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供图/王飞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出土文物浩若繁星，千年以上的古建筑遗存却凤毛麟角。奉国寺作为中华大地上为数不多的千年以上木构建筑之一，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盛赞为“千年国宝，无上国宝”。奉国寺集建筑、雕塑、彩绘、碑刻等为一体，是中华文明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见证，是建筑技术与文化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的杰出代表。

奉国寺位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古城东北隅。义县是中国东北历史最悠久、文化最厚重多彩的历史文化名城，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设辽西郡、西汉设立交黎县，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行政建制历史。

奉国寺，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奉国寺大雄殿始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至今已穿越时空一千年。大雄殿以伟岸的身姿矗立在辽西大地上，千百年来被人们所景仰。奉国寺从遥远的历史走来，以其完美的遗存使中华文明通过木构建筑、彩绘泥塑、壁画、木构彩绘、碑刻、匾额、石雕等形式展现给世人，至今仍鲜活地闪烁着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光辉。奉国寺是中华文明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见证，是建筑技术与文化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奉国寺神秘身世溯源

奉国寺里元大德七年（1303年）《义州重修大奉国寺碑》记载：“州之东北维寺曰咸熙，后更奉国，盖其始也，开泰九年（1020年）处士焦希赟创其基。”这是奉国寺遗存大雄殿建造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的出处记载，也是现在人们约定俗成的奉国寺始建年代。

从现代科技角度对远古社会经济及社会阶层分工考证分析，奉国寺的建筑规模、高等级建筑用料、硕大笔直的油松、高等级的七辅作斗拱、厅堂式与殿堂式精妙结合的建筑制式、高大罕见的“过去七佛”彩绘泥塑造像、满堂木构件上的精美彩绘……这些都是仅依普通个人的能力、大德高僧的感召募化等，难以完成的浩大建筑伟业。奉国寺碑刻所记载的历朝历代大规模的修缮保护传承，也证明只有朝廷和国家才有能力为之。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一般都会有建造缘由，以及建造记事碑刻等。按照常理，偌大的奉国寺建造缘由，应该有始建碑或有相关联事件载入史料。但辽史中却不见奉国寺的记载，这恰恰说明了奉国寺的建造具有特殊性，即具有不同凡响的神秘色彩以及不能写入史书的特殊因素。

义县在辽代行政区域的名称为宜州。宜州初期是辽代“人皇王”“东丹王”“让国皇帝”耶律倍（899年-937年）的私城和封地，《辽史》载：“东丹王每秋畋于此。”辽代宜州辖两县，一是弘政县，二是开义县（前身为辽代的海北州）。弘政县是辽代最重要和著名的桑蚕织锦基地，是耶律倍子孙家族的居所和领地。因此，可以说弘政县就是耶律倍后辈子孙的祖宅故里。

现在，辽代弘政县古城遗址位于义县九道岭镇复兴堡村东侧细河西岸，南距大凌河3公里，西南距义县12.5公里。弘政县古城遗址东侧，南北走向的夯土城墙中部现残留一段城墙，长约30米、宽5米、残高1.5米。

耶律倍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年-926年）的长子，原本被立为太子，但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无奈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弟弟耶律德光（927年-947年在位），并投奔后唐，自比“吴泰伯”。后来，耶律倍在后唐政变中被杀，耶律德光将其归葬在其生前喜爱的医巫闾山显陵（东距义县63公里，位于今辽宁省北镇市）。

从奉国寺碑刻所记载传承初名的“咸熙”（“庶绩咸熙”出自《尚书·尧典》，意为各项政务都兴盛昌明），到奉国寺的“奉国”（“奉国”出自《北史·裴佗传》，意为献身为国），俨然表达的是“人皇王”的泰伯辞让胸怀，更指向建造者对所追谥的“让国皇帝”耶律倍的纪念，并以此昭示天下朝野的心境。奉国寺与耶律倍子孙家族的密切联系，无史料表述记载，有可能就是源于耶律倍特殊敏感和屈辱尴尬的历史地位、身份。

其实，有关奉国寺的建造年代，存有多种记载。《续通志》和《寰宇访碑录》著录已佚的金石目中有《奉国寺石幢记》条目，描述位于“直隶义州”的奉国寺中有碑刻一通，为“开泰二年（1013年）”以“正书”书写。

另《辽史》记载：辽大臣李瀚曾被禁锢于奉国寺6年，后因执笔太宗功德碑，乃被释放。《辽史·穆宗纪》载：应历二年（952年）六月壬辰，“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瀚等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八月己丑，“眉古得、娄国等伏诛，杖李瀚而释之”。李瀚在第四任皇帝辽穆宗年代（951年-969年在位）被禁锢于奉国寺6年（952年-958年），如此，奉国寺的源头应远在辽开泰九年（1020年）之前。

《辽史》记载穆宗年代出现的奉国寺，恰恰有与其相吻合的对应事件。1970年，在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西大营子乡西涝村出土了辽景宗保宁二年（970年）的《刘承嗣墓志》。

刘承嗣墓志铭中，特别描述刘承嗣曾长时间在“宜州大内”，设计规划并指挥督建佛教寺院：“遇朝廷之更变，随銮辂之驱驰。因缘私门，崇重释教，创绀园之殊胜，独灵府之规谋。遽蒙任能，俾辖若拙。始终宜州大内。又盛嗣晋新居。”

意思是：遇到朝廷的变换更新，伴随新帝王（皇帝）的车驾，驱驰奔走效劳。因机缘所效力的权贵尊重、重视释（佛）教，创建了非凡稀有、特别优美的佛寺胜境，其规划设计的只有苍帝、神灵仙道才配居住，是心灵的家园、美妙无比的住所。代表主人、为主人承担管理之事，其（刘承嗣）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始终工作在宜州大内（宫城、皇宫）。随后，又建造了主人继承皇位升迁后的新居。

除奉国寺外，在义县境内尚未发现其他较大型的佛教古建筑遗址。因而，不由让人推想：刘承嗣正是受“让国皇帝”耶律倍之子、辽朝第三任皇帝世宗耶律阮的委派，在耶律倍的原行宫“宜州大内”，主持修建了“崇重释教，创绀园之殊胜，独灵府之规谋”的宏伟壮丽佛教寺院——这个寺院就是奉国寺的前身。

然而，耶律阮仅在位五年即遇害，葬在其父耶律倍的显陵所在的医巫闾山。继耶律阮之后即位的辽穆宗耶律璟为耶律德光之子，于应历元年至应历十二年（951年-962年）在位，权力再次落入耶律德光一系手中。刘承嗣则在穆宗当政期间陷入政治仕途低谷，离开朝廷回到南京私宅，直至12年以后，才得到朝廷的重新任用，充左骁卫将军。

由此推想，也就是在耶律阮执政的天禄元年至天禄五年（947年-951年）间，刘承嗣“始终于宜州大内”，主持修建了“创绀园之殊胜”，即奉国寺的前身，还建造了耶律阮当上皇帝后“嗣晋新居”的建筑。

刘承嗣在辽朝为官30年，虽经历了太宗、世宗、穆宗三朝，作为辽代三朝将相，被朝廷委任担当过“银青光禄大夫、平州长史、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御史大夫上柱国、司空、右威卫将军、司徒、兴州刺史、太保、左骁卫将军”等，每个官衔都值得记录在案，《辽史》却一样对刘承嗣只字不提、对其事迹无一记载。而刘承嗣的家族祖父前辈刘仁恭、刘守光、刘守奇等都写入了《辽史》。

这是否反过来也印证了这样的史实：刘承嗣受世宗皇帝耶律阮信任委托，组织实施了当时属于皇帝秘密的工程项目，建造了耶律倍家族皇帝私有的具有特别意义的寺院、宅邸，在让国皇帝东丹王的“宜州大内”建造了“创绀园之殊胜的佛寺”作为奉国寺的前身。然而，这些事迹，当年当时是不能作为史料被记录的。

如果没有出土的《刘承嗣墓志铭》所记载的第三代皇帝世宗时期已经出现的“宜州-宜州大内-创绀园之殊胜的佛寺”的信息，辽史所记穆宗时代出现的奉国寺是让人费解的。有刘承嗣墓志铭为佐证，辽穆宗时代出现奉国寺的疑惑就有了历史考证性的答案。

如果彼时的奉国寺，就是今日的奉国寺，那么，与奉国寺相关联的建筑，或一脉相承的佛寺伽蓝格局，早在辽世宗即位的天禄元年（947年）至辽穆宗即位的应历元年（951年）之间就已经确立。

由此可以推想，耶律倍在其封地宜州所建造的行宫大内官邸——“宜州大内”，便是奉国寺的建造源头。奉国寺早期初建者是耶律倍之子——辽朝第三任皇帝世宗耶律阮（947年-951年在位）用计谋、有惊无险地接任辽代第三任皇帝，是辽代朝廷政治斗争、耶律倍子孙成功夺回政权的转折点，始建奉国寺以感怀先祖；后续建造者则是辽朝第六任皇帝圣宗耶律隆绪（982年-1031年在位），这是辽代最为鼎盛时期，也是耶律倍系皇族子孙最辉煌得意之时，续建奉国寺使家族荣耀最大化。

历尽劫波，何以孑然而在

奉国寺自始建到现代，历经了历史上的多次劫难。奉国寺《大元国大宁路义州重修大奉国寺碑》，曾留下这样的疑惑感叹：“兵起，辽金遗刹，一炬殆尽，独奉国寺孑然而在。抑神明有以维持耶？人力之保佑耶？”

奉国寺大雄殿内东侧现有一高4.2米的清光绪十年（1884年）《重修大佛寺》碑刻，其碑身碑文部位明显是在原碑制成后，又经重新凿削近1厘米，铲除了原有平整碑身（或碑文）重新凿刻文字。同样，其篆额天宫处“万古流芳”四字也是经铲平后再刻字。其高等级碑首、巨大碑身、驼峰、龟座、非当地精美石材、雕刻精良等特点，表明其或为辽代始建碑或原为无字碑抑或隐藏着什么秘密，令人疑惑，也让人浮想联翩。

自称是佛祖释迦牟尼转世的辽代第六代皇帝辽圣宗耶律隆绪，在白狼水（今大凌河）南岸、闾山辽代显陵和乾陵西麓、耶律倍家族的风水宝地、萧绰萧太后的故里宜州建造（续建）七佛寺（奉国寺），塑造供奉佛教基础经典中的“过去七佛”。

奉国寺大雄殿内供奉的七尊佛祖中的释迦牟尼有别于其他佛殿为主尊而列于最后位置。或天意巧合，或有意设置，圣宗耶律隆绪前面有五位先祖皇帝和一位摄政的母亲承天太后萧绰，加上他自己正好是七位。这样，耶律隆绪理所应当把佛教经典中的前六位佛祖排在自己的东面左侧（契丹人崇尚东方视左为尊），而他自己则目光朝向故乡的西南方（古印度，今尼泊尔）或是西方极乐世界。

因而，在辽代朝拜医巫闾山先祖陵墓的交通枢纽之地、辽朝国舅萧绰萧太后一支的（萧氏后族始于辽代创建者耶律阿保机的夫人述律平。述律平妈妈先后有两位丈夫，因而，辽代后族萧氏有两支。一支是述律平母亲的前夫之族，即萧绰父亲萧思温这一支，另一支是述律平亲生父亲的一族）、让国皇帝耶律倍的册封领地——宜州，便诞生了七尊列坐示佛法、闻名遐迩的奉国寺。

闻听，1913年民国时期圆通法师撰写的《锦州古刹》载：当年踌躇满志的萧太后萧绰，派人前往龙门石窟朝拜学习考察，受武则天以自我造佛像感悟，遂心怀遗愿。其儿耶律隆绪便以世间佛寺最宏伟之极的奉国寺佛祖主尊——毗婆尸佛光耀自己伟大的母后。中国古代信仰佛教的皇帝常常被视作和自认为佛的化身，寺庙里供奉的造像既是佛祖又是皇帝，佛与皇帝合而为之，屡见不鲜。

中国佛教寺院建筑

完整伽蓝格局遗存的唯一实例

奉国寺始建时建筑规模如何宏大壮美，在奉国寺遗存的碑刻记载中可窥见一斑。

奉国寺现存最早的碑刻——金明昌三年（1192年）《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圣提名记碑》记载：“自燕而东，列郡以数十，东营为大。其地左巫闾右白霫，襟带辽海，控引幽蓟，人物繁多，风俗淳古，其民不为淫祀，率喜奉佛，为佛塔庙于其城中，棋布星罗，比屋相望，而奉国寺为甲。宝殿穹临高堂双峙，隆楼杰阁，金碧辉焕，潭潭大厦，楹以千计，非独甲于东营，视佗郡亦为甲……”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大奉国寺庄田记碑》记载：“七佛殿九间、后法堂九间、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四贤圣洞一百二十间、伽蓝堂一座、前山门五间、东斋堂七间、东僧房十间、正方丈三间、正厨房五间、南厨房四间、小厨房两间、井一眼……”

1984年至1989年国家文物局对奉国寺实施大规模修缮后，文物专家在奉国寺院内考古发掘，发现了奉国寺碑刻所记载的辽代始建时的“山门、东三乘阁、西弥陀阁、长廊、正观音阁、后法堂”等建筑遗址。这一考古发现，印证了奉国寺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完整伽蓝格局遗存的唯一实例。

中华民族建筑文化

艺术的旷世杰作

奉国寺辽代大雄殿面阔9间通长55米、进深5间通宽33米、总高24米。建筑制式为五脊单檐庑殿式七铺作木构建筑，宋辽时期称为四阿顶，清代后又名庑殿式。奉国寺大雄殿内部，融厅堂式与殿堂式完美结合，创造了大木制作技术精巧与装饰繁华的极致，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遗存中高等级规格建筑的最高制式。

陈明达先生在《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一书中，从技术的角度分类定义了“海会殿形式”“佛光寺形式”和“奉国寺形式”三种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结构形式。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发表文章，极高地赞誉了中国辽代建筑为“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有的宝物”，并在《中国建筑史》中称颂“奉国寺盖辽代佛殿最大者也”。

奉国寺供奉原始佛教基础经典《长阿含经》所记载的“过去七佛”，佛祖道场的地位独一无二。奉国寺辽代七佛彩绘泥塑，通高9.5米，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最大的彩绘泥塑群；辽代14尊菩萨造像，通高2.7米，精美雕塑无与伦比。菩萨造像神态自然，肌体和服饰的质感表现逼真，生活化的写实技法超越了很多同时代的宋塑菩萨造像。

奉国寺辽代木构建筑梁架上遗存的4000多平方米内涵丰富的彩画，逾越千年时空仍鲜明绚丽，光彩夺目，世所罕见。国家文物局文物专家组前组长罗哲文先生在奉国寺研讨会上曾评价说：“奉国寺辽代彩画，除敦煌壁画外，应该是最好的。”这充分肯定了奉国寺大雄殿辽代彩绘作为稀世珍品，艺术价值极高，在建筑彩绘史和美术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奉国寺古代建筑融南北风韵于一体，同时又彰显辽代建筑的独特魅力。在中国建筑史上承上启下、贡献巨大，是中国古建筑发展史上最具重要的里程碑。其建筑特色和伽蓝景观格局，被金、元、明、清等后世佛教建筑及景观规划设计所学习借鉴，对后来者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第一座由政府开办的博物馆是南京博物院，1935年设计、1948年竣工的南博老大殿，就是仿造了辽代奉国寺大雄殿的样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见证实例

奉国寺辽代建筑大雄殿既继承了唐代建筑沉稳大方和舒展飘逸的特点，整体造型、屋顶（举折）又展现出北方特有的粗犷豪放。大雄殿梁架上的辽代精美彩绘，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技法色彩，都传承保留着唐代特有的文化艺术风韵。

奉国寺元大德七年碑刻，记载有元成宗皇帝铁穆尔堂妹普颜可里美思公主施财维修奉国寺的事迹，奉国寺元代喇嘛教风格的壁画可为实证。

奉国寺中轴线上，有一座清代的牌楼，牌楼上原有“德配天地、功等山河”匾额。牌楼背后，是满清与蒙古交融的历史。1635年，清朝皇太极的女儿马喀塔固伦公主为满蒙联姻，下嫁给蒙古的最后一位汗王林丹汗的后裔。清代的义县义州曾经有40年的时间是清朝公主的汤沐邑与蒙古察哈尔王的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