藩的幕客章寿麟刻过墓志。后又有网友指出，河南方城杨琴堂妻朱氏墓碑（1922年立）、姚鎜墓碑（1929年立），也都出自其手。

1929年立碑之时，刘南策、李桂藻的年龄不详，其余四人中林志钧最年长（五十一岁），马衡次之（四十八岁），陈寅恪再次之（三十九岁），而梁思成只有二十八岁。这六位不同领域的高人，为纪念碑的建设尽己所能，使得此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中国历史上有多座“三绝碑”，如柳州“三绝碑”为韩愈撰文、苏轼书写，用以纪念“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又如成都武侯祠中唐代宰相裴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书写、名匠鲁建镌刻的“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也号称“三绝碑”。按此标准，清华园的这块纪念碑留有王国维和六位创作者的姓名，可称“七绝碑”。

据曾任清华大学行政处副处长兼校园科科长的郑宗和回忆，“文革”初期，这块纪念碑被移至力学实验室另作他用，底座和旁边的石椅不幸被毁，直至1980年，纪念碑才重新竖立于原址。后八家村一清代贵族墓遗留的汉白玉古碑底座充作纪念碑底座，石材颜色与碑体存在明显差异；重新打造的两条花岗岩石凳，分置左右。小广场的地面整体降低，东侧几级台阶近乎消失，两株槐树只剩北侧一株，高大、粗壮许多。

平日里，近在咫尺的二校门、大礼堂，总是人头攒动，而小广场始终宁静、安和，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纪念碑上的文字不时被人摩挲，显得有些灰暗，纵使校方每隔一段时间清理、描漆，过一阵子又会灰暗下去。所幸字刻得深，细看，总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