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陈伟明

地处侨乡的广府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从中国走向世界，维系着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赤子之心，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凝聚侨心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今日，以广府文化为纽带，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的联系交流，对推动祖国的统一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各地域、各民族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晶，亦是中国人民留给世界的一笔珍贵精神财富。海纳百川、地处侨乡的广府文化，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

“广府”即“广州府”这一行政区划的简称。广府文化，主要是指粤方言区，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西江地区和广东西部沿海地区的区域文化。广府文化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与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一样繁花似锦，而且至今依然保有蓬勃的生命力，成为广东省重要的区系文化之一。

广府文化的区域传承：

移民、兼容、开放

广东地区，背山面海，北有五岭与内地隔绝，历史上曾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南征岭南，最终将其纳入治下。此后为加强管理，均实行驻军留守、徙民南迁的办法巩固统治。先进的中原文化逐步南渐，促进了当地发展，也与原有的土著文化不断碰撞、融合，逐步形成了以广府为中心，以粤语方言为主的广府文化区域。

在岭南，“府”的设置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南北朝所设的广州都督府。隋唐时期设置总管府和广州都督府，但因其为官署，还未形成“广府”的区划概念，直至明代始设广州府，辖1州15县。到了清代，广州府管辖14县。除了广府人居住此地以外，杂居在这一地区的汉族居民还有客家人、疍家人等，少数民族则有回族和满族。

广府文化首先是一种移民文化。先秦时期，珠三角地区是一片大海，今珠三角中部、广州部分地区仍是被海水淹没的河口湾。这里居住的是百越（先秦时期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各个部落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的其中一支——被称为“南越”的少数民族部落，主要分布于粤西和粤东地区。

秦始皇平定岭南后，设立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南海郡下设博罗、龙川、番禺、揭阳四县，任嚣被委任为南海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秦军在此筑番禺城（今广州），史称任嚣城，为岭南地区最早的地方建置。赵佗上任后，采取“和辑百越”的族群政策，上书秦始皇，要求从中原迁居50万民众至南越，促进中原和南越两地的民众融合。

历史上几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广东地区都成为南下移民的最后归宿地。第一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少数民族政权更替纷争，战乱频仍，导致大批民众南迁。第二次是在两宋时期，金人南下与蒙古族席卷中原，战祸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无数平民百姓田园被毁、生计无着落，为避兵燹，百姓被迫举家南迁。第三次是在明末，明王朝灭亡，清军南下，中原人士大量逃亡流移广东。

广府文化是一种兼容文化。南下移民潮的多元文化，都汇聚广东，经过岁月的洗礼，磨合兼容，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广府文化，既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各地域文化的一些优秀特色，也体现了地区特点和文化风貌，各种文化内容相互交织辉映，形成了广府文化多元兼容的内涵。公元前219年灵渠的开凿、潇贺古道的开通，也大大加强了中原文化与岭南当地文化的融合和交流，给桂江、西江流域带来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

广府文化是一种开放文化。广东地区作为历史上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一直承受着中国历史上几次移民大潮的人口压力与文化冲击，得益于广府文化一直不断兼容，最终形成了广府文化的开放特点。

唐代，张九龄凿通大庾岭道（梅关古道），番禺城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了从海外经广州口岸进入中原的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时代。梅关古道的开辟，重塑了岭南的商路，成为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通达四方。可见，广府文化不仅对内开放，而且还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将外来文化和本地的文化精髓融合、传承和延续，发扬光大。

自汉唐以来，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广州为首的广东地区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丝绸、茶叶、瓷器等从这里传向世界各地，千帆百舸，迎来送往，不少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篇章在此谱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传播海外，为世人所瞩目。而西方文化也由此道入门，交流互鉴，影响国人，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源源不断，潮涌而至，为广府文化提供了更多外来的养分，逐步形成了广府文化的开放特色。

从诸多历史考证来看，广府源头可溯至梅关古道上的南雄珠玑古巷（原称敬宗巷）。千百年来，曾先后有150多个姓氏的先民自中原南下，经此古道，他们或暂时歇脚，或滞留长住，经几代繁衍后再中转南下珠三角，而后又因战乱等原因大举南迁珠三角、港澳及至海外，珠玑古巷可谓是中华民族拓展南疆的中转地。

承继传统，创辟新域：

节庆、饮食、重商

广府文化善于吸收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善于把各地区各种地域文化中的进步元素贯通于自己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精神中，广东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保留地与延续地。

而对于西方文化的精华，广府文化也具有接受新生事物的开放意识与文化氛围。在中国近代史上，广府地区成为引进先进西方文化的先驱地，在这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最早的西医、最早的新式报刊、最早的科技人员、最早的铁路工程师、最早的资产阶级改革家和革命家，均反映出了广府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开放特点。

众所周知，名闻世界的广府饮食文化，尤以奇珍异兽的烹制著名，实际上也是广府文化所具开拓性传统的延续。历史上广东地区主粮主食生产消费不足，采集渔猎成为重要的补充。广东地区环境湿热，蛇虫鼠蚁较易繁殖滋生，广府人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敢于尝试创新，长期食用一些令中原人士望而生畏的野生动物，造就了广府饮食文化的奇异特色。

开拓创新的广府文化精神，也使近代史上的广府地区，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鸦片战争爆发后，广府地区涌现了一大批革命志士。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都是由广府人率先举起大旗，这与广府素来存在勇于开拓的文化氛围有直接的关系。

务实苦干是广府文化的又一重要特点。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位实干的革命家，他曾经指出：“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它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这些朴实无华的思想认识，正是广府文化务实求实精神的体现，也正是具有这种务实的思想认识，孙中山先生才会在新旧民主革命的重要关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掀开了国共合作的新篇章。

务实先行，更反映在广府地区的重商兴业。长期以来，广州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带动了广府地区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重商言利，成为广府文化的又一重要特色。广府年夜饭，不少菜式都与商利有关，如“发财就手”“金钱满屋”“年年有余”“财源滚滚”等都体现了广府文化崇商重利的特征。

广府风情，世界共享：

身份认同、文化载体、经济纽带

广府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持久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历史上，广府地区最早与海外交流交往，不少官员、商贾、民众由此出洋，留在海外，成为最早的华侨华人。他们在海外的发展中，自觉不自觉地把广府文化传扬海外。广府文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为海外华侨文化的最早最深厚的源泉之一，对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对于身份、文化的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广府文化可以说是华侨华人的世界性文化。广东是中国最大的侨乡，据不完全统计，至2023年底，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有近30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次，广府文化也是华侨华人的主流性文化。因为广府文化兼容开放的特点，既令海外华侨华人更容易接受侨居国的文化，有利于他们在海外和谐发展，也容易为异国文化所接受，从而使海外华侨华人立足海外，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中。广府文化的不少内容，已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主体，不仅为华侨华人所接受，也成为海外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品牌”，如粤剧粤曲文化。

另一个典型就是粤菜在海外的流行普及。如前所述，饮食文化也是广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府粤菜名闻世界，不仅为海外华侨华人欣赏称道，连外国人也为之吸引。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广府华侨开的餐馆最多。当今粤菜已成为世界各地唐人街的招牌菜。这也是广府文化兼容开放特色的体现，推动了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扬，成为华侨华人的主流性文化品牌。

广府文化也是华侨华人的商业性文化。广府文化重商兴业，在海外华侨华人中也得到很好的传承发扬。早在明清时期，广府华侨首先是在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在侨居国开始了营商创业。由于敢为人先，先后从外贸业发展至种植业与加工开采业，推动了侨居国经济乃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经过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广府华侨华人经济遍布全球，已经从商业、服务业转向工业、金融业，从单个企业向集团经济、跨国公司发展，展示了业务多元化、组织集团化、产业国际化、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其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20世纪50年代，大批香港人移居英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批原印支的广府华侨移居英、法等国，使广府华侨华人的经济也从传统的东南亚、美加地区，进一步拓展至欧洲地区。广府华侨华人承继发扬了广府文化的务实、重商特点，继续在世界各地经商兴业，也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体系中。

广府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由于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其在海外华侨华人当中分布广、影响大。以地域文化的传扬为契机，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的联系交流，增强祖国统一的信心与决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广府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发展特色，及其在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作用，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