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以“非遗传承”为主题的电视节目录制后台,一侧是艺人独享的化妆间,宽敞安静;另一侧是塞满废旧道具的窄小库房,两个房间只隔了一堵墙。所有的非遗传承人全挤在窄小库房里,房间里没有多余的座位,几位上了年纪的老手艺人索性席地坐下。


时隔多年,郎佳子彧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画面,依旧为此愤愤不平。他觉得,在聚光灯前,传统技艺常常被赋予极高的评价,但回到现实里,做了一辈子的老手艺人,往往连最基本的体面和尊重都很难得到。


在漫长的时间里,类似的落差感始终伴随着他。


31岁的郎佳子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郎”的第三代传人。3岁时,他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手艺,面塑带给他的启蒙是,人可以自由地在案台前探索。一团面泥在手里揉搓,构成了他童年里自得其乐的世界。


上学之后,同学们的兴趣多是钢琴、画画或者芭蕾,提到自己会捏面人,周围的孩子觉得新鲜,然后是一阵哄笑。在新的标准体系里,郎佳子彧原本的认知被打破,他常察觉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格格不入。


郎佳子彧从小爱幻想、爱表达,但又循着惯性,一路考入北京大学,本科、硕士分别修读传播、文创专业。临近毕业,身边的同学大都进入互联网公司或企事业单位,面对更稳定,也更主流的职业道路,他最终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依然在案台前。于是,他决定放弃其他可能,全职做一名面塑手艺人。


但这条路并不平坦。中途,他经历过账面清零、发不出工资的窘迫,也陷入过强烈的自我怀疑。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能靠在外面办班教课、进学校培训赚取课时费,来补贴团队、维持基本生存。


即便如此,他也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在郎佳子彧看来,这门传统手艺“帅极了”,不管在哪个时代,传承老手艺都不能墨守成规,更要懂得接当下的地气。再贵重的工艺品,最终也要贴近民间的真实生活。


郎佳子彧正在制作面人。 图/新京报记者 祁明远 摄


以下是郎佳子彧的讲述。


扁舟一叶


今年我31岁。媒体报道我,总爱打上“95后”或“青年非遗传承人”的标签。其实我在案台前坐了二十多年,早已不是“新瓜蛋子”了。


常有人问,面人郎和庙会草把子上的面人有什么区别。我一直觉得没区别。我爷爷郎绍安最早就在老北京天桥撂地卖艺,挑个担子走街串巷。说到底,那是旧时代手艺人谋生的一碗饭。


面塑在中国历史很长。最早是祭祀和节令上的面花吃食,后来民间艺人挑担走街,捏些孙悟空、猪八戒哄小孩。但生面有个弱点,容易发霉开裂,放不住,只能当个短暂的把玩。


“面人郎”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级非遗,是因为到了我爷爷这代,完成了从街头把玩到案头艺术的跨越。他摸索出用蜂蜜、盐、甘油调配的防腐防裂配方,解决了材质难以保存的缺陷,还在技法上做到了极致的微观写实。


1953年,他去伦敦参加展览,带了一件《玉米蝈蝈》。玉米的叶脉、蝈蝈腿上的细刺,全用面泥拿捏得毫厘不差。把粗粝的民间手艺拔高到这种精细程度,由此轰动一时。


郎绍安制作的《玉米蝈蝈》。图/受访者提供


爷爷共有9个孙辈,在这一辈里,我对面人最有兴趣。我三四岁开始摸面。很多人以为非遗世家的孩子是被逼着接班,但我不是,我是真的喜欢。小时候,看一团面泥在大人手里像变戏法一样捏出个人形,觉得特别神奇。


我父亲郎志春是个严肃、话少的男人。小时候,我们沟通不多,我甚至有点儿怵他。但只要坐到案台前,他就像换了个人,温和、有耐心。教我捏面时,他会握着我的手,一遍遍让我感受面团在掌心的软硬变化,教我怎么定五官的比例。


上学后,周围同学都在看动画片、打游戏。但我只要坐在案台前,就能完全沉浸进去。小孩子的生活里充满了大人的规矩,很多事做不了主。但面对一团面泥,我不需要向任何人妥协。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那个世界完全由我支配。


但面塑这门手艺其实有些残酷。造型和颜色必须一步到位,见风就硬,前一个部件做不好,后面就没法推进。小学二年级,我捏一个人物,卡在了手部的塑造上。那只手怎么都捏不好,我就坐在桌前,捏完拆,拆了揉。几个小时过去,面前整整齐齐摆了几十双做废了的面手。


我急哭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我不是烦躁想放弃,而是太想把它做好。一团面泥并不珍贵,做出来的东西也不大,但在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眼里,那是一个足够大的世界。


小时候的郎佳子彧坐在案台前捏面人。 图/受访者提供


小时候,我对“传承”没太多概念,只是单纯觉得喜欢。直到初三那年,有天晚上写完作业,我和爸妈在小区溜达。走到一盏路灯底下,我跟我爸说:“我想了很久,以后还是想捏面人。”


我爸当时没吭声。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做这一行的艰难。


有十几年的时间,面人完全没有市场。为了生计,我爸白天去干其他工作赚工资,晚上再摸黑钻进屋里捏面。那时家里日子比较紧,但他只要攒下一点钱,就会到处打听,把早年为了糊口卖掉的旧作,一件件买回来。


从某种角度说,他是我的师傅,盼着祖宗的手艺不断。但他更是父亲,舍不得儿子走一条吃不上饭的路。上学那些年,他常敲打我说:“功课学好了,不一定非得接班捏面人。”


但我始终放不下。一个现代手艺人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没人能教我。考大学时,我选了传播学,后来又考上北大的艺术硕士。我想得很清楚,手艺不能再锁在深巷里,它需要懂传播、懂现代视觉规律。


临近研究生毕业,身边同学都在准备进大厂、企事业单位。在那些按部就班的稳定工作面前,我反而觉得手艺这行“帅极了”。虽然整个行业老龄化严重,处于一种无人知晓的半坍塌状态,社会上也没有留给非遗传承人的现成岗位,但这就像乘一叶扁舟冲进没有航标的水域,充满未知的刺激。


我推掉工作的机会,回到案台前。那天,我对爸爸说:“让这门手艺在这个时代复兴,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但我愿意做那个铺路的人,就像眼前有一条沟,我躺进去,这条沟总能变得浅一点。”


郎佳子彧毕业时拍摄的照片。 图/受访者提供


颠覆


真正全职入行后,我看到的现实和想象中完全不同。


非遗圈子板结严重,论资排辈,年纪在很多时候决定了一切。此外,这个行业的天花板极低。小时候,我觉得行业里顶尖的人高不可攀,等长大真正走近了才发现,整个行业其实是坍塌的。大家都在熬资历,却没人解决最根本的生存问题。


但问题根本不在技艺上。对我们这一代传承人来说,艺术上的精进更多是出于自律,对手法和精度的要求是分内的事。真正需要颠覆的,是产业形态。


我很快认清了一个事实,单纯靠捏面人,在这个时代活不下去。非遗最大的困境是离现代生活太远,它既不是必需品,中国当代也没有成熟的面塑消费市场。你把面人捏出花来,没人买,依然养不活自己。


最开始,我也试过去做教培,办班教小孩捏面人,或者进学校上课。那是最原始的“以时间换钱”,上一堂课拿一堂课的报酬。这种方式能勉强糊口,但解决不了市场需求的根本问题,更不可能给未来想入行的年轻人提供一条职业通道。


我意识到,必须摸索出一种能自我造血的商业模式,才能护航我继续做一个捏面人的人。但那时我还在读研,总觉得能力不够,想再等等。


直到2020年初,科比意外离世。


科比是我从小到大的精神偶像。那场意外不仅是一个球星的陨落,更像是在我背后狠狠踹了一脚。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他身上的那种精神一直影响着我:当你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周围人都在往另一个方向走,眼前没有前人的路可以参照,你敢不敢走自己认定的那条?他的离开让我突然觉得,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不能再等了,想做就必须立刻去做。


下决心之后,我找来最信任的两个同学和发小。我们三个人租了一间小办公室,正式把工作室搭了起来。


刚起步,现实就迎头给了一记闷棍。那段时间,外部环境突然停摆,原计划的线下活动和合作全部泡汤。工作室的房租一个月好几万,一年光房租就是几十万的支出,加上人力成本,每天一睁眼,大几千块钱就凭空消失了。没多久,公司账面见了底,交不起房租,也发不出工资。


为了维持运转,我把攒下的个人积蓄全取了出来,一笔一笔往公司账户里垫,发工资、交租金。转完最后一笔钱,看着私人账户里几乎归零的余额,心里有一种窒息感。


那是我压力最大的时期。白天处理完一堆繁杂的经营琐事,应对完客户各种挑剔的改单要求,晚上开车回家。车开进小区的地下车库,熄火,四周一片漆黑。我瘫在驾驶座上,眼泪根本憋不住,一个人在车里哭。哭完了,坐在车里缓一缓,拿纸巾把脸擦干净,调整好呼吸,再推开车门若无其事地上楼回家。


实在难受的时候,我就在办公室的水泥地上直接平躺下来。后背贴着冰凉的地面,这能让我冷静,觉得相对踏实;要么就换上鞋出门狂奔,跑到肺部火辣辣地疼,把脑子里的焦虑耗尽。


郎佳子彧同朋友、发小共同创业。图/受访者提供


拉最亲近的发小创业,最怕的就是经营不下去时没法向朋友交代。但在最难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没有分歧,也没有互相推诿。大家坐在一块儿,面对现实,一笔一笔地算账、找活路。


我们常开玩笑互相鼓励:小时候在家里捏面人,连骂都没人骂你,因为根本没人关注。现在遇到经营困难,至少说明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大家在每一个时刻都全力以赴,如果有一天真干不下去了,也能平静地面对。


在一次次碰壁中,我彻底想通了商业模式的转变——我们的产品不能再是面人本身,应该是“制作面人的内容”。


那时候我想,如果只卖面人实物,就算一件作品卖出几万块钱,一个人一个月不眠不休能捏出几件?算上沟通周期和废品损耗,那依然是极其脆弱的小作坊模式。只有把手艺的制作过程拆解开,放到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上传播,才能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


我们决定,通过内容吸引观众,培养认知和兴趣,再去接品牌的广告合作、做跨界联名和线下策展。再用做内容赚来的钱,反过来支撑工作室的运转,支撑我心无旁骛地坐在桌前,去攻克大件的艺术创作。


刚开始在网上发视频时,圈里不少老一辈人不理解,觉得手艺人就该本本分分坐在屋里研究工艺,天天在镜头前抛头露面,像是在作秀、博眼球。


但我从来不觉得靠做内容挣钱是丢人的事。很多做文化的人最后“死”在清高上,但手艺要活着,首先得让干手艺的人有尊严地吃上饭。


不要让它束之高阁


解决了生存问题,我开始琢磨手艺本身。


我爷爷当年捏的面人,大多是麻姑献寿、寿星、关公这类的传统历史人物。老先生的手艺登峰造极,甚至能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但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面人能送外宾、进人民大会堂,却很少出现在今天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


前几年为了工作室生存,我也追过热点,做过各种大流量的动漫IP。视频播放量确实高,也让很多人知道了这门小众手艺。但时间长了,心里总有一种匮乏感。我不想只做一个流水线上的匠人,我想用手里的面泥,去记录我真实看到的世界。


面塑当然可以被渲染成一种了不起的艺术,有光环,也很酷,但它归根结底来源于民间。我想找回那种“三五分钟哄小孩”的最原始的快乐,不要让它束之高阁、曲高和寡,而是让它重新回到大家中间去,找回面人工艺里属于民间的生命力。


这个转变,是从捏“身边的劳动者”开始的。


那时我经常在北京胡同里转悠。有一次,我注意到一个开抽粪车作业的师傅。老北京的胡同窄,抽粪是件既辛苦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我一开始只是远远地看,看他怎么拉出长长的胶皮管子,怎么熟练地拧动阀门。


我走过去找他搭话。师傅起初极度防备,以为我是街道办来找茬挑刺的,或者是拍短视频恶搞的,根本不理我。我连着去了几次,站在旁边看他干活,慢慢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才明白,我是个捏面人的,想给他做个雕塑。


我看到了从前绝对想象不到的细节。他常年握着沉重的橡胶管,手腕习惯性地下沉。戴着一双劳保手套,满是白斑,指节处也磨出了洞。还有他穿的工装裤,裤脚挽起来,沾着干掉的泥点子。


后来,我把这些极度生活化,甚至在传统审美里算不上好看的细节,全都揉进了作品里。


郎佳子彧创作的“劳动者”系列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还有工作室隔壁咖啡店的大姐。那家店很特殊,只卖美式,没有花哨的咖啡种类,只有纯粹的苦味。大姐快到退休年纪了,每天一个人在店里支撑着,从早到晚亲手做上百杯咖啡。


我常去买,一来二去就熟了。闲聊时,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一切终有回甘。”那时我们团队正处在创业最难、极度焦虑的阶段,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这一系列作品里还包括深夜加油站的大姐。有回半夜我去加油,天特别冷,只有那位大姐值班。她不仅耐心地帮我加完油,还手把手教我怎么在手机上领优惠券省钱。在深夜那种空旷寒冷的环境里,一个陌生人给的体贴,我记了很久。


郎佳子彧创作的“劳动者”系列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我陆陆续续给十几个普通劳动者塑了像。


最让我触动的,是把捏好的面人亲手交到他们手上的时刻。这些常年在脏污、寒冷和琐碎里奔波的人,习惯了在城市里当一个隐形人。当他们看到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连工作服上的磨损都细致入微的小雕像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手足无措。很多人下意识地把手在衣服或围裙上反复蹭好几遍,觉得手太脏,不敢去接。


有好几位师傅捧着面人,眼圈一下子红了。他们对我说:“真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们,会把我们做成艺术品。”


很多次我也在想,一个面人能改变什么呢?或许什么也改变不了。第二天太阳升起,他们依然要投入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不会因为一个面人变轻松。但这至少能让这些悄悄服务我们的人,感受到自己被关注。一个小面人,能在他们疲惫的生活里,带来五分钟纯粹的快乐。


就像我爷爷当年在天桥摆摊一样,小孩子拿了面人玩五分钟,后来不知丢在哪儿了,这都没有关系。只要在那五分钟里,他们知道有人惦记着他们,手艺的价值就完成了。


过程中也遇到过阻力。有时拍完了,对方单位因为各种顾虑,明确提出不让剪辑、不让发到网上。我每次都坦然接受。因为我做这件事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网络播放量,就是为了把面人送到他们手里。哪怕不能发,我也觉得特别开心。


除了记录别人,我也用面塑记录自己最真实的精神状态。


2018年前后,我失恋了,情绪掉进低谷。那种状态下,我捏了一件《一个人三个头》。我想表达内心的冲突,希望能让负面情绪在拉扯中达到一种平和。


后来我还做过一件《花季》,一个趴在书桌里的孩子。那是我回忆高考时的状态,压力极大,每天被困在书桌和试卷之间。作品里,孩子的脊背是塌下去的,透着一种脱力的疲惫。


还有一次,我把一个完整的人形面塑捏好后,直接伸出手,一巴掌狠狠把它拍烂了。我保留了它被挤压变形的残躯,上面甚至还留着我手指用力压出来的指纹。我想表达的是,人的肉体和精神其实非常脆弱,现实里有很多力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人毁灭。


做完后我拿给我爸看,讲了我的想法。他听完觉得我说得头头是道,但开玩笑说:“这种作品要是让老一辈人看到,肯定会说面人郎完了,这孩子疯了。”


但他并没有阻止我,这其实也算是他对我的一种放任。他知道我不是在瞎胡闹,我是极度认真地在借由一团面泥,完成一次次真实的表达。


郎佳子彧的工作室内存放着爷爷和父亲的创作。 图/新京报记者 祁明远 摄


“不要停下脚步”


随着媒体的关注度变高,各种邀约随之而来。


2019年,我参加了《最强大脑》。那几年,是我在公众视野里曝光最密集的阶段。各大卫视的晚会、文化类综艺、线下的活动,几乎都在找我。


我必须承认,那段时间,虚荣心确实得到过满足。走到哪里都有聚光灯,现场有观众鼓掌,网络上有赞誉和粉丝,大家客客气气地喊我“老师”“青年大师”。身处那样的光环里,不可能没有飘飘然的时刻。


直到有一次,我参加了一档以“传承非遗”为主题的电视节目。


候场时,后台分成了两间屋子。一边是宽敞豪华的独立化妆间,只给一位当红的年轻艺人单独使用。另一边,是一间堆满旧道具的狭小杂物库房,当期参与录制的所有非遗传承人全被挤在里面。屋里没有多余的椅子,几位白发苍苍的老手艺人,只能席地坐在地上。


那个画面对我的冲击太大了。


在这个行业待久了,我太清楚这些老前辈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就像堂吉诃德,在现实里可能一无所有,日子过得清贫坎坷,但依然纯粹地沉浸在手艺里,用毕生的赤诚守着一门古老的技艺。


可讽刺的是,在一个标榜传承非遗的舞台背后,这些奉献了一生的老艺人,连最起码的体面和尊重都难以得到。


我当即找了节目组的导演。我问他,为什么艺人可以独享一间大化妆间,剩下十几个传承人挤在仓库里坐在地上?谁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导演确实没法解释,最后哭着说:“以后我做节目,绝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


之后,我开始主动给自己降温,推掉了大部分浮泛的综艺和活动邀约。我发现,当一个人整天被通告和聚光灯拽着跑的时候,内里其实是被掏空的。仔细想想,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正经捏过一个像样的作品了。


现在的我,很享受退回到案台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很多人看我现在的状态会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找到了一条可以普遍推广的非遗生存模式?坦白讲,我们最早也想过,能不能不停地复制“郎佳子彧”?后来发现,根本复制不了。


把我拆开来看,我不仅是一个国家级非遗的年轻传承人。我身上叠加了太多别的要素——北大的学历背景、对传播学的理解、赶上短视频风口的运气。很多东西可遇不可求。


正因如此,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我今天踩中的机会,是一种非常幸运的特权。既然幸运降临到我头上,我就必须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这个窗口期里,尽量去搭建一个平台,助推这个行业往前走。


我认为,只有当非遗被拆解出更多新兴的细分领域——比如专门的非遗培训老师、非遗策展人、非遗经纪人、商务沟通人员,这个行业才算真正健康。这些细分工种建立起来之后,才能把手艺人从烦琐的社会协作里解脱出来,让他们专注于创作本身。只有这样,未来其他年轻人想选择这个行业时,才能勇敢地作出选择。


回过头看这几年的经历,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勇气”。很多时候认知已经到了,但未必敢去做。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次都能作出充满勇气的选择。


当然,我的认知也在不断被推翻。以前我深信不疑的一点是:传统必须被修正、被改造,必须大刀阔斧地创新去迎合年轻人,不然就没人买账。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不能再做《红楼梦》这些老题材了,觉得没人感兴趣。


直到有一次,我去山西玉皇庙采风。看着殿里那些古老的二十八星宿彩塑,我整个人被震住了。那种美感是可以直接击穿时间、认知、知识、语言和国界的,哪怕你什么都不懂,站在它们面前也能本能地感受到震撼。


我彻底推翻了自己过去的傲慢。如果因为认知的偏差去搞所谓的盲目创新,对技艺反而是灾难性的糟改。我现在觉得,能把一项技艺完整地承接过来,再完整地传下去,本身就已经功德无量了。现在的关键不在于搞颠覆,而是怎么延续传统的这种美感,让它妥帖地服务于当下的生活。


很多人在讨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到底是坚守更难,还是顺应时代去改变更难。作为一个创作者和经营者,我觉得最难的是“自洽”。


有时我觉得做新的东西是对的,有时又觉得做传统的是对的,似乎永远找不到一个绝对的平衡。由于非遗传承的样本容量太小了,我常常陷入剧烈的自我怀疑,生怕随便一个错误决定,就摧毁了整个北京面塑的发展脉络。


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常质疑自己,逼着自己在现有的认知框架下,重新磨合出一套能够自洽的逻辑。这种在坚守与改变之间的拉扯,往往让人筋疲力尽。


直到这一两年,我才慢慢学会了“事缓则圆”。人有通天之志,非运不可自通。不用太着急,也不用急于求成。只要前进的方向是自己认定的,慢慢走,不要停下脚步。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