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铭  代晨强

京杭大运河通南北、连古今，串联起运河沿线无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明清时期在京杭大运河上活跃着的晋商对运河沿线戏曲艺术、传统武术、传统工艺及制作技艺、民间信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上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金水道上的劲旅

京杭大运河是元代在隋唐大运河基础之上裁弯取直重新沟通中国南北的运河，沿用至今，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线，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繁荣、推动文化融合、加强中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历来为世人所关注。学界对于京杭大运河的研究较多，成果丰硕，自2014年6月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相关研究成果更是集中涌现，层出不穷。

就学界对京杭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而言，主要集中于对运河沿线整体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概括介绍：或是对某一河段、某一区域非遗的研究，或是对某一个、某一类非遗的专题探讨，或是对非遗传承与保护状况的关注、对非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总结、对非遗相关文献的挖掘与整理等等。目前，尚缺乏对京杭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变与商人的关联研究。

另外，关于晋商与京杭大运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晋商与京杭大运河的综合研究、晋商在运河沿线某一区域或地点的商业活动、京杭大运河沿线山西会馆、晋商与京杭大运河沿线戏曲和民间信俗的研究等，而对晋商与京杭大运河沿线非遗传承历史之间关系的挖掘还略显薄弱。

实际上，晋商作为京杭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上活跃着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在历史上就对京杭大运河沿线传承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即尝试对晋商与京杭大运河沿线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梳理与探索。

晋商与运河上南北交融的

戏  曲  艺  术

京杭大运河作为连通南北的水路要道，发达的漕运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也为各种戏曲艺人的表演提供了重要的舞台，南北戏曲因此得以汇聚、交流、成长。山西商人作为南北戏曲表演艺术的支持者，为运河沿线各种戏曲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得这些表演艺术得到较好的传承与发展。

在历史的传承中，现今运河沿线还在流传的河北梆子、山东梆子、江苏梆子、昆曲、京剧等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多可以看到晋商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山西商人酷爱戏曲，运河沿线各种戏曲的形成、兴盛与山西商人在运河沿线的流动和经济支持是分不开的。商路即戏路，山西商人在外经商的同时，也把家乡流行的梆子戏带到了大运河沿岸的城镇，在运河沿线会馆中的戏楼成为家乡戏曲表演的极佳舞台。以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为例，现在在其戏楼后台就还保存有“山西泽州府凤台县全盛班”“山西太原府红盛班”等山西梆子戏班演出的题记。

在山西梆子戏由山西商人带到运河沿线区域之后，很快就沿着运河流行开来，在与各地的民歌、曲艺、方言相结合并吸收本地艺人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河北梆子、山东梆子、江苏梆子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梆子戏。

值得一提的是，晋商对于京杭运河沿线的其他戏曲剧种也多有支持。还是以聊城的山陕会馆为例，戏楼墨记中除了梆子戏外，还见有“同治三年正月初一日安徽同庆班”徽班演出的记载。

而在山东德州武城县的山西会馆，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戏楼后台墙壁写满了戏班名称以及演出的剧目，戏班有乱弹（河北梆子），也有本地的四根弦。又如，在以戏曲中心著称的扬州，喜爱戏曲且富甲一方的平阳（今山西临汾）亢氏，在康熙年间，昆曲《长生殿》传奇曲本新出后，就“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

山西商人中由于嗜戏而直接从艺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甚至还取得了不小的艺术成就，指导并培养了一批梨园人才，如轰动一时的王君直，王君直，原籍山西蒲州永济，祖辈自明代即因盐策移居天津。他从年轻时起便喜爱京剧，常去票社雅韵国风社清唱消遣，为天津票界的翘楚之一。

后来王君直在京期间，跟随京剧大师谭鑫培学谭派京剧，功力日渐深厚。虽然在京剧上取得了比较高的造诣，但王君直对自己的京剧艺术却从不保守，有求教者，不论何人，必口传心授。北京的一些名角如言菊朋、杨宝忠、杨宝森、安舒元、尚小云、荀慧生等来津必登王门求教。

晋商与运河上南北汇集的

传  统  武  术

京杭运河沿线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数量可观，种类丰富。传统武术作为此类非遗项目的核心，在京杭大运河沿线从北到南均有密集分布，尤其是水路通衢交汇之处，分布就更为集中。

以“武术之乡”河北沧州为例，就有劈挂拳、孟村八极拳、燕青拳、沧州武术、查滑拳、通臂拳、弹（谭、潭）腿、苗刀等众多传统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流传。

此外，还包括宣统皇帝溥仪的武术老师兼护卫霍殿阁（著名八极拳拳师“神枪”李书文开山弟子）、大刀王五（光绪五年/1879年在北京前门外创立源顺镖局，为人仗义行侠，结交维新人士，谭嗣同年少时曾随其学武，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又与其策划谋救光绪帝，未成。谭嗣同被害后，王五冒风险为谭收尸，运回湖南浏阳家乡安葬，一时成为京师美谈）、南京国术馆馆长张之江（1927年创办中央国术馆，1928年至1933年举办两次“国术国考”，为日后的武术比赛奠定了基础；1936年国术馆选拔武术队参加柏林夏奥会，成为中国武术走向国际体坛的第一人，并率团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表演宣传中国武术）等值得铭记的武术人故事。

山西商人由于自身对武术的重视，在外出经商的同时，有的商人也向运河沿线的武术高手学习武艺。更有甚者，还将习得的武艺带回山西，将其发扬光大。如山西平遥流行的长拳，就是平遥县南良庄人王正清在北京经商时学得后传入的。山西文水县的武氏长拳，则是道光年间武承州在北京学商时向山东人习得的。如今时过境迁，这些武术拳种在山西的流传已不多见，但却是山西省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晋商镖局的重要组成内容。

商人习得武艺后，往往又以镖局为业，将“武”与“商”作进一步的结合。如前文所述的王正清，后来就在平遥城内开设了同兴公镖局。又如，山西吕梁汾阳西河堡的李增元，在北京学商时拜河北沧州人刘德宽为师学习六合拳，得师真传，后返回故里，以看家护院、设场授徒为业，在汾阳、孝义两地授徒甚多。由此可见，这些以山西商人从运河沿线传承的武术为基础建立的镖局，不仅促进了运河沿线传统武术的流传，对于晋商镖局的兴盛、晋商镖局文化的丰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晋商与运河上南北荟萃的

传统工艺及制作技艺

京杭大运河沿线的传统工艺及制作技艺类非遗种类十分庞杂，与沿线百姓的生产生活关系极为密切。这些工艺及技艺的流传是以工匠的传承和各行各业的发展为载体的，它们的传承与进步离不开运河的哺育，也离不开商人带来的市场需求的拉动及经济支持。与此同时，经营有方的山西商人直接涉足运河沿线五行八作，也使得相关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木版年画是运河沿线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运河沿线多有分布，如天津有杨柳青木版年画，山东聊城有东昌府（位于今山东聊城东部）木版年画、张秋（位于今山东聊城阳谷县）木版年画，苏州有桃花坞木版年画等。

据当地从业老艺人回忆，相传张秋的木版年画是在元代从山西晋南传过来的。而在当地的木版年画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其销售不仅倚赖山西商人，有的木版年画店还受山西商人的控制，为山西商人所经营。如在清代张秋镇的“源茂永”“鲁兴聚”“景顺和”这三家画店就均为山西商人所开设。

京杭运河沿线经济发达、资源汇集、人口集聚，饮食制作技艺十分兴盛。山东鲁西菜的制作深受运河文化的影响，目前聊城还在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义安成高氏烹饪技艺，即是鲁西运河饮食文化的突出代表。

明清时期，在运河上流动的山西商人对于鲁西菜烹饪技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糖醋鱼的产生就与山西商人有关。糖醋鱼是在糖酥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乾隆年间，山西商人在聊城做生意的颇多。而“晋人嗜醋”，山西商人不论什么菜都要加点醋。聊城的饭馆为适应山西客商的口味，便尝试在做糖酥鱼熬糖汁时加醋。结果，此菜一上桌，浓香四溢，令人未食而口舌生津，不仅山西客商喜食，南方客商和本地人也艳羡不止。

剧装戏具和民族乐器制作是运河沿线一类重要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运河沿线城市文化昌盛、戏曲繁荣，与戏曲相关的传统制作技艺多有流传。如在苏州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剧装戏具制作、苏州民族乐器制作，在北京则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胡制作等等。出于对戏曲的热爱，晋商自己出资或出面也创建了不少戏班，需要购置大量的行头、器乐等，而这些剧装戏具、器乐多是由晋商从运河沿线购入的。

运河沿线地区受漕运及发达的商业影响，在各个码头及商业城市中都聚集了许多富商大贾。为了追求风雅，享受生活，他们纷纷修建自己的宅邸及私家园林，其中之多之胜者，以苏州、扬州最为典型。

以扬州为例，扬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扬州园林营造技艺的历史传承，实际上与明清时期扬州盐商营建园林之风的盛行关系密切。在扬州的晋商以人称“亢百万”的亢氏最为有名。明清两代，亢氏家族靠贩卖食盐致富，凭借其“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的财力，在家乡平阳（今山西临汾）和扬州小秦淮河一带都建有私家花园，其中平阳的私家花园还接待过康熙皇帝临幸。

扬州的私家花园，据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亢园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亢氏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可见规模之大。然而，修建如此气势恢宏的住宅，所花费的物力人力也一定不会是个小数目。客观地讲，山西商人在修建园林上的靡费无数，对于当地传统园林营造技艺的传承发挥了有益作用。

晋商与运河上南北兼容的

民  间  信  俗

京杭大运河由民众开凿，由民众维护，运河沿线民众依运河而居，以运河为生，世代在运河上劳作、生息，由此形成了运河沿岸独特的民情风俗。运河上流传的各种水神信俗，最具运河特色，在运河沿线的诸多民俗中十分典型。

天后，也称“妈祖”，受内河漕运的影响，京杭运河在历史上也是妈祖信俗流布的重要区域，这在如今运河沿线各地传承的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还有一定的体现。如在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岳庙行业祖师信仰习俗中，就有对妈祖的供奉，在天津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妈祖祭典（天津皇会）的流传。山西商人长期在运河经商，深受妈祖信俗的影响，对于妈祖十分崇敬，甚至还将妈祖信俗带回了山西。

现在，虽然此项民间信俗在山西已鲜有流传，但与妈祖相关的遗迹却还有保留，如山西太谷孟家花园（现为山西农业大学）中的妈祖阁，就是晋商家族之一的孟家致祭请求保佑其江淮商业水上运输安全的祈禳之所。另外，山西介休的绵山也有妈祖殿，当地还流传着有关妈祖保佑晋商经营顺利、出入平安的故事。

山西商人于运河往来颇多，虽然同官员、漕军、民众一道都是运河民间信俗体系中的重要组成一员，但商人群体的信俗又自有其特点。除了供奉保佑其出行平安顺利的神祇外，商人的信仰主要还是围绕着财富的获取与使用展开的。晋商对于文武财神的供奉可谓虔诚，武财神中又以关公为最。

关羽，山西解州人，为人重义气，讲信用，威名素著，其作为山西商人的保护神，不仅受商人敬重，而且在各地修建的会馆中也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京杭运河沿线的山西会馆或山陕会馆即是如此，在会馆中供奉关帝的主殿往往是整座会馆的中心。实际上，正是在山西商人的倡导与推动之下，关公信俗才得以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广为传播。久而久之，运河周围的百姓尊崇关帝成为风俗，并将此信俗传承至今，现在在山东聊城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陕会馆庙会即是体现。

清代聊城山陕会馆庙会，举办次数较为频繁，除了在农历正月的初一到十五之外，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和六月二十四日，为纪念关公单刀赴会和诞辰也都要举行。事实上，当地百姓对于关公信俗的信奉绝不仅仅停留在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上，而是早已将其融入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平时，人们有了病灾，常请关帝降魔除妖；有了纷争，也常来关帝庙前辨别是非曲直；有的拜把子，还要来关帝庙换金兰谱，请关帝做盟证。

结  语：

晋商与非遗故事的现实意义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京杭大运河作为活态的、线性的、依然在发展变化着的特殊的文化遗产廊道，不仅留下了异常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也留下了内涵深厚、外延广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历史的角度看，明清时期在京杭大运河上活跃着的晋商，对京杭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由于晋商的参与及经济支持，南北各地的一些戏曲艺术、传统工艺及制作技艺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晋商在运河沿线的往来流动，部分戏曲艺术、传统武术、民间信俗等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流播与传布。

山西商人一方面将与梆子戏、关公信俗等晋商相关的元素带到了运河沿线，使其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之中，成为当地流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另一方面也将运河沿线的传统武术、妈祖信俗等带回了山西，使得山西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遗迹包含了山西所不具有的运河元素。

运河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历史中走来，传承至今，又向未来走去，如何使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是我们这代人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加强对京杭大运河沿线晋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挖掘，对讲好非遗故事，培育公众的非遗保护理念，进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