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文脉绵延赓续、积淀深厚。域内古籍留存丰富，承载着这片土地悠久的人文记忆与传承。为深入挖掘雄安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现推出“雄安典籍新说”栏目，择取有代表性的著作予以介绍，通过典籍认识人物、观照时代、梳理文脉，展现雄安的文化积淀与精神气质。一起来看第三期：元刊善本 静修遗编——《静修先生文集》与刘因的诗文风骨。

元初北方文坛，刘因名重一时，是继元好问之后北方颇具代表性的学者和诗人。其诗文既承继元好问以来的北方文学传统，又表现出鲜明的士人气节。元人邾经诗云：“我朝诗派继中州，气节首推刘静修。”正是对其文学成就与人格风范的推重。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初名骃，字梦骥，保定路雄州容城（今属河北雄安新区容城）人。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征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未几，辞归。再以集贤学士征，不起。性不苟合，所居题曰“静修”。著有《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八卷、《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元史》有传。 

刘因所作诗文，才情驰骋，曾手订《丁亥诗集》五卷。卒后，门人故友搜集其遗稿，编纂《樵庵词集》一卷、《遗文》六卷、《拾遗》七卷；杨俊民又搜集编纂《续集》二卷，房山贾彝复增辑《附录》二卷。

《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即在历次辑录的基础上编成。此书卷一后有“至顺庚午孟秋宗文堂刊”牌记，表明它刊刻于元至顺元年（1330），距刘因去世已有三十七年。宗文堂是福建建阳著名的民间书坊，从元代至明代中叶，延续二百余年，刊刻了大量书籍。元至正年间（1341—1370），《静修先生文集》又有官刻本。明成化十五年（1479）蜀藩刻本《刘文靖公文集》二十八卷，保存了元至正九年（1349）有关官府征集刘因遗稿、编纂三十卷文集并组织刊印的记录。成化本由此发展而来，并有所增订，后世不少版本与之有一定渊源。相比之下，至顺宗文堂刻本在明清时期较少翻刻。太仓宋蔚如曾据此影写，《四部丛刊》又据宋氏影写本影印，使这一早期版本得以流传。

元至顺宗文堂刻本是《静修先生文集》现存重要的早期版本，保存较为完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曾将它与王氏《畿辅丛书》本进行比较，发现两种版本在收录篇目和诗文文字上存在不少差异。例如，王本有而元本没有的诗歌共八十三首，元本则保存了王本未收录的《乐府》一卷三十二首及《书王维集后》一首。两种版本在具体诗句上也有明显不同，有的诗甚至全篇文字差异很大（见《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六《校元刊〈静修先生文集〉跋》）。这些差异说明，早期刊本对于校订文字、补充散佚作品具有重要价值。民国年间，吴昌绶辑印《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还曾将元刊本中的《乐府》一卷影印收入其中。今此书内钤有“黄丕烈印”、“士礼居臧”、“涵芬楼”等印鉴，知其曾为黄丕烈所珍藏，后辗转归入涵芬楼。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静修先生文集》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版本珍贵，更在于其中保存的诗文展现了刘因的文学才华与精神风貌。

刘因诗歌题材丰富，怀古咏史、山水游览、感时抒怀之作，皆有所长。其诗既有深沉的历史感慨，也有鲜明的现实关怀。《黄金台》借燕昭王筑台招贤的典故，追怀古人求贤图治之事，诗中“燕山不改色，易水无新声”，以山河依旧映衬世事变迁；《经古城》则通过凭吊燕赵故地，抒发对历史兴亡的感慨。这类作品往往融写景、怀古与议论于一体，格调沉郁，气势雄健，体现出刘因深厚的历史意识与忧时之思。

刘因的诗文亦重视人伦道德，具有鲜明的劝勉教化意味。《郭翁诗》记述战乱后流寓保定的老人郭恩，历经艰辛寻访兄长，并悉心奉养的事迹。诗人不仅赞颂郭翁的孝悌之行，还以“作诗美翁贤，亦以警士类”点明创作意图。由此可见，刘因的诗歌并非徒事辞章，而是注重通过具体人物与现实生活寄寓道德理想，体现其作为儒者的精神追求。

在艺术上，刘因广泛取法前代诗歌传统，尤其重视陶渊明及唐代诗人的创作。《静修先生文集》收有较多和陶之作，既体现其对陶渊明诗歌的推崇，也寄托了自身的隐逸情怀与人生思考。其诗或沉郁悲壮，或清刚劲健，兼有古朴自然之趣。诗歌创作与儒学修养相互贯通，构成了刘因诗文风骨的重要特色。

《静修先生文集》不仅保存了刘因文学创作与思想活动的重要资料，也为认识元初北方士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依据，对于研究雄安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独特价值。

来源：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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