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国《献血法》公布施行，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在近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透露，为适应当前献血供需新形势，《献血法》正在进行修订。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刘忠军先后两次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将献血者年龄上限从55岁延长至65岁，这也是此次修法拟推进的内容之一。
在他看来，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和老龄化社会到来，临床用血需求增加，献血者与用血者出现结构失衡，缓解用血紧张需要探索多维路径。
日前，刘忠军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刘忠军。受访者供图
“献血者与用血者结构失衡，是供血紧张的根本原因”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献血问题的？
刘忠军：外科医生的工作每天都要“见血”，对这个问题天然敏感。我最早关心用血问题是十几年前，那时就有血源紧张的现象，到了一年中缺血的季节，病人得不到血源就要延迟手术。
当时我还没有关注《献血法》，而是建议推广自体血回输，希望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血液的利用效率。尽管它改善了一些情况，但供血紧张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寒暑假、春节等献血淡季，近年来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有加剧的趋势。
2020年，我向人大提出了修订《献血法》的建议，希望将献血者年龄范围从18-55岁扩大到18-65岁。
新京报：近几年不少地方反映了用血紧张的问题，你觉得症结在哪里？
刘忠军：我认为血液供需矛盾的根本原因是献血人群和用血群体的比例发生了变化。
我国《献血法》1998年出台时，人均预期寿命在70岁左右，现在预期寿命已增加了9岁，且老龄人口的占比不断提高。老年人生病的概率比青年人更高，医疗和用血需求随之增加。
在病房里就能感受这样的变化。骨科的很多疾病为退行性疾病，与年龄有直接关系，如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髋关节疾病等。二三十年前，做手术的病人年龄都偏低，六十多岁可能就不愿意做了，现在病房里从70多岁到90岁的患者都有。十年前，我们科每年手术量八九千例，现在1.5万例左右，增加了很多。
虽然用血者在不断增加，但献血群体的年龄范围没有发生变化，其比例无疑太低了。
新京报：因缺血延迟手术的情况多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刘忠军：基本上每年都有几个时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如果没有血源可用，就只能等。
对一些不重的疾病，手术延期只是延长了治疗时间，但有些情况我们非常着急，如脊柱肿瘤患者这期间可能发生肿瘤变大，手术难度增加，治疗效果也受到影响；严重创伤的病人，更是需要争分夺秒进行救治。
扩大年龄上限，背后有何依据？
新京报：你最初提出的建议是科技方向，后来怎么切换到年龄的角度？
刘忠军：我在调研过程中关注到老龄化问题，认为用血与献血者的比例需要进行调整，扩大献血来源是最可行和实际的做法。但提高年龄上限会不会影响健康？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所以我查阅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相关法律，很惊讶地发现，全球很多国家规定的献血年龄限制基本都是65岁甚至以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也是如此，大陆或者内地在献血者年龄的限定上是相对保守的。
借鉴其他地区的做法，考虑到几十年来我国居民健康情况的改善，我认为提高年龄上限是可行的，于是分别在2020年、2024年提交了建议。
刘忠军（前排左一）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建议提交后，官方是如何反馈的？
刘忠军：我收到了一些正面反馈，尤其是第二次提交以后，人大常委会将这个议案列为当年的重点议案。202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专门委员会领导带队，与卫健委的领导来到北医三院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用血紧张的情况是否突出，当时病房里正有用血困难的脊柱肿瘤患者；他们还关心若扩大年龄是否有健康风险等问题。后来，国家卫健委也就《献血法》修订专门召开过座谈会。
新京报：如果修订通过，新增的这部分群体（55岁-65岁）是否需要接受额外的体检？
刘忠军：与其他献血者接受同样的健康检查即可。
新京报：你认为它能多大程度改变血液库存现状？公众对此接受度有多高？
刘忠军：公众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但法律的允许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增加科普宣传，逐渐改变人们的观念，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
理想的情况是根据年龄范围扩大的比例、血库库存有相应增长，这个数字可以算出来，但现实情况大概不会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做出一些努力。
节约用血需探索多元之道
新京报：你最早建议的自体血回输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
刘忠军：自体血回输技术在十几年前就非常成熟了，它可以将患者手术中流失的血液收集起来，利用其中有效成分红血球，经过过滤清洗，回输给患者。大多数无菌手术，只要不是肿瘤类别，都可以使用。在骨科，颈椎病、腰椎病等常见手术出血一般为三四百毫升，使用自体血回输，基本就不用异体血了，我们科每年上万例手术，八至九成利用自体血回输，解决了很多用血问题。
新京报：这项技术的普及程度怎样？
刘忠军：当年用得非常少，我在调研时发现医院方由于要增加设备、配备专门的人员，同时做这件事没有收益，因此缺乏动力；患者虽然愿意用自己的血，但当年的政策下，使用异体血可以报销，自体血回输需要花钱，加之宣传不够，大家认识不足，种种原因限制了使用。
这几年，该技术应用情况有所改善，医保也将其纳入，但总体而言还没有普遍推广。在血源紧张的当下，我认为这项技术有进一步普及的空间，相关部门可以通过设置考评标准，推动医疗机构应用此类技术，减少临床对异体血的需求。
新京报：关于献血者的激励政策，你认为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吗？
刘忠军：我认为对献血者不一定要给多高的物质补偿，但至少要从社会层面给到鼓励和认可，并在管理制度上进行兑现，例如在献血者及其近亲属需要用血时，尽量让其得到满足。
现在的问题在于，血库充足是“优先”的基础，因为急救病人的用血始终是要首先保障的，如果库存紧张，急救用血都很困难，对志愿者的优先也难以落实。
新京报：除了修订《献血法》，你觉得还有哪些需要做的？
刘忠军：我们应该有相应的科研投入，自体血回输是一方面，如果这项技术进一步更新，肿瘤患者的血液也能回输，就又能节约一部分异体血；在血液的储存管理方面可以更加精细化，我在外地会诊时，曾碰到当地预先申请了手术用血，术中没有用完，但血液是无法退回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浪费；各地献血用血量不一，相关部门是否也可以开展调研，看看异地调取是否可行？我认为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牵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