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朱汉民

中国古典书院制度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于两宋时期定型，是中华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时期在教育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古典书院制度定型之后，持续发展绵延不绝，体现出文化深厚、成就显著、历史悠久等一系列特色，成为中华文明古典教育的杰出典范；在东亚国家传播后，亦成为东亚儒教文明的重要文化标识。

早期：

政教相通在文教而非宗教

01

中华文明虽然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同样具有政教相通的特点，但是中华文明政教形态的“教”不是宗教而是文教。所以，在中华文明体系形成发展过程中，从事文化传承、社会教化的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从事人文教育的“师”。

开启中国轴心文明时代的孔子就是以“师”来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和文化情怀，他最高的精神冠冕就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开拓的早期儒家思想体系，对“政教”问题作了十分深刻的思考，他提出的政教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的政教思想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德”“礼”“政”“刑”的价值与效能有一套从高到低的序列评价。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所有维护社会秩序的方法措施中，“德”“礼”“政”“刑”是一种文化价值递减、效能逐渐降低的序列，即“德”高于“礼”，“礼”高于“政”，“政”高于“刑”。在中国传统“政教”体系中，德、礼属于“教”，而政、刑属于“政”。孔子通过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合理性与政治有效性作比较，肯定“教”是高于“政”的，即“德”“礼”具有更大的价值合理性与效能优先性。

西汉初步建构的文明体系、政教形态，是“秦政”与“周孔之教”的结合。从文化价值的体系上看，汉帝之政终于皈依于周孔之教；而从权力支配的关系上看，又可以理解为周孔之教归属于帝国政治。唐宋之际发生的历史变革其实体现出政教形态转型的历史要求，这一转型主要寄希望在以下方面：将汉代帝王主宰建构的政教形态，转化为宋代士大夫主导建构的政教形态。宋代士大夫既是那个时代主导创通经义的文化主体，又是主导革新政令的政治主体，故而成为推动两宋政教形态转型的核心力量。

宋：书院勃兴

与“师道”的制度性探索

02

唐中叶以来，特别是两宋时期，儒家士大夫特别强烈地表达出主导政教体系的愿望。程颐应邀担任哲宗的经筵讲官时，曾经对理想的政教形态提出了一个重要看法：“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这恰恰体现出一个不同于汉朝的、由宋代士大夫主导建构的新型政教理想的追求。

宋儒不仅仅主张“以师道自居”而拓展出对帝王的教育，同时还“以师道自居”而拓展出民间书院教育。虽然同样是“以师道自居”，前者是只有少数士大夫才可能拥有的机会，而后者却是每一个士大夫均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两宋时期书院能够勃然兴起，书院的文教成就更加显着，其产生的历史影响尤其深远。

宋代书院成型后获得迅速发展的机会，成为宋代一大文化景观。宋代书院从成型到大盛，代表了宋儒复兴师道而重建政教文明的理想追求。宋儒总是将文化推广、社会教化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他们创建代表士大夫对重建政教形态信念的民间书院，事实上成为他们能够留下的重要文教成果。

1.宋代的师道复兴

宋代书院兴起与宋代师道复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宋儒重新张扬先秦孔孟等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精神，努力推动宋代书院的建设，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推动新的政教形态形成。所以，古典书院成为宋儒推行其政教理想的制度性体现。

宋代史家马端临曾经指出：“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兴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的州县之学，其实均是因朝廷诏旨而创建的官学教育体系。当这个体系演变为依附科举的利禄之学后，书院必须承担起文化传承、政教相维的使命，故而书院成为“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的教育组织，这正是士大夫希望斯文重建而创办和主导的文教体系。

士大夫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教观念，通过复兴师道而重建中华文明的理想，他们执意要将书院打造成为理想的文教典范。重视师道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之一的胡瑗就鲜明表达自己政教理念，他在《洪范口义》探讨的国家治理大法中，就包含着他追求师道与重建政教的理念。

胡瑗在对《洪范》的经典诠释中，强调师道的重要性，努力提高“师”在儒家理想政教形态中的地位，如“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由师而后兴也。故传曰‘国将兴,尊师而重道’。又曰‘三王四代,惟其师’。故师者,天下之根本也”。胡瑗将“师”的地位提高到天下之根本的地位，其实也是强调“师”应该居于政教形态的主体地位。如果从这个视角考察宋代书院的兴起，就能够对古典书院与中华传统政教文明的关系有深一层理解。

古典书院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制度，其实是中国传统教育成果的集大成者。这种新型文化教育组织的特色，不仅是它继承、发扬了早期儒家以“师道”为使命的政教文明特色，还可以说，宋代书院的定型恰恰是完成了“师道”的制度性探索。

两宋时代兴起的书院制度，其实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悠久的教育传统，包括先秦诸子私学、汉代经师精舍、魏晋名士清谈、隋唐寺院禅修等等。作为一个教育组织机构，特别是作为一种士人自由讲学、研究经典、学术辩论、修身养性的独特文化教育组织，宋代书院得益于千百年来教育形式的不断探索、不断积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成功的教育制度和讲学形式，在宋代书院这里似乎均可以找到。

先秦以来，中国学术史、教育史曾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即所谓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的不同学术形态，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教学内容的演变和发展，也包括相应教育制度、教学形式的演变和发展，而后者恰恰是书院制度的渊源。没有士大夫从事教育实践的长期积累，就不可能有宋代书院的形成。宋代书院成功地将以前教育实践的成果，都吸收、集中到这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中来，从而形成了代表儒家士大夫理想的书院制度。所以，书院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延续千年的教育-学术机构，是集传统教育之大成的结果。

2.以士大夫为本位的政教理想

由于书院不依靠朝廷的正式诏令而建立，其制度建设的重要特点，就是以士大夫为本位的政教理想为范型。所以，书院的主持者、管理者并没有纳入朝廷的官学教职之中，书院聘任山长、选择学生有着独立自主权。

这一种书院制度也促进了书院生徒的自由流动，他们可以择师而从、来去自由。所以，清人黄以周说：“沿及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遂遵其学馆为书院。”正是由于书院管理的相对独立性，使得许多儒家士大夫获得了文教的相对自治权，他们希望推动由“教”主导“政”的理想文明形态建设。可见，宋儒复兴的师道精神，其实是为了强化师儒在政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范仲淹在天圣五年（1027年）的《上执政书》中说：“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礼乐，以防微杜渐者，道也。”在中国文化体系中，“道”是能够主导天下的最高思想，这一个“道”体现在“政”就是“王道”，而体现在“教”就是“师道”，它们具有相通的政教精神与文明内涵。所以，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宋儒在推动书院制度定型的同时，也代表了宋儒对政教文明的理想追求。

理学家朱熹在论述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时说：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与相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指石鼓书院)，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3.理学对北宋书院发展的作用

民间学人身份的士大夫创办书院讲学的活动兴起以后，很快受到官方的表彰。宋初皇帝通过赐额、赐书、赐学田等方式，倡导、支持书院办学，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蓬勃发展。北宋时期许多著名的书院，包括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既与创办人的教育成功有关，还与宋代朝廷的鼓励褒奖有关。这些书院被列为宋初著名书院，基本上都获得了朝廷赐额、赐书、赐学田的特殊待遇。

北宋书院的发展，更加重要的是有一大批杰出的学者、教育家的积极参与。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经历大发展的历史时期，理学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思潮，其兴起的主要宗旨是复兴先秦儒学传统，重振儒家纲常伦理，并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去培养人才、改造社会。

宋代理学的先驱人物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对北宋书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范仲淹曾主持应天府书院；随后，胡瑗、孙复、石介，此“宋初三先生”均对北宋书院有重要影响。石介在泰山创建书院讲学，并撰有《泰山书院记》，表明振兴儒学的办学宗旨。景祐二年（1035年），孙复应石介之请，讲学泰山书院。另外，孙复还曾在应天府书院任学职。胡瑗虽没有创办书院，但他所创立的“苏湖教法”对北宋书院影响很大。

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在理学史上有着杰出的贡献，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力图为儒学完成“寻源探本”的任务。周敦颐还创办书堂讲学，他晚年隐居庐山北麓时，建有濂溪书堂，读书讲学其中，直到逝世。程颢、程颐兄弟曾从学周敦颐，他们因提出“天理”学说而奠定了理学的思想体系。元丰五年（1082年）程颐居洛阳讲学时，曾于洛阳城南四十里处建伊皋书院，这所书院成为他传播理学的基地。另外，二程兄弟还讲学嵩阳书院。可见，周、程不仅是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实现理学与书院结合的重要开创者。

北宋创建的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四大书院”。学术界历来就有关于“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南宋学者范成大认为“天下四书院”是徂徕、金山、石鼓、岳麓四书院；吕祖谦则提出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为四大书院；王应麟《玉海》从吕祖谦说，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又以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天下四书院”。这还只是宋代学者关于“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如果把明、清学者的不同意见列进来就更多了。在这种不同说法中，吕祖谦提出的四大书院得到较多的赞同。因而，人们一般都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列为“四大书院”。

4.理学思潮与书院教育密切相关

北宋理学家办书院讲学，尚处于创始阶段。南宋理学家更加重视书院建设，从宋高宗南渡以后，理学家们纷纷创办书院讲学，使理学和书院同时勃兴，从而推动了书院的发展。这段时期内几乎所有的理学学者都在创办书院、主持书院的教学，许多理学学术活动都在书院举行，大量理学学派也是在书院形成。这时，理学思潮和书院教育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早在南宋初年，将“二程”洛学南传的两个重要学派——闽学、湖湘学，即和书院教育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程门大弟子、开启道南学派的杨时，即在常州建有毗陵书院、在无锡建有昆陵书院、东林书院，既推动了理学的南传和发展，又推动了南宋书院的传承。与此同时，开启湖湘学派的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湖南湘潭创办碧泉书院、在衡山创办文定书堂讲学，将书院体制与理学学派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碧泉书院培养了许多著名理学家，包括张栻、彪居正等在内。

到了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史称“乾淳之盛”。这时期的学术界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派理学家都在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使书院成为理学学派基地。理学家纷纷以书院为基地开展教学，并且留下了大量书院讲义。理学与书院的密切结合，推动了理学思潮的发展并形成了大量理学学派，理学学术的繁荣又推动了书院建设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所谓“南宋四大书院”，而主持这四大书院的恰恰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四位理学家。

首先是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理学与书院相结合而形成的“乾淳之盛”，张栻是最早的开启者。岳麓书院建立不久就受到宋真宗召见山长、赐书、赐额的礼遇，故而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南宋乾道元年湖南安抚使刘珙修复岳麓书院，请张栻为新修的岳麓书院撰写了《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并聘请张栻主持、讲学书院，张栻同时还主持了其父张浚创办的城南书院。张栻在主讲两院时总是以《论语》《孟子》为讲义。他的主要著作《孟子说》《论语解》均是以他在两院的讲义为基础而成书的，所以，张栻在乾道九年（1173年）刻印成书的《孟子说》之前，有《孟子讲义序》，可见此书本为张栻的《孟子讲义》。当时他在长沙主要就是主持长沙的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故而《孟子讲义》应是当时两所书院的讲义。

其次是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也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曾获宋太宗的赐书，但一度被毁。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主持白鹿洞书院的讲学。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请另一位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专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最终成文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载于《陆九渊集》卷二十三。朱熹亦为讲义作跋，名《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载于《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

其三是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乾淳四君子之一的吕祖谦，系浙江婺州人，他所创立的学派称“婺学”或“金华学派”。吕祖谦晚年在婺州明招山创建丽泽书堂，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经史之学时，留下了一些讲义。据吕祖谦《年谱》“附录”卷一记载，他于乾道五年（1169年）编有《春秋讲义》，是他在严州州学讲学的讲义；而他于淳熙六年编有《尚书讲义》，则是主持丽泽书院的讲义。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收录有吕祖谦的《丽泽讲义》，内容包括《周易》《诗经》《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其四是陆九渊主持的象山书院。象山书院最初名象山精舍，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形成后，将其心学渗透于象山精舍的教育制度、教学活动之中。陆九渊讲学注重“发明本心”，陆九渊在精舍中总是将“启发人之本心”作为自己讲学的宗旨和方法。陆九渊创建象山精舍讲学，使其学术和教育活动皆达到极盛。象山精舍成为陆九渊之学的学术基地，并因此而成为闻名全国的道学基地之一。

南宋时期，由于理学家积极创建和主持书院，使得书院作为一种完善的制度形态终于趋于成熟。自由讲学、学术研究、问难论辩等书院精神也得以充分地体现出来。理学作为一股新兴的学术思潮，对中国书院的精神和制度建设、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儒不仅奠定了宋代书院成己成物的教育理念，同时推动了讲学、祭祀、藏书的书院规制的转型，使宋代书院成为中国古典教育的典范。

元明清至近代：

传承中国传统书院制度和书院精神

03

元代、清代有大量书院出现官学化倾向，它们或纳入官学体系，由朝廷直接委派山长；或由朝廷、地方官府强化对书院的行政管理，对书院师生实行督查、奖惩等措施。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朝廷的“政”主导了书院的“教”，士大夫在政教形态中的主体性地位下降。但是，从文明意义而言，书院追求的政教相维的基本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由于书院的特殊形态与历史传统，元明清时期的士大夫群体往往可以一定程度保留宋儒创办书院的初衷，继续通过书院发挥自己作为文教主体的重要作用。总之，只有将书院制度纳入宋儒政教相维的文明体系，书院教育的历史意义与人文价值，才能够得到更深一层的理解。

自从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以后，延续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突然被废弃。当时的文化界、教育界将此责任，归结为晚清书院的腐败，书院无力承担文化教育近代化的历史使命。其实，书院改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世界大势与历史背景。晚清以来，中华文明本身就开始经历“凤凰涅槃”式的自我改良或自我革命。

在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几大主流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等，都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愿景有完全不同的设计。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不同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都对书院废弃表达出不满。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认为书院之废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办湖南自修大学，明确表示要继承书院传统。另外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钱穆等，则直接恢复传统书院或创办现代书院，以传承中国传统书院制度和书院精神。显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于中国传统书院有非常深厚和独特的文化价值，这些政治观念、思想观念不同的各界人士，同时对晚清时期简单粗暴地废弃书院提出批评。

当代：古典书院

的复兴和现代书院的重建

04

然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近几十年来，中华文化复兴的思潮正在日益发展。在中国文化复兴的浪潮下，书院也开始逐渐复兴，并显示出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人们在思考和呼唤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复兴的时候，古典书院的复兴和现代书院的建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教育现象。

书院复兴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同时也成为现代中国式高等教育的创新点。古典书院具有中华文明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它表达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历史成就与人文特点，能够为中国式现代高等教育创建和发展提供丰厚资源。古典书院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典范，应该在中华文明现代复兴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标志性成果。

唐宋之际古典书院兴起，其历史背景是先秦古典文化的复兴。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复兴是由一批重要的儒家士大夫来推动的，包括从北宋的范仲淹、孙复、石介、胡瑗，到南宋的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学者，他们既是革新政令的推动者，也是文化复兴、儒学重建的倡导人，同时也是创办书院以推动教育改革的人物，他们大都参与宋代书院的建设和发展。

现代书院的兴起和发展的文化现象背后，同样是中华文化现代复兴的体现。当代中国正面临文化复兴、文明崛起的重要历史机遇。当代书院兴起的背后，必须要承担起中华文化复兴的使命，重建和新建的各类书院，同样是和整个中华文化复兴的需求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凤凰涅槃式的重生过程，中国传统书院也会如此。应该说，20世纪的中华民族一直在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富强之梦，但是，21世纪的中国复兴之梦不仅仅是富强之梦，而应该是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之梦。而我们强调古典书院的现代复兴，会在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中发挥自己的文化教育作用。应该说，古典书院不仅要承担中国文化复兴的使命，它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体现。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