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承伟：科技赋能常态化东西部协作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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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协作目标正由集中解决贫困问题转向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协作方式也需要由资金项目投入向创新要素协同转变。科技创新具有重塑区域分工、提升产业层级、突破空间限制和增强内生动力的功能，应成为推动常态化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

理论逻辑

科技赋能不是把东部技术简单移植到西部，而是通过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衔接，推动协作关系由单向帮扶转向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和共同发展。

以科技重塑跨区域产业分工格局重构发展比较优势。传统东西部协作主要依据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静态禀赋展开，容易形成东部输出资金、技术和产业，西部承接项目和产能的单向结构。

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生物技术等的发展，使区域比较优势由自然禀赋决定转向资源条件、应用场景和创新能力共同塑造。东部地区在研发平台、科技企业、专业人才和市场渠道方面优势明显，西部地区则拥有能源、土地、特色产业和多样化应用场景。通过联合研发、异地中试、场景验证和规模化应用，可以形成“东部研发、西部验证，东西协同、共同增值”的新型分工，避免低水平产业梯度转移，提升西部地区在全国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中的参与程度。

以科技推动协作模式迭代升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常态化东西部协作不能继续仅仅依靠财政投入、劳务输出和一般性产业转移，而应把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深化协作的重要方向。科技创新既能改造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能源化工等传统产业，也能依托东数西算、新能源、新材料等布局培育新的增长点。

东部地区的技术、管理和市场能力与西部地区的绿电、算力、资源和场景相结合，有利于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同时，科技特派员、数字农业、智慧工厂和电商平台等技术下沉，可以降低中小主体参与现代产业的门槛，使协作成果更多转化为当地企业成长、群众就业增收和县域富民产业升级。

以科技缩小区域发展和公共服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常态化东西部协作的根本目标，是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科技具有较强的普惠性、扩散性和可复制性，可以突破地理距离对教育、医疗、就业和公共治理资源配置的限制。

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数字政务等能够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跨区域共享；农业科技、数字营销和品牌溯源能够延伸特色产业价值链，提高农民和本地经营主体分享增值收益的能力；生态治理、节水灌溉、光伏治沙等技术，则有助于统筹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与一次性资金投入相比，科技赋能更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经营能力和产业韧性，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以科技促进健全长效协作机制深化协同治理。东西部协作跨越行政区划，容易受到信息分割、标准不一、利益分配不清和考核导向差异等制约。数字平台可以汇集产业需求、科技成果、人才资源和项目信息，提高供需匹配效率，降低跨区域合作成本；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和科创基金，则能把临时性项目合作转化为稳定的组织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协作要求两地在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数据流通、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等方面建立共同规则，由此推动协作治理从行政推动为主转向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参与，从项目制运作转向制度化、常态化运行。

深层次挑战

创新要素仍以单向流动为主，双向循环尚未形成。当前，科技协作在相当程度上仍表现为东部输出技术、人才和资金，西部提供项目载体和应用场景。联合提出问题、共同组织研发、共享成果收益的机制尚未健全，西部产业需求难以及时进入东部研发体系，东部科研成果也缺少持续的场景反馈。

一些协作平台主要承担项目申报和成果展示功能，缺少常态化需求征集、技术评价与后续服务，项目之间较为分散，难以形成积累效应。部分项目结束后，技术服务和人才支持随之减弱，西部地区本土主体对外部资源依赖较强，协作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创新循环。

产业链与创新链衔接不深，科技赋能停留在局部环节。一些协作项目重设备引进、轻技术消化，重生产环节改造、轻研发设计和市场开拓。西部特色农业和资源型产业仍以初级产品、原料供给为主，精深加工、标准体系、品牌运营和数字营销较弱；部分东部企业落地西部后，核心研发、供应链和市场体系仍在东部，本地配套企业成长不足。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缺少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的长期协作，科技成果与现实需求存在脱节。部分技术项目完成验收后缺少持续服务和绩效跟踪，设备闲置、技术利用率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

数字基础设施与应用体系不匹配，新兴赛道优势尚未充分释放。东数西算等国家战略为东西部科技协作提供了新空间，但一些地区仍存在重算力设施建设、轻数据开发和场景应用的问题。跨区域网络连接、算力调度、数据确权、流通交易和安全监管规则尚不统一，算力、绿电等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等应用多处于示范阶段，缺少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和上下游配套。西部中小企业数字化基础薄弱，专业人员和付费能力有限，供给端的技术方案与需求端的实际承受能力不完全匹配，容易形成硬件投入较快、产业带动不足的局面。

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错配，本土科技能力培育不足。东部选派人才多以短期挂职、项目服务为主，长期驻点研发和产业化团队不足；西部地区在数字技术、生物育种、新材料、装备运维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职业教育、企业培训和高校人才培养与协作产业布局衔接不紧，本地技术骨干和经营管理人才成长较慢。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帮扶也存在周期较短、岗位衔接不足和经验难以沉淀等问题。现有激励政策对长期服务西部、跨区域流动和成果转化支持不足，人才“引得来、留不住、用不好”的问题仍然存在。

跨区域制度供给不足，常态化协作机制仍需完善。科技项目分属不同部门和层级，统筹协调、政策衔接和信息共享不足。不同地区在项目周期、财政管理、成果认定和采购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增加了联合项目实施难度。联合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产业化收益分配、项目风险承担等规则不够清晰，影响企业和科研机构持续投入。考核评价仍较多关注资金投入、项目数量和短期产出，对技术转化、本土人才成长、企业培育和产业链完善重视不够。跨区域科技金融、标准互认、数据治理等制度建设滞后，也增加了创新要素流动和市场主体合作的成本。

对策建议

共建跨区域协同创新平台，形成联合攻关长效机制。由协作省份共同建立科技协作统筹机制，围绕西部特色产业升级、生态治理、绿电算力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定期发布联合攻关清单。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中试基地和技术转移中心，推动研发、试验、转化和应用贯通。完善投入共担、成果共有、收益共享机制，使西部应用需求能够进入研发前端，东部科技成果能够在西部持续迭代，逐步形成项目接续、平台稳定、人员相对固定的协作载体。

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提升特色产业增值能力。科技协作应从单项技术和单个项目转向全产业链改造。围绕特色农业、文化旅游、能源化工和装备制造等产业，补齐育种研发、精深加工、仓储物流、质量标准、品牌营销等环节。鼓励东部龙头企业与西部本地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配套企业和合作社共同升级。通过科技特派员、数字化诊断和中试补贴，提高中小企业吸收技术、改造工艺和开拓市场的能力，使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当地。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治理，拓展跨区域协作新空间。统筹建设高速网络、算力调度和数据流通平台，提高西部算力、绿电等资源与东部数字产业需求的匹配效率。加快建立跨区域数据确权、授权使用、交易流通和安全监管规则，探索农业、工业、生态和公共服务数据的合规开发。围绕智慧农业、工业仿真、生态监测、远程医疗等场景形成一批可推广的应用方案，支持中小企业以低成本方式使用算力和数字化服务，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由建设投入转化为产业能力。

健全科技人才双向共育机制，增强西部内生发展能力。由短期人才支援转向长期团队合作，推行3至5年“组团式”科技服务和项目制驻点研发。支持东西部高校、职业院校和企业联合设置专业、课程和实训基地，围绕协作产业定向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建立人才双向交流、职称互认、项目互通和成果共享制度，对长期服务西部的科技人员在科研经费、职称评价和生活保障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加大对西部本土青年科技人才、企业技术骨干和基层专业人员的培养力度。

完善跨区域协同治理制度，提高常态化协作效能。建立省级统筹、部门协同、地方落实的科技协作机制，加强科技、发展改革、财政、农业农村和援派力量之间的协调。制定跨区域科技项目管理和利益共享办法，明确知识产权、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规则。改革协作考核评价，适当降低资金和项目数量权重，增加技术转化率、本地企业成长、人才留存、就业增收和生态效益等指标。加强政策标准互认和项目全过程监督，引导各地更加重视长期能力建设。

发挥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作用，形成可持续投入格局。政府应从直接包揽项目转向提供规则、平台和公共服务，支持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开展技术合作和产业投资。设立东西部联合科创基金，发展科技信贷、知识产权质押、科创保险等产品，缓解中小科技企业融资困难。鼓励高校、行业协会、科技社会组织和公益力量参与技术培训、成果推广和基层科普。及时总结闽宁协作等成熟经验，形成可复制的制度和技术方案，推动常态化东西部协作由政策驱动进一步转向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驱动。

（载于《民生周刊》2026年第16期）

【黄承伟：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农业农村部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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