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见:一项哲学考察》
作者:[美]托马斯·凯利
译者:李果
版本: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6年6月
有关“偏见”的历史
何种类型的人最能体现真正的勇气?
谈起这个问题,有些人可能会立即想到战场上的士兵或冲进着火大楼的消防员。另外一些人可能会首先想到持不同政见者或民权活动家,他们明知危险重重,也要向权力诉说真相。
两千多年前,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给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答案。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勇气最可能出现在哲学家身上。即便考虑到柏拉图时代的哲学家与21世纪的哲学教授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也可以不客气地说,柏拉图对自己问题的回答不可能成为当时读者心中最合理的答案。此外,柏拉图的答案不仅让人觉得难以置信,而且着实令人生疑。但这就是我们心中堪当哲学家之名的人——而非其他随便什么人——给出的答案。虽然柏拉图一如既往地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复杂论证,但当他告诉我们哲学家才是最勇敢的人时,我们自然会怀疑他心存偏见。
当然,如果柏拉图在某些问题上的确存在偏见,那也不足为奇。按照一般的假设,只要是人,就存在偏见——具体表现在他们的行为及其对真相的信念上。我们对偏见的担忧也由来已久,它通常首先意味着我们对他人偏见的担忧,进而才表现为对自己偏见的担忧。早在被西方哲学传统奉为权威的人物或文本出现之前,哲学就已经开始关注偏见这一话题了,在东方社会,孔子认为没有偏见是有德之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征之一。

《傲慢与偏见》(2005)剧照。
“偏见”(bias)一词在16世纪进入英语,它的起源耐人寻味。这个词最早是竞技体育中的一个专业术语,而本书探讨的所有现行用法都源于此。在英国的草地滚球(也称草地“保龄球”)运动中,比赛的目的是把自己的球(或“碗”)尽可能滚动到比赛场地上已经滚好的另一个较小的球旁(正如此处的描述所示,此项运动与现在更为人熟知的滚球运动是近亲。当时的英国统治者普遍不赞成草地滚球运动,理由是它的流行可能会转移人们对射箭运动的兴趣,而后者被视为更有利于战备)。这项运动的基本规则很简单,其趣味性和挑战性主要来自运动中出现的重要偏折。每个球的构造都存在一定的“偏重”,这种偏重会扭曲滚球滚动的方向。最初,这种偏重构造的目的是确保滚球一侧比另一侧更重(通常以灌铅的方式实现)。这种不平衡的目的是让滚球的运动轨迹偏离直线,从而沿偏重的方向弯折。通常,偏重的概念指的是通过不平衡的配重机制,让某物偏离其本来的自然路径或方向,这个用法一直延续至今,依旧是“bias”一词的众多主要用法之一。
正如柏拉图的例子所表明的,智慧并不能避免偏见。即便人群中最出类拔萃者也很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而意识到避免偏见的重要性又让人觉得努力避免偏见尤其值得称道。乔治·华盛顿逝世15年后,托马斯·杰斐逊在思考他眼中的华盛顿成为伟大领袖的原因时,他最强调的不是华盛顿的军事战略天赋,也不是他为人称道的诚实品格,而是他不偏不倚的决策能力:他拥有最纯粹的正直,在公正方面也最坚持原则,没有任何利益、血缘、友谊或仇恨的动机能够左右他的决定。
当然,华盛顿并非没有偏见。其中有些是杰斐逊看不到的,因为他自己也有,而这些偏见在他视为同侪的人中也很常见。与杰斐逊和华盛顿一样,我们无疑也有一些自己未察觉的偏见,也许其根源在于我们周围令人尊重和钦佩的人也存在这些偏见,其中一些可能在后人看来显而易见。与杰斐逊一样,我们也非常关注偏见及其消除,无论这偏见来自我们自己还是前人。
实际上,尽管偏见无疑一直与我们同在,但我们对偏见有意识的关注,以及从偏见的角度看待或理解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倾向,也许从未像现在这般强烈。值得注意的是,看上去没什么相似之处的人(比如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人)也具备这种倾向。
例如,西方左派社会批评家的一个主要议题便是试图对现行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以应对有害的、系统性的种族偏见,相关问题主要体现在刑事司法制度或不同种族间明显的贫富差异上。另一方面,保守派批评者则否认这种改革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媒体和高等教育中存在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因此经常对此大做文章。此外,双方都强调偏见的各种表现形式。即便偏见曾被认为主要是个体的特点,但当希望改革的人谴责刑事司法系统带有种族偏见时,或保守派声称主流媒体带有左翼政治偏见时,他们所关注的偏见并非主要来自个人层面,而是制度的特点,至少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此。制度层面的偏见正是问题所在,至少也是我们诸多问题的重要一环——这一点已得到普遍认可,哪怕对在其他事情上毫无共识的双方来说亦是如此。
许多不同的事物都可能带有偏见
让我们从一个非常一般的问题开始:什么类型的事物可能有偏见或者说没有偏见?
显然,并非所有事物都可按这种方式分类。数字17具备各种属性,例如与偶数相对的奇数属性等。但声称数字17有偏见或无偏见似乎没什么意义,其他所有数字也是如此。同样,自然科学家用理论解释的多数事物,从宏观对象(例如行星和宇宙)到微观事物(如亚原子层面的粒子)都无法天然地从有偏见或没有偏见的角度分类。因此,缺乏偏见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无偏的,在这个意义上,“无偏见”多少算得上“客观”(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法官)或“无偏”(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硬币)的同义词。有偏见和无偏见是对立的,但不是矛盾的。虽然某对象“无偏见”意味着它没有偏差或偏向,但没有偏差或偏向并不意味着“无偏见”(我的办公桌不具备偏见属性,因此它没有偏见,但它并非无偏的)。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当且仅当某事物可能带有偏见但并未表现出来,它才可能是无偏见的。
尽管很多事物既不是有偏见的,也不是无偏见的,但让人惊讶的是,很多事物经常会被用这些术语形容。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其中一些较为重要的例子:
·我们经常说某个民族或个人有偏见(我们说“他或她对某件事或某类事情带有偏见”)。
·我们会断言说个人的偏见来自他们的社会角色,比如“有偏见的法官”。
·同样,我们也将偏见归于群体或人群(如“有偏见的委员会”)。
·我们会把有偏归属于无生命的物体(如“有偏的骰子”或“有偏的硬币”)。
·我们经常把偏见归于那些可以扮演证据角色的事物。例如,我们谈论有偏向的样本、有偏向的证词、有偏向的调查、有偏向的数据、有偏向的信息、有偏向的研究和有偏向的测试等。
·与此相关,我们还把偏见归属于信息等来源或可能的信息来源(例如“福克斯新闻有保守派偏见”“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台有自由派偏见”)。
·我们有时会将偏见归属于时间上延伸的过程、实践或程序,例如“有偏见的录取过程”或“求职偏见”。
·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来说,一个特别重要的偏见类别是心理状态:我们经常谈到有偏见的看法、有偏见的信念、有偏见的判断和有偏见的观点等。
·与前一类重叠,我们经常把偏见归属于审议过程的结果,因此,我们会谈论有偏见的判决、有偏见的决定、有偏见的评价和有偏见的成绩等。
·我们经常把偏见归属于广义的语言现象,如我们谈到的有偏见的叙述、有偏见的文本、标签、描述、证词、解释、陈述、讨论、阐释和报告等。
·最近,人们对有偏见的算法做了大量讨论。
这份清单远未结束。但它也足以说明许多不同的事物都可能带有偏见。
一般而言,称一个人或一件事有偏见并不是对这个人或这件事的中立陈述。例如,在任何日常情况下,声称某位法官有偏见自然会被理解为一种批评,如果当着法官的面做出这个判断,我们自然会预计他会予以否认。同样,当有人声称某个历史事件或文本的某种解释带有偏见时,我们自然会认为他们是在质疑这个解释:声称某项科学研究或政治民意测验有偏见的人自然会被理解为是在暗示其推测的结果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傲慢与偏见》(2005)剧照。
然而,尽管偏见归属往往涉及对人或事物的负面判断,但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实际上,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人在归属偏见时也经常不带有负面评价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归属的做法更多是一种中性描述。读者可以想一下相关例子。认知科学家为了研究人类如何学习世界知识而建构人类认知模型时,有时会提到我们的“归纳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认为归纳偏见是件坏事,或者说没有归纳偏见我们会过得更好。恰恰相反,人们假定这种偏见在人类最佳推理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没有它们,我们不可能从经验中学习。
请比较泰勒·伯奇的以下观点: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在方法论上偏向于从字面上理解自然话语。例如,除非有明确的理由将话语解释为模棱两可的、可能包含言外之意或特定习语,否则我们就不应该如此解释。
即使承认“偏见”的许多用法并非意在表达负面评价,我们仍可以预期,在讨论适当的方法论时用到该词(如谈到“方法论偏见”时),它至少会带些负面含义。但正如伯奇的引文所示,即便如此也不一定就真是如此。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谈及“偏见”时会带有负面评价,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并非如此。正如人们时常注意到的,即便同一学科或同一学术文献中都用到了“偏见”一词,情况依旧如此。我们用同一个词“偏见”来达到截然不同的目的,就像我们用同一个英文单词“bank”来谈论金融机构和河岸一样,难道它们仅仅是巧合吗?由于稍后要探讨的原因,我认为巧合之说不可信。另一方面,如果正如我所认为的那般,这两种用法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点,那么一个解释偏见的好理论或者一个关于我们偏见归属行为的好理论就应该讲清楚它们在哪些地方相同。
人是有偏见的还是无偏见的?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或一件事在某种描述中可能是有偏见的,但在另一种说法中则可能是无偏见的。与此相应,人是有偏见的还是无偏见的,很可能取决于我们最初出于什么兴趣和目的提出他们是否有偏见这一问题,或者取决于我们想让他们回答的具体问题。试想一下,在一项关于总统支持率的民意调查中,问题被设置为对美国总统的工作是支持还是反对,但开展这项民意调查的人故意将被调查者的范围局限在路易斯安那州,如果该民意调查是为了衡量总统在美国人中的支持率,那么该民意调查就是有偏见的——实际上,该选民样本和产生该样本的程序都分别属于有偏见样本和有偏见抽样程序的范例。
一方面,如果问题设置为总统在路易斯安那州居民中的支持率,那么相同的民意调查、样本和抽样程序可能都是无偏见的,而且在其他方面也算得上样板。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文本方面的例子。一篇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美国社会生活的文章,如果仅谈那个时代特有的道德缺陷,而对其积极方面只字不提,则可能被指责为失之偏颇(即有偏见)。另一方面,如果同一篇文章自称是在描述当时妇女有限的社会机会,那么同样的指摘就显得不恰当了,尽管这种描述仍可能因其他原因而被视为对维多利亚时代抱有偏见(例如,如果它未能提供某种历史背景,或暗示这种道德缺陷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所独有的等)。
显而易见,人或事是否算得上有偏见,可能取决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但某件事能否算得上有偏见,也可能取决于更有趣、更令人吃惊的相对标准。特别是,即使我们把问题或议题固定下来,某人或某事是否算得上有偏见依旧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不信,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有罪推定:在刑事审判开始之前,某人便已宣布她坚信被告犯下了被指控的罪行。
如果此人是陪审团的候选人,那么她就会理所当然地被免去陪审员一职,理由是她没有资格被称为一位公正的陪审员。同样,如果她是一名本来有资格主持审判的法官,那么审判就会被分配给另一位同事:鉴于她笃定地坚持自己的想法,那她就没有资格被称为一名公正的法官。然而,假设她相信被告犯罪的原因是:她目睹了被告的犯罪过程,因此知道被告的确犯罪了。让我们假设证人是在差不多接近理想的观察条件下看到了整个过程,而且她绝不是个有偏见的观察者或感受者:如果是其他人而不是真正的被告实施了犯罪,那么证人就会相信是那个人而不是真正的被告实施了犯罪,诸如此类。虽然这样的人不符合无偏见陪审员或法官的条件,但她可以算作无偏见的证人。如果控方传唤她作证,而辩方律师以她对自己委托人有偏见为由提出反对,那辩护律师的说法就是错的(相反的情况是,她是一名有偏见的证人,误认为自己看到被告犯了罪,但这种误认却出自种族或民族仇恨)。

《傲慢与偏见》(2005)剧照。
如果“有罪推定”的主人公尽管事先相信被告有罪,但还是以某种方式进入了陪审团或担任了法官,那么后来发现以下事实就会成为被告没有得到公平审判的充足理由:法官或陪审团对被告有偏见,于是被告可以基于此对有罪判决提出上诉。与此相反,如果证人在审判开始前就坚信被告实施了其被指控的行为,这一事实根本无法作为以偏见为由提出上诉的依据。事实上,就证人而言,情况似乎恰恰相反:如果后来发现,证人在审判前夕并不相信被告实施了犯罪,而只是在审判过程中才逐渐相信被告实施了该罪行,那这就似乎有损她所谓目击证人证词的可信度,并对她自称无偏见证人的说法构成严重挑战。就法庭正在审理的问题而言,同一个人(具有相同的心理状态等)如果扮演法官或陪审员的角色,就会被认为是有偏见的,但如果扮演证人的角色,就会被认为是无偏见的。更笼统地说,人在某个问题上是有偏见的还是无偏见的,可能与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相关。
本文选自《偏见:一项哲学考察》,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美]托马斯·凯利
摘编/何也
编辑/何安安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