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的周繇自称是一个“野外生存专家”。
在面积约75941平方公里的长白山里，他有一套生存本领。比如，嚼哪种草根能解渴，摘哪种浆果能果腹，他一尝就知道。在没有信号的深山里，周繇不需要天气预报，通过看云的走向、闻风里的湿度，就能判断雨落下的时间，并赶在下大雨前，找到合适的避雨点。
这是他用四十多年的时间摸索出来的经验。
自1982年起，周繇开始系统地收集长白山的植物标本。四十多年里，他的野外考察总行程累计达40万公里，走破了几十双鞋。他用相机记录下云间杜鹃、高山龙胆等各种濒危的山花，拍下了48万多张照片，建立起我国最大的长白山植物图像库。
到了该退休的年纪，周繇反而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山里。这种对植物近乎痴迷的状态，让他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2023年，他入选了“中国好人榜”。随着媒体的关注，他的名字前面被贴上了许多标签，比如“植物猎人”“长白山活地图”“植物疯子”。有人把他的人生经历，形容为一部行走的植物百科全书。
周繇说，这些都是外界给的标签。
他原名“周成武”，30岁那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周繇”，“繇”字在古汉语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草木茂盛，另一个是劳役。连读起来，谐音是“周游”。
在他看来，“繇”准确映照了他的一生。“一边与植物为伴，一边吃尽苦头。”
2012年11月7日，周繇在吉林省通化县四方山拍摄水曲柳。 图/受访者提供
“我与植物”
“跑”是停不下来的。
年过六旬，周繇大部分时间依然在野外度过。为了找一株植物，他常去没有路的山林。在密林里，摔跤、迷路、被雨淋透，都是常事。每次从山里回来，他只在家里待两三天。洗干净衣服，整理好装备，又背起几十斤重的相机包，出门了。
即便回到家，他的生活依然只有植物。
在一间朝北的屋子里，周繇戴着老花镜坐在电脑前面。屏幕上，是一张放大了数倍的长白山牛皮杜鹃照片。他滑动鼠标，检查花瓣边缘的小绒毛是否清晰。他的眼睛容易干涩、流泪，但只要盯着这些植物，他能一动不动坐上几个小时。
他几乎没有业余生活。不打麻将，不打扑克，也不唱歌跳舞。他一直用着一部老式按键手机，直到最近几年，在儿子的反复催促下，才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
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周繇与植物的缘分源于童年。
1962年，周繇出生在吉林通化一个小村子里。一家九口挤在一间低矮的土房里。靠着父亲种地，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吃了上顿没下顿。”
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为了先让周繇吃饱，常常挨饿，姐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幸夭折。到了上学的年纪，父亲原本不同意他继续读书，但周繇坚持要去。为了省下学费，妹妹也早早辍了学。父亲只能更拼命地干活，最终积劳成疾，因无钱医治，撒手人寰。
姐姐的死，妹妹的辍学，父亲的病逝，像一块块巨石压在周繇身上。这种无法排解的压抑，让他长期处于一种近乎抑郁的状态。
为了补贴家用，年幼的周繇只能跟着大人上长白山。春天采刺嫩芽和蕨菜，秋天挖党参和桔梗。在当时的东北，这些山珍是换取口粮和学费的硬通货。
长白山是亚洲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野生植物达2700余种。年幼的周繇分不清它们的科属，为了挖到更值钱的草药，他向村里的赤脚医生借了一本破旧的《吉林中草药》。
书里只有简易的线描图，辨认起来很困难，但那是周繇对植物学的最初启蒙。到了15岁，周繇已经能把书上的线描图和山里的野草一一对应。他知道了长着心形叶子的细辛可以治疗偏头痛，开着紫红色花朵的朝鲜白头翁，根部可以用来治疗痢疾。
1980年，经历两次高考落榜后，周繇考上了通化联合大学。
因为从小和野草打交道，他选择了生物班。但系统地学习植物学，对当时的周繇来说并不容易。刚入学时，那些密密麻麻的拉丁学名让他头疼。他不明白为什么一棵草要对应一长串拗口的字母。他分不清微小的雌雄蕊结构，只能靠死记硬背去记分类特征。
为了看懂国外文献，他还要硬着头皮啃英文资料，用最笨的办法全记了下来。因为努力，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在那个时期，钻研植物成了周繇摆脱现实阴影的唯一出口。
他在日记里回忆，那时的自己平庸、敏感。在学校里，他总觉得自己穿着寒酸，性格孤僻，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只有面对一株株花草时，他才能感觉到一点点自信。更具体的，野外实习时，那些同学们认不出来的野草，他凭着小时候在山里攒下的经验，一眼就能叫出名字，说出药效。在这些植物面前，他找到了尊严。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山苔原带长白金莲花群落。图/受访者提供
大二那年，周繇多次跟随植物专家孙域久前往长白山西坡漫江一带考察。
孙域久告诉他，长白山有着极丰富的植物资源。但是翻开权威的植物志，会发现大量本土植物的命名人都是俄国人或日本人。在过去，外籍学者频繁来到东北带走标本，也顺理成章地拿走了命名权。
那是周繇第一次意识到，国内连一份属于自己的、详尽的东北植物彩色影像资料都没有。他第一次有了目标：他要用最清晰的影像和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1983年12月，毕业临近，周繇被分配到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担任生物教师。学校地处偏远，很多人不愿意去，周繇却觉得很满意，因为那里离长白山保护区近。他计划一边讲课，一边利用空余时间采集植物标本。
在同学和同事看来，这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决定。他并非名校科班出身，在那个没有GPS、没有数码相机、科研经费极度匮乏的年代，想要靠一己之力记录如此庞大的植物系统，无异于愚公移山。
但周繇拗着一股劲，“非要证明给你们看。”
周繇野外考察。图/受访者提供
“满屋子都是植物标本”
1984年，周繇计划从长白山北部进山，进行第一次野外考察。
为了上山，他准备了防蚊虫的驱蚊药水、标本夹、修枝剪和记录本。没有专业的户外装备，他身上套了一件厚棉衣，脚上穿着一双普通的登山鞋和套在外面的雨靴，戴着一顶遮阳帽，出发了。
在周繇最初的想象中，去长白山野外考察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但实际的过程要枯燥、艰辛得多。
山里没有路。地上的枯枝败叶烂在泥里，踩上去是松软的，一脚下去，黑泥能没到膝盖。每走一步，都得费平地上几倍的力气。林子里最难缠的是蜱虫，它们趴在灌木丛和树叶背面，人一经过，就落进脖领，钻进裤腿，扎进肉里吸血。
长白山有着明显的垂直气候带，天气变化无常。山谷里下雨，山顶可能在下雪。雨季来的时候，一个月内碰不上几个晴天。在山里扎营，半夜雨水常会漫进帐篷。到了冬天，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狂风卷着雪，白茫茫一片，能见度不足五米，走在山上，人很容易失去方向感，裸露在外的皮肤很快就会冻伤。
有时候，危险来得毫无预兆。
2000年9月26日，周繇在长白山北坡寻找一种生长在针叶林带的短果杜鹃。他顺着山坡一路往下搜寻，一阵风吹过来，空气里突然多了一股浓烈的腥味。他停下脚步，透过树丛，看见前方十几米远的地方，一头黑熊正带着两只小熊崽站立起来。
周繇一动不敢动。
几分钟后，黑熊往他的方向挪了挪，在离他七八米远的地方停了一下，最后转身走进了灌木丛。周繇在原地站了很久，手心全是汗。回去后，他在日记里写：如果黑熊扑过来，很多年后有人路过，大概只能发现一部破相机和一堆白骨。
这样的野外采集，周繇进行了上百次。十几年里，他陆续采集并记录了1000多种植物。他的课余时间被植物占满了。妻子黄杰回忆，“他出门了，我就在家帮他做标本，用报纸吸干水分再阴干。到了后来，家里满屋子都是植物标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对做植物分类的学者来说，在野外找到罕见的植物，是这项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周繇印象最深的是对开蕨。这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对生存环境要求极苛刻，只生长在阴湿、有石灰岩钙质土壤的陡坡林下。
周繇找了它许多年。直到1992年，他终于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一片阴湿乱石缝里看到了那一丛绿色的叶片。那一瞬间，他站在原地，心里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了1993年。
在通化师范学院生物系主任朱俊义的推荐下，周繇来到该校担任实验员。这是他毕业后第一次接近学术机构。尽管工作是最基础的记录数据，调整仪器，但对周繇来说已经足够了。在这里，他可以借用学校的照相机，接触到相关的科研项目。
来到师范学院后，周繇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中国做植物分类，面临着大量的研究空白。如果说在一些研究成熟的学科里做研究像是做“室内装修”，那么在当时的长白山做植物分类，就像是在一片空地上“盖楼”，每一个科属的梳理、每一张彩色照片的记录，都是在打地基。
长年的野外生活，在周繇身上留下了许多痕迹。他有一张常年被紫外线照得暗红的脸，笑起来时，眼角有很深的皱纹。因为常年在冰天雪地里扒树枝、按快门，他的好几个指关节都冻得变形、肿大。把他的手翻过来，手掌和指肚上全是常年趴在冻土上磨出的硬茧，手背上还有荆棘划留下的旧疤。
妻子心疼他，给他买了很多副手套，嘱咐他上山时戴上。面对家人的唠叨，周繇总是习惯性地把手往身后藏一藏，笑笑地说：“这都是大山的印记啊。”
不折不扣的“冷门”
除了外出考察，周繇的另一半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
把照片归类是一项需要极度耐心的慢活。成千上万张植物照片堆在电脑里，他得一张张放大了看。在屏幕前，他比对细节，查阅文献，核对拉丁学名，然后用一根手指在键盘上敲下它们的形态特征、生长环境和地理分布。
这项工作通常在深夜十一点后开始。
一间小书房，一张棕红色的旧木桌。桌上放着水杯和放大镜，周繇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房间里非常安静，只有他滑动鼠标时，塑料按键发出嗒嗒嗒的声响。
因为常年伏案，周繇坐坏过很多椅子。
妻子黄杰指着他身下那张特制的椅子说：“他一回家就扎在里面，一年能坐烂两把。后来我嫌烦，干脆把转椅底下的轮子全拆了，焊了一个实心的钢架，这才没再坏过。”
实际上，周繇主攻的植物分类学，是不折不扣的“冷门”。
在学术界，学者们更青睐那些周期短、发表快、能在顶尖期刊上引起关注的课题。相比之下，分类是慢工。它需要长期的野外采集、枯燥的标本鉴定，还要掌握复杂的拉丁文，成果产出极慢。
在他看来，给植物“取名、归类、认亲”，是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研究的起点。比如面对一棵红豆杉，分类学家需要通过野外调查摸清储量和分布，确定植物的种类和形态。
周繇拍摄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种子。 图/受访者提供
更深一步，他们要用DNA分子标记去厘清进化谱系，确定中国南方的“南方红豆杉”和东北的“东北红豆杉”到底是同一个物种，还是完全独立的两个物种。如果搞错了分类，将南方的树苗盲目引种到寒冷的东北，极可能导致树苗成片冻死。
在过去，植物研究主要依靠传统的纸质标本，专业书籍也多是用枯燥、抽象的文字来描述植物的形态。2003年数码相机普及后，周繇意识到，直观的图像比文字更有说服力。他开始尝试用几十张不同角度、不同细节的照片去展现同一种植物。
周繇对照片的要求极高，要求精美、精准、精细，还要经典。他说，“一张好的学术照片，时间、地点、角度、光线、位置和植物的品相缺一不可。”最难拍的，是高山上的微小植物。为了拍到一朵长白山龙胆或者毛毡杜鹃刚开时的样子，周繇常常要在凌晨三四点钟出发，赶在太阳升起、露水没干之前爬到山顶。
山顶风大，微距摄影最怕风。哪怕花瓣有一丝抖动，镜头里的画面就会糊。为了挡风，周繇会脱下外套，用自己的身体和背包在花草周围搭起一道屏障。整个人趴在地上，等待风停，一趴就是几个小时。
但在很多年轻学者眼里，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周繇曾想过组建团队，但同伴们觉得野外太危险，又挣不到钱，最后都陆续转了行。
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受到的冷遇，周繇“有时挺愤怒的”。他曾给一位生物学者的研究帮过忙，但因为自己的专业偏向基础分类，见面时对方甚至不愿意多说几句话。
但情绪过去后，他还是选择继续坐冷板凳。在他看来，“科学研究不分高低贵贱，不能全受外部因素的驱动，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责任感。”
另一重原因是，周繇不舍得离开。“自然太伟大了！”他觉得没有人会不为之所动，每次上山，他的心就会重新静下来，“没有坚持下来，那就说明他们不够幸运。”
但大山也不总是慷慨。
在周繇的印象中，他经历过许多挫败的时刻。有几年，为了寻找一种名为延根兰的罕见濒危植物。他曾连续十几次进山。每次他都在陡峭的针阔混交林里一寸一寸地搜寻，却连一片叶子都没找到。山里蚊虫叮咬，体力耗尽，最后只能背着空空的标本夹下山。
2010年，周繇在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镇原始森林中科考时，遇上剧毒的蝮蛇。 图/受访者提供
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上的困顿。最难的那几年，科研经费不够，他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去买胶卷、买车票，甚至要向外界筹款，才能勉强维持进山的开销。
“因为一个果子，毁了同学情”
很长一段时间里，妻子黄杰无法理解丈夫的执拗。
在黄杰眼里，植物统治了丈夫的世界。有时候为了找一株植物，他能在陡峭的山坡上耗上几天几夜。“很多人受不了那个苦，太孤单了。”她劝丈夫歇一歇。周繇不爱听这样的话，通常只是沉默，不作声。
两人1987年结婚。在黄杰的记忆里，年轻时的周繇安静、务实、从不夸口，“他能做到十分的，也许就说一分，做不到的从来不说。”
唯一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丈夫是个“工作狂”。
在家里，周繇不会做饭，不做家务，家里的琐事从不插手。黄杰形容他“油瓶子倒了都不扶”。有一年，家里换新房子，买材料、搞装修，全靠黄杰一个人忙前忙后。甚至在快要入住时，周繇自己坐公交车回家，找错了门牌号。
面对妻子的抱怨，周繇却总说：“我得和时间赛跑。”
在周繇的时间表里，时间永远是不够用的，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说，同一种植物，开花和结果是两个样。长在低海拔阔叶林里的，和长在两千米雪线以上的也截然不同。比如，大花杓兰，它们的生长周期和生境极为特殊，拍摄难度极大。“没有任何捷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进山，一次次寻找。”
2003年，黄杰被查出乳腺癌，需要做手术。当时周繇正在外地进行植物考察，由于通信不便，他没能及时赶回来，黄杰只能独自躺在医院里签下手术同意书。
一个星期后，周繇才从山里出来。他满身泥泞，背着几十斤重的摄影包赶回医院。看到病床上的妻子，周繇红了眼眶。黄杰憋了一肚子的委屈，也“哇”地哭了出来。
看着眼前憔悴的丈夫，黄杰心里的怨气消了一半。心疼最终代替了责怪，“这几十年，他一个人上山，吃了太多的苦。”
事实上，黄杰的心疼很大程度上维持着这段婚姻。
长期的野外奔波让周繇的身体大不如前。2014年11月，他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可手术后没几天，伤口还没长好，他又张罗着要进山。黄杰怎么劝也劝不住，只能一边生气，一边嘟囔着帮他收拾行李。
在后来的很多次采访中，当别人赞扬他的执着与奉献时，周繇从不避讳这些亏欠。
除了对妻子的亏欠，周繇觉得最亏欠的是儿子。从小到大，他几乎缺席了孩子成长中的所有重要时刻：开家长会、中考、毕业典礼。前几年儿子结婚，婚礼的筹备依然只有黄杰一个人张罗。
这些往事给周繇一种复杂的感受，里面有感情，也有选择。他曾剖析过自己，承认这种对植物的痴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私。
他的工资大多用来贴补野外考察和购买设备，家里没有攒下什么积蓄。“一个女人嫁给你，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周繇说，让妻子一再妥协、一再受委屈，对一个男人来说，是非常难受的。
但他还是没有停下来。
没有植物的时候，周繇显得很不合群。他很少有同辈的朋友，社交、聚会都是他不感兴趣的活动。“我没有时间，也是因为我要精选每一张照片和文字，你要保持心静，到处社交恐怕不是个好主意。”周繇说，“我没有什么朋友。”
旁人很难理解这种沉浸。即使在公开场合，和别人说话时，他总是聊着聊着就讲起他对植物的看法和情怀。别人不爱听，觉得他讲的东西太宏大，经常对他摆摆手说：“好啦，不要再说了。”
2023年，班级组织同学聚会，周繇答应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但在前一天，他看到消息说，小兴安岭的草茱萸结果了，小叶杜香也到了采收种子的关键期——这种植物的种子成熟极易脱落，且开花结实的时间不统一，集中采收难度极大。
周繇没有犹豫，连夜出发了。
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难堪，他撒了谎，说哥哥病了需要陪同去北京看病。因为爽约，后来不少同学对他有了看法，觉得他不守承诺，是一个疯子，“因为一个果子，毁了同学情”。
但周繇很少去思考为什么自己不合群、为什么别人对自己有意见。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太复杂了。他信奉的是，不管反对的声音有多大，始终做自己的事。“我有一种让自己疏离的能力，从争议中脱离出来，专注于我相信的事。”周繇说。
无法停下
2022年，周繇退休了。他回到家，跟妻子说：“一件大事做完了。”
可他从未真正退休。
他依然在和自己赛跑。他算过一笔账，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按最乐观的估计，最多能折腾到七十岁。可能是一次意外的骨折，也可能是某次突发的疾病，随时会把他的野外科考掐断。“算下来，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长达四十多年的考察、拍摄，周繇先后遭遇过7次车祸。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06年。当时，车子在转弯时失控，和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撞在了一起。他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汽油从油箱里漏了出来，混着泥土和落叶的腥气，意味着随时可能燃烧。
2006年7月15日，周繇在抚松县仙人桥镇大青川村S304国道上，遭遇了车祸。 图/受访者提供
但周繇没有试图爬出去，而是本能地伸出右手，在变形、散乱的车厢里拼命摸索。直到确认相机和底片完好无损，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时间磨损了他的身体和视力，也留下了许多成果。
从20岁到64岁，他把长白山和东北地区的植物分门别类，先后出版大型学术著作9部：其中长白山植物彩色图志4部，包括植物资源、观赏植物、食用植物；东北地区植物彩色图志5部，包括珍稀濒危植物、药用植物、湿地植物、树木、野花。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曾对《东北树木彩色图志》这部书给出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又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对东北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野生树木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作用。
2022年，在他满60周岁那年，全套9册、总重达25公斤的《中国东北药用植物资源图志》出版，550万字，收录了219科、801属、1945种植物，里面还附带了彩色照片和5000多个民间药方。
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的植物研究大多依赖于手绘图谱或标本馆里发黄的压制标本。那些标本是干瘪、褪色的，无法还原植物活着的质感。而翻开周繇的书，人们能看清一株植物真实的样子，甚至能看清花萼上细密的腺毛。在许多农林院校，这几部书成了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2007年8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王文采（左）正在听周繇对《中国东北食用植物资源图志》一书初稿的介绍。 图/受访者提供
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他的人越来越多。周繇坦言，自己其实有了私心。这种私心与名利无关。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西北，那里有更广阔、更干旱的荒漠和高山。
但现实的经济难题依然困扰着他。
几十年来，为了自费考察、购买相机和冲洗照片，周繇个人的积蓄早已掏空。而他撰写的那些大部头著作，因为受众面太窄、印数少，虽然有基金支持，但出版社能给他的往往只有一些样书，没有多少稿酬。
2026年7月28日，为了筹集去西北的经费，不善交际的周繇，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篇几百字的求助信息。
他写道：“后续的出版和科考经费面临巨大缺口，我的心情焦虑，随时都有‘壮志未酬’的担忧。希望有人能帮我纾困，买下我的两套样书。一套是25公斤重的《中国东北药用植物资源图志》定价4800元，另一套是18.5公斤重的《中国东北观赏植物资源图志》，定价6800元。”
为了能尽快把书变现，他把这两套书统一降价销售，每套2000元。如果是学生或者残疾人购买，还可以再便宜500元。
朋友圈发出去，回应者寥寥。后来，一名外地的教师在网上看到了他的故事，很受触动，自费一万元买下了整套书籍。
几天后，周繇拿到这笔钱，又在朋友圈里写了一句话：“解了燃眉之急，我撸起袖子加油干，把科考之路走得更远。”
这也意味着，他仍然无法停下。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