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上学了。这个念头在孩子心中埋藏了六个月、一年，甚至三年，终于因为一次生病、一场考试转化为行动，整个家庭随之进入低谷。

在6000个小时的治疗接诊中，北京儿童医院心身医学科医生李瑛发现，“不上学”的背后有着复杂、长期的原因，有时不是这部分孩子不想，而是他们可能已在巨大的心理压力、未明确的疾病、难以承受的家庭模式中耗尽精气神，无力应对学业挑战。

与其他疾病不同的是，解决“学校出勤困难”这一问题的主体不光是孩子自身，更包括家长——父母如何解决未完成的个人课题，修复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让家庭成为孩子的“充电站”而不是“负资产”，对孩子重返校园至关重要。

近期，北京儿童医院三名医务人员合著的诊疗手记《接住孩子》出版。新京报记者专访作者之一李瑛，听他讲述治疗中的感悟。

无法到校的“乖孩子”

新京报：今天的门诊晚上8点才结束，来就诊的孩子总是这么多吗？

李瑛：学校出勤困难也是有时间规律的，现在正赶上一个小高峰，因为11月期中考试来了。

从全年来看，第一个学期的一个节点是9月份开学后，随着评价体系、班级环境的变化，很多孩子应付不来，尤其是初一阶段，期中考试前以及期末考试前还会有一波。

进入第二个学期，接诊量会有所下降，但来门诊的孩子情况相对更重，因为他们已经挺了半年。上半年的中考和高考是两个节点，这期间初三与高三的孩子更多，一部分是学习好的恐惧分数波动，一部分是学习不好的不愿意接受考试结果，于是出现了退行。

新京报：有点像流感这类呼吸道流行病，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高发时期，只不过症状和成因不一样。

李瑛：是的。现实情况下，孩子们的状态会随着不同时间段的压力点而起伏。在此基础上，春季与秋季也是焦虑抑郁高发的两个时间点，同样会产生影响。

新京报：门诊中哪些孩子比较多？

李瑛：从我们门诊来看，12至16岁较为常见，女孩比男孩略多，情绪障碍占很大部分；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中，则是男孩比女孩更多，这与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SD（孤独症谱系障碍）发病的性别特征相关。

新京报：书里提到，学校出勤困难的孩子常有听话、完美主义、为别人考虑很多的性格特点，这些特质往往是被期待的，对孩子最常见的表扬就是“真乖”，为什么“好孩子”的特点，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能会发展出出勤困难的问题？

李瑛：完善的人格组成，我们可能倾向于将真诚、善良、共情等品质定位为所谓的“好孩子”特质，把攻击性、拒绝、愤怒等特质定义为所谓的“坏孩子”。然而，这些其实都是孩子的特质，并无好坏之分。如果养育过程一味强调做好孩子，孩子会发展出迎合大人的倾向，独立人格成长受限，抗挫折能力也不强，可能还会将压力内化、蓄积，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心理问题。

出勤困难背后的过度养育与情感匮乏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关注到学校出勤困难这个现象的？

李瑛：大概在2023年、2024年这两年，逐渐发现门诊不少孩子以无法坚持到校作为临床主诉。我们梳理了全球的数据，发现其他国家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包括澳大利亚、日本等。

新京报：为什么这个现象多了起来？刚刚聊到学业压力是影响孩子发病的重要因素，但东亚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不是最近才有的，我们那代人也经历过高强度的教育模式和学业压力，但不上学还是很罕见的。

李瑛：这背后有复杂的成因，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首要的因素和大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内卷、优绩主义、竞争激烈，层层传导的压力加剧了整体的紧张和疲惫，构成了问题滋生的土壤。

孩子的成长环境和之前相比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上一代人成长环境相对匮乏，但匮乏感也会催生动力与动机，挫折则带来了学习成长的契机，孩子长得比较“皮实”；现在则出现过度养育的问题，家长给得多、包办得多、保护得多，孩子会变得比较“脆”，抗挫能力较弱，碰到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高压力的环境，更容易“兜不住”。整个家庭的目光都落在孩子身上，付出越多，期待越高，也让孩子倍感压力。

此外，电子产品的使用、触觉发育不良、自然接触不足、自我要求更高、情绪更敏感等，这些孩子自身生活方式与特质的变化，也导致心理问题的凸显。

新京报：不是养育匮乏，而是过度养育，这是门诊观察到的现状吗？

李瑛：门诊中过度养育的情况更多。养育匮乏也有，这种匮乏主要是情感上的，父母陪伴、照料、支持不足，亲子沟通不够，导致孩子“被爱”的感觉没有建立起来。这两者我们都需要去避免，一般建议家长在育儿中采取“二八定律”，80%的合理要求给予满足，20%的要求可以不满足，适当制造一些受挫感。

新京报：你们开设了北京第一家接诊学校出勤困难的专病门诊，当时是在2024年，这本书是在6000个小时的诊疗基础上写出来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自己对于出勤困难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没有发生过变化？

李瑛：刚开始我们去看待它是从疾病症状的角度，随着理解加深，意识到孩子们表达出“不上学”需要很大的勇气，此时问题已经积压到一定程度了，不是之前所理解的单纯的厌学。单一症状的背后隐藏着跨学科、多方面的因素，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家庭不一样，解决方式也不一样，恢复的速度也不一样。

新京报：门诊能提供的治疗方式是什么？

李瑛：传统药物治疗、心理治疗（个体、家庭、团体、社会）、物理治疗，还有父母心理学堂。在这个问题中，父母占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父母心理学堂就是这么诞生的，一开始是面对面解答父母的问题，后来通过直播的形式进行。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其实是在父母心理学堂授课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新京报：治疗后有多少孩子可以返校？

李瑛：初步估算，70%-80%的孩子可以返校，或者找到自己新的节奏，大一些的孩子会有职业化的探索和发展。这个返校率还可以，只要治疗能坚持下来。我们比较可惜的是一些孩子会有门诊脱落的现象，父母比较急，希望看一次就好，一两个月没看到效果就放弃了。我们希望父母多一些耐心，坚持下来，门诊中坚持半年、一年的都有，最后基本都能找到自己的节奏。

新京报：这个返校率比想象的要高，之前我们也就此话题采访过精神专科医院的专家，他们感到孩子的复学之路每一步都非常困难。

李瑛：这与医疗机构的性质有关系。对父母来说，跨进儿科医院比跨进精神专科医院要经过的心理斗争更少一些，到了不得不去专科医院的时候，孩子的问题已经更加严重了。

新京报：复学的过程有阶段性吗？

李瑛：一般要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孩子从学校退回家中的混沌期，孩子可能采取刷手机、打游戏、黑白颠倒等方式转移注意力，而父母忍不住提醒、试探、拉扯，发现任何努力都如泥牛入海。这个阶段通常持续3-6个月不等，其本质特征是什么都做不了。

第二个阶段是始动期，孩子在上一阶段昏天黑地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最终发现其实很无聊，开始“动”起来了，下楼扔一次垃圾，给朋友发一条消息，甚至鼓起勇气走进考场。父母则小心翼翼，又想开口，又怕惹怒孩子。这个阶段的本质是重新建立情绪链接，在梳理过往的怨恨和爱意中，父母和孩子共同设立新的关系边界。

在孩子的精气神逐渐回归，亲子关系重新建立起带有健康边界的联结后，会步入第三个阶段，即家庭功能恢复期。其特点是父母之间的合作感增强，孩子可以安心做孩子，不用夹在父母之间、不用迎合父母的期待。

最后就是回归校园期，这一时期需要家庭共同商议、慎重决定。我们鼓励父母和孩子一起努力迈出这一步，用行动来打消孩子的恐惧。

新京报：成功返校的孩子有哪些共性？

李瑛：这类孩子自己想解决问题的动力是强的，父母对孩子的支持、早期的养育关注是足的，家庭成员的情感链接是够的，家庭的抗挫折能力也是强的，父母能够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跟随孩子的脚步，找到新的节奏。

还有一个因素是学校的包容度，一开始我们提出弹性上学的建议，有的学校认为会打乱其他孩子的节奏，不予接受。随着对这个问题科普的增加，学校的开明与包容度也在增加。

难以为继的家庭模式

新京报：疾病产生后，通常患者本人是接受治疗与展开行动的主体，但这本书以父母而不是孩子作为讲述对象，是否意味着父母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亲子双方各自的角色和发力点是什么？

李瑛：这一点的确和其他疾病不太一样。孩子的一些问题和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有关联性的，我们不主张由父母“背锅”，强调整个家庭要共渡难关，而其中的始动性来自父母，重要的推动者是父母。在早期，我们鼓励父母先做出改变，带动孩子调整自己、适应父母的变化，最后促成情况的好转。这种带动不是指导式的，而是以家长自身的成长作为媒介，让孩子自然而然地改变。

举个例子，有一对母子因一些原因关系破裂，来门诊前好几个月不说话了。我们建议妈妈不要再过度卷入孩子的课题中，去关注自身成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发展自己的独立性。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内心开始平静下来，对周围的接纳度也更高了，孩子慢慢从房间里出来，开始主动向她靠拢，和她聊天。

新京报：书里写到学校出勤困难“是家庭需要调整的信号，意味着原本的运作模式难以为继，需要进行深刻的调整”，这个观点是如何产生的？

李瑛：心理治疗中有一门技术是家庭治疗，要求治疗师用系统视角看待问题。门诊中有些孩子是因肚子疼等躯体症状不能上学，但检查不出生理病因，细究发现，孩子的发病往往与父母冲突有关，父母一吵架，孩子就肚子痛，父母为了带孩子上医院，吵架就中止了，这成为孩子化解家庭冲突的方式。

在不能出勤的这群孩子中，父母内耗多见，父母冲突不和也常见，家庭养育环境不良亦不少见。原来的养育互动模式不足以支撑孩子去承担更多压力，导致了问题的发生。他们的情绪困扰不是单纯的个体问题，而是整个家庭系统运转失衡的体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孩子要做出调整，父母要进行自我成长，家庭要从一个消耗的环境升级为疗愈的环境，由“负资产”变成“正资产”。

新京报：哪些常见的家庭模式是需要调整的？

李瑛：比如“背锅侠”模式，孩子一有问题，父母就自责内耗，觉得是自己不好；“甩锅侠”模式，爸爸指责妈妈宠溺，妈妈指责爸爸不管孩子，家庭成员互相指责；疏离模式，往往是父亲疏离家庭，家庭功能不全，孩子去补位，妈妈的情绪应当由爸爸接住，爸爸缺位了、孩子给补上，消耗过度，产生心理问题；父母是“妈宝男”“妈宝女”，心智不成熟，孩子反而更加成熟，承担了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家庭稳定的角色，亲子关系倒置；父母对孩子高控制、高期待，孩子每走一步都要看父母眼色，主体性难以发展；家庭成员间对抗内耗，孩子心境不稳，情绪更容易波动，等等。

新京报：修正这样的不良家庭模式要经过怎样的过程？

李瑛：其实还挺难的。不良的互动模式也好，不健康的亲子关系也好，也和父母自己的内在创伤、未完成的课题有关系，这些个体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被带到了家庭中。想要改变模式，父母自身要有所洞察——“原来我如此缺爱、如此讨好”“原来我没有配得感”“原来我没有做自己的主人”“原来我要学会表达拒绝、愤怒、边界”……去突破困难和局限，完成自己的课题。我们会提示父母，情绪涌动的时候就是成长的契机，其中往往隐藏着未完成的课题。

成长是一生的话题。遇到了跨不过去的阻碍，不得不释放出新的力量来过这关，是非常消耗心力的，从一个消耗者变成一个给予者更需要时间。很难说这个过程要多久，但挑战就是契机，成长的幅度和承受的痛苦成正比，这也是希望所在。

“界限”是亲子关系的核心

新京报：理想的亲子关系是怎样的？

李瑛：理想的亲子关系核心是“界限”。刚开始父母和孩子是链接的，但成长伴随着分离，父母要成为孩子的原生家庭，而不是继续停留在一个未完成事件里。孩子势必往外走，父母将孩子往内拽，这是父母自己的依恋。健康的方式是随着孩子长大，父母逐渐后撤，在不伤害原则的基础上，能不管就别管了，可以给建议、协商、表态，但他是他，你是你，本质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同样的，家庭系统的层级也要厘清。不要邀请自己的父母进入你的夫妻关系，这会影响伴侣间的信任与独立性；也不要将孩子拉入夫妻间的争吵，不要让他们承担父母矛盾的重量，撕裂孩子内心的完整性。

新京报：书里提到“父母自身的稳定是孩子的安全岛”，“稳定”具体指的是什么？拥有“安全岛”又意味着什么？

李瑛：“稳定”指的是人格稳定，拥有主体性和独立性。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主体性缺失，“孩子好了我就好了”，其实内心是空的。为人父母只是我们的一个角色、一个人格面具，我们需要先成为自己，才能成就父母这个角色，但父母容易把这个角色当作自己的全部。有时我们会跟来门诊的妈妈说，给你一个任务，花点钱在自己身上，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她第一反应可能是：我不能对自己这么好，这笔钱必须花在孩子身上。

“安全岛”意味着孩子有一个疗愈的场所，一个在外受挫了可以回来持续充电的场所，这种环境只有稳定的父母可以提供。

新京报：“每个孩子成长中都需要两种重要的感受，‘我能做到’的成就感和‘我被接纳’的归属感。”家庭如何提供这两种感受？哪些事情是父母要避免去做的？

李瑛：“我能做什么”是主体性向外延伸，“我被接纳”是稳定的后方，是前者的根基。书的标题《接住孩子》就是指接纳，那种感觉是孩子刚出生，你把他抱在怀里，他哭、折腾、不完美，但你看着他就觉得特美，与他做了什么、是对是错都没有关系。

这种接纳与爱，养着养着容易变成一种条件性的给予：你得怎么样，我才怎么样。孩子会感到自己只有部分被接纳，条件化的爱会变成亲子关系的枷锁。积极的方式是将人和事情分开：你犯了错，爸爸妈妈依旧爱你，但这件事你不能再做。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