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培培与学生的课后留影。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微信公众号
36岁大学副教授因课讲得好获奖10万元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据长江日报报道,因为课上得好,今年教师节,36岁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姚培培,获得了该校2026年度“我最喜爱的老师”称号,并拿到了10万元奖金。与他一同获得该称号、拿到10万元奖金的,还有该校金融学院的董志华教授、财政税务学院的毛晖教授。消息一出,引起广泛讨论。
其实,这样的消息之所以收获大量关注,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奖金不算少,另一方面也与这几年人们关注的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等现象不无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课讲得再好,不如一篇论文”的感慨,在舆论场中反复出现。此前,在围绕“非升即走”的追问中,类似的问题也曾多次被拿出来讨论。
在此背景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重奖讲课的做法,自然会引起热议,乃至被视作一次鲜明的价值宣示——在大学,不必仅聚焦于项目申报、追求“科研GDP”。潜心打磨教学、站稳一线讲台,同样能获得认可与实实在在的回报。
这对那些“怀揣教书育人理想”的高校教师而言,显然是一个正向的激励。毕竟,用学校自己的话说:“上好一门课”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客观来看,高校“重科研、轻教学”并非新问题,类似讨论之所以反复出现,根源还是在考核与评价机制上。像有分析就认为,近年来的“水课”现象,便与这种倾向有着不小的关系:科研考核重压之下,自然没有那么多精力放在“一线教学”上,“能应付则应付”就会成为常态。
就此而言,倘若不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一些高校相对僵化的考核机制,那单个奖项的奖金,纵然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大多数教师的行为选择。这当然不是对类似重奖的否定,而是期待其能成为优化考核机制的起点。
也即,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需打好政策“组合拳”:除了要在诸如此类的评奖评优上给予真金白银,树立鲜明的激励导向之外,优化教学在日常绩效收入、职称晋升等层面的占比,也应该提到同等乃至更为重要的位置。
现实中,该校也确实这样做了。该校校长曾表示,从每人10万元的教学重奖,到将教学业绩与职称晋升通道相衔接,核心目的在于推进教师教学评价制度改革与配套制度建设。可见,“重奖10万元”只是整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除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不少高校也曾就此开展过自己的实践。新华社2019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南京林业大学有教师虽然没有一篇“达标”论文,却评上了教授,成为该校凭教学专长晋升教授的第一人。在当时,这被视作打破“唯论文”桎梏的重要尝试。
不过,也要提醒的是,推进政策优化的过程中,如何评价“教学业绩”,不能简单以“拿到多少教学奖项”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核心标尺。倘若如此,其实是陷入了另一重误区,本质上也是一种在激励机制优化层面的偷懒。
事实上,针对这些问题,教育部等部门2020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就曾明确指出,强化教学业绩和教书育人实效在绩效分配、职务职称评聘、岗位晋级考核中的比重,把承担一定量的本(专)科教学工作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的必要条件。
同时还强调,“激励优秀教师承担继续教育的教学工作,将相关工作量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就此而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实践与探索,正是对顶层设计的生动落实。
说到底,大学“重奖三位授课优秀教师”的可贵之处在于,学校迈出了重视“一线教学”的关键一步,以真金白银奖励了那些认真教学、被学生认可的教师。公众也期待,更多高校能够看到“一线教学”的广泛价值,让“传道、授业、解惑”成为大学校园里最坚实的底色。
撰稿 / 苏士仪(媒体人)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