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论

　　今年4月，浙江省政法委曾宣布，对“浙江叔侄冤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要进行全面调查，其中就包括了案件的审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可是，大半年时间过去了，该案的追责调查，却始终没有更新消息（据央视报道）。

　　此前，浙江省委政法委曾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对相关责任人“已经进行了组织内部追责”。而对于具体追责了哪些人、追责措施等细节，则表示“不便透露”。有消息说，包括聂海芬等在内的多名相关责任人仍在原单位正常上班。新京报记者就此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求证，得到的回复是：不清楚。

　　所谓的追责，怎么追，追到哪个阶段，哪些人，浙江有关部门讳莫如深、遮遮掩掩。这样的追责，如何让人放心？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屈学武认为：“像张高平叔侄这样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审委会决定的，最后很有可能是由法院领导层拍板的。所以，追究这样的错案，会牵扯到很多官员。”

　　由此公众更有理由怀疑：“不便透露”的原因是不是或在于此？果如此，错案追责，如何落地？谁来查办？是的，错案的调查、追责，要依纪依规依法进行，也需要相应的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官方回应，像挤牙膏、三缄其口。错案追责，不能遥遥无期，即便追责确实没有结束，不能公开最终结果，也应该公开阶段性查办结果。而不得找借口，糊弄舆论，更不得一俟喧嚣舆情平息，便不了了之。

　　错案必须追责，追责必须公开，将成为错案追责的“规定动作”。呼格吉勒图案再审结果公布仅两天，原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冯志明就被带走调查。现在就可以肯定，冯志明再也不可能回到他工作的岗位上。错案追责，就应这样雷厉风行。

　　“二张”错案追责的慢吞吞，或许说明，一些重大错案追责，还需更强有力的手段，通过更高一级司法机关的介入，或异地的追责查办，来破除地方的司法保护主义。

　　□印荣生（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