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的新衣》里，面对权力和谎言，孩子勇敢地说出了真相；在《小王子》中，孩子用纯真刺破了成人世界的理性、麻木和虚伪；在《长袜子皮皮》里，孩子打破了社会的规训，冲击着成人世界的无趣。
这些故事都在证明：孩子的力量不容小觑，也从来不会被年龄限制。面对儿童，成年人更应该秉持着尊重的态度，向儿童学习如何探索这个世界。儿童文学作家常立也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的新作《鱼王与沉船》中，他用儿童能够理解的故事回答了一个宏大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向孩子讲述战争？
这看起来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战争”“死亡”和“失去”常被成年人归类为不适合与孩子讲述的话题，但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在采访中曾提及，儿童文学是最爱好和平的文学，和平也是儿童文学永恒的母题。同时，在儿童的生活中，探讨这些话题有利于他们理解生活，更有利于社会未来的发展和进步。只是这样的主题需要在一个安全的氛围里开展，而《鱼王与沉船》就提供了一个温柔、有力的故事氛围。
儿童文学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从《铁丝网上的小花》到《穿条纹衣服的男孩》，从《烟雾弥漫的夜晚》到《战马》，优秀的儿童战争题材作品一直在尝试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在不剥夺孩子安全感的前提下，让他们理解世界的复杂性。《鱼王与沉船》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回答路径——不是通过淡化历史的残酷，而是通过赋予儿童以主体性，让孩子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而非被动的受保护者。这种处理方式，恰恰暗合了当代儿童文学理论中“尊重儿童主体性”的核心命题：儿童不是未完成的大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并以自己的力量参与其中。
《鱼王与沉船》
作者：常立
绘者：冀策
版本：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6年5月
双线叙事：历史与童真的交响
《鱼王与沉船》是一部基于“里斯本丸”沉船真实事件改编的绘本。1942年10月1日凌晨，美军潜艇“鲈鱼”号接受命令，向日本货船“里斯本丸”号发射鱼雷。船上载着的不是货物，而是1800多名英国战俘。日军接受命令封死舱门，随后还向跳海逃生的战俘开枪。就在这个时候，附近舟山群岛的渔民听到了枪声和呼救声。渔民们驾驶着小舢板，在波涛汹涌中展开生死救援。一次、两次、三次……他们救起了384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面对这个历史事件，常立没有让历史“迁就”儿童，而是为历史搭建了一座通往儿童的“桥”。他在故事中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虚构的：小渔民阿根和柳香出海寻找传说中的“黄鱼王”，等待爷爷从海上归来；一条是真实的：载着英国战俘的“里斯本丸”号被美军击沉，中国渔民自发救援。两条线索既独立又交织。开篇时左右两页单独叙事，随着翻页，两条故事线索交会形成跨页，后来又交换叙事位置，在两侧展开新的“平行时空”的故事。
《鱼王与沉船》内文图。
这种双线叙事并非简单的结构技巧，它深植于绘本这一媒介的独特语言之中。学者佩里·诺德曼在《儿童文学的乐趣》中曾指出，图画书包含文字的故事、图画的故事，以及两者结合由读者参与的“第三个故事”。《鱼王与沉船》将双线叙事与图画书的物理特性——中缝与翻页——深度融合，让结构本身成为意义的载体。左页是孩子的渔歌，右页是战俘的呼救，翻页的动作就成了一座桥，连接着两个世界。
画家冀策利用相同的色调、相似的构图，把两个看似无关的情节悄悄连接起来：孩子侧耳倾听，战俘在用摩斯电码传递消息；孩子在海面上撒网，战俘在船舱中泵水；孩子唱起渔歌，战俘突出重围。这种视觉上的呼应，在叙事学上被称为“平行蒙太奇”，两个时空的事件通过交替呈现，在读者心中产生意义的叠加与碰撞。当孩子在海面上唱起渔歌时，战俘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当孩子在为捕不到鱼而懊恼时，战俘正在为活下来而拼尽全力。两条线索最终交汇时，历史与童真完成了最震撼的共鸣。
从并行、交汇、再分开，扉页呈现的DNA双螺旋结构，既呼应了故事的主题——生命的重要性，也象征着生命的传递。除此之外，其中的一小段还能看作鱼的造型，对应书名中的“鱼王”，以此可见作者的巧思。
在翻页的过程中，孩子能够发现：海的那一边，正在发生什么。不需要说教，孩子看到战俘被困在越来越小的深色画框中，便会感知窒息；不需要灌输，孩子看到渔民驾着小船冲向风浪，便会懂得何为“不忍之心”。好的作品往往不会直接告诉读者答案，而是在文本中预留理解的路径，让读者自己在阅读中生成意义。双线叙事就是这条路径：孩子跟随阿根的眼睛看见历史，不是被告知历史，而是发现了历史。
《鱼王与沉船》内文图。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这种叙事方式还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认知转化：它将战争从“遥远、抽象”变得“真实、可感知”。皮亚杰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依赖于具体的、可感知的经验锚点。“鱼王”的线索恰恰提供了这样的锚点，孩子先理解了阿根的等待与期望，然后才能将这种理解迁移到对战争中人们的处境与抉择的体认上。虚构不是为了遮蔽真实，而是为了让真实可以被感知。
重构历史：在虚构中照见真实
文学作品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戳穿现实的幻影，一种是描绘美好的理想。就像悲剧和喜剧，都有各自的力量。不同于历史的是，故事中藏着作者的希望。常立用“箭垛式人物”的塑造方法，塑造了在沉船这条故事线中的主角泰勒，他把信号兵托马斯、卡思伯森上尉、汉密尔顿少尉等人的故事安在了泰勒身上，也让现实中没有等来父亲的女儿，等到了自己的父亲。阿根因为选择营救战俘，错过了鱼王，但他的遗憾圆满了泰勒的家庭，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圆满呢？
将虚构和真实巧妙地融合，故事更加动人。这些虚构彰显了故事的力量，也让这段历史更为震撼。
《鱼王与沉船》内文图。
“箭垛式人物”是中国民间文学中经典的塑造方法，阿凡提、徐文长、诸葛亮等人物身上，都集中了同一个类型的大量故事。常立将这一传统方法运用于历史主题的图画书创作，赋予了它新的生命。为什么需要“箭垛式”的人物？因为在有限的书页篇幅中，要让儿童读者对一个陌生的历史人物产生情感联结，需要一个足够丰满、足够具体的形象。分散的真实人物细节纵然各自动人，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情感的焦点。而将多个真实人物的经历集中于泰勒一人身上，就创造了一个情感的“锚点”——读者跟随他的命运起伏，便能够体会一个群体的悲欢。
真实历史中，3号船舱的战俘生还的人是最少的。常立让泰勒逃了出来，让站台上的女儿等到了父亲。这个“改写”并非对历史的不尊重，而是对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诗比历史更真实”，历史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诗歌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在文学的意义上，“可能发生的事”更具有哲学意味，更具普遍性和必然性，也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常立在故事中虚构的部分，正是让“可能发生的事”发生——它不代表历史被篡改，而代表一种更深刻的“真实”被传递：真实的历史中，有太多这样的女儿没有等到父亲归来；而文学的使命，是让这种失落被看见、被记住，并以另一种方式获得补偿。
常立没有把儿童当旁观者，而让他们成为叙事的参与者。 孩子的眼睛跟随阿根的渔船，一步一步靠近历史的现场。虚构的“鱼王”线索，像一根引线，把孩子安全地引入历史的深海。
油画美学：以厚重质感叩击心灵
除了叙事结构，这本书在视觉语言上也下了很多功夫。画家冀策用不讨好的厚重美学对抗低幼化，采用现实主义油画风格，反复推敲真实事物的造型、解剖、光影及色彩关系，细致入微地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场景。
书中的许多画面都有历史依据：“里斯本丸”号的船身来自“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纪念馆的老照片；战俘托马斯把妻子的照片藏在墨镜镜框里，是真实发生的事；甚至长大后的“阿根”，也有现实原型。最动人的一个跨页，致敬了世界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但把画中的女神换成了孩子。这个设计无声地宣告：历史的舞台，也可以有儿童的席位。当孩子看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形象出现在艺术史经典构图的正中央时，他们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邀请——这个故事与你有关，这段历史也与你有关。
《鱼王与沉船》内文图。
画家选择油画而非常见的水彩或数码绘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油画的厚重质感天然地承载着时间的重量——它的覆盖性、它的肌理、它干燥和变化的缓慢过程，都在隐喻着历史的沉积与记忆的留存。而现实主义风格的坚持，则是对那段历史尊严的维护：不需要用甜美的画风来软化战争的残酷，孩子的理解力不需要以失真为代价。
在图画书研究中，“风格即意义”是一条基本准则。低幼化的卡通风格传递的是“这只是一个故事”的信号，而现实主义的油画风格则无声地宣告：“这件事真的发生过。”这种风格的选用直接影响了儿童读者的接受方式——当他们看到那些厚重的笔触、深沉的色调，他们的身体会先于认知做出反应：这是严肃的，这是重要的，这是需要被记住的。在这个意义上，绘画风格本身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生命教育”。
超越故事：善良与勇气的传递
这样一个独特的儿童视角的战争叙事带给孩子的是什么？相信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会有不同的感触。学龄前的儿童可能会遗憾阿根错失鱼王，小学段的孩子会通过阅读初次了解战争的残酷，年级更高的孩子会思考人的选择。因为在故事里，不同的势力都基于命令行动，而只有中国渔民基于本心。在规则与人性的冲突中，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当代孩子最稀缺的思维能力，也是未来社会最需要的底层素养。
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提出，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被不断生成和丰富的。《鱼王与沉船》正是一个具备这种“可生长性”的文本：五岁孩子在其中读到的是故事，十岁孩子读到的是历史，再大一些的孩子和成人读者能从中读到关于人性、选择与和平的复杂命题。
书中“命令”与“本心”的对立，构成了故事最深层的哲学内核。美军接受命令发射鱼雷，日军接受命令射杀战俘，英军接受命令投降——每个环节都符合“规则”，但“符合规则”不等于“正当”。当“命令”与“本心”发生冲突时，舟山渔民的选择给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答案。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些古老的中国智慧在这个故事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它不是以说教的方式，而是以行动的方式被呈现。
我们谈论战争，是为了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和平的生活，更是为了让孩子在历史的镜中，看见人性永恒的光辉。
《鱼王与沉船》内文图。
《鱼王与沉船》以儿童视角的叙事、可感受的艺术、可共情的情感，完成了一次对战争题材的破界书写。它让我们看到，英雄不一定是大人，也可以是驾着小船出海的少年；历史不必是教科书上苍白的文字，也可以是孩子指尖划过书页时，心中涌动的震撼与思考。舟山渔民在“里斯本丸”沉没时义无反顾的救援，那些沉寂于海底的生命，那些被勇气托起的新生，以及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需要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重新打捞，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永恒的真理：在命令与规则之外，有一种力量叫“本心”；在绝望与恐惧之中，有一种希望叫“选择”。
当孩子合上这本书，他带走的不仅是一个关于战争与救援的故事，更是一颗在故事中悄然生根的种子——关于在所有人都说“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依然可以听从内心的声音，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也许正是这本书最珍贵的馈赠：它让孩子相信，自己的选择可以改变什么；也让大人相信，孩子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撰文/卢科利
编辑/王铭博
校对/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