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丨余雅琴
新京报：疫情期间，如何度过自己日常生活的？
袁凌：其实，平日里我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疫情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宅在家里，但因为我有个散步的习惯，可能我胆子比较大，因此每天还会出去散个步，当然都是戴好口罩走在空旷的地方。
出去买东西也会一次买上几天的物资，尽量不去超市或者人群密集的地方。也就是在家看看书，也会看一些电影。疫情发生后，最开始几天情绪有点抑郁，整个舆情会给人造成影响，那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写点东西，但写不出来，现在慢慢习惯了，也开始写作。
新京报：最近在读什么书？或者看一些什么电影？有没有因为疫情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阅读？
袁凌：我持续在读门罗的小说，她的小说有一种日常生活的可靠性。同时，我还读了一本《白鲸》，我想补一些长篇小说方面的课。这本书可以说跟疫情有一点关系，讲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本书就讲了人捕捉鲸鱼，最后被鲸鱼报复的故事。另外，我还读了一本加缪的传记，这本书类似画传。《鼠疫》我看过两遍。这次就想了解下他的生平，对于他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
另外，中信·大方出了一本书，叫做《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他们请了一些作者来写书评，我也因此重读了这本书。因为这次事件很多人都在讨论武汉的实验室，切尔诺贝利也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一个灾难，而切尔诺贝利受害者们的身份在灾难后也成为了一种标签，现实被遣散，后来事实上被社会隔离，都成为了“原子人”，成为一种被牺牲的祭品。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白俄] 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孙越译，中信·大方丨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版
武汉人现在也成为了一种标签，陷入被围困、被限制的境地。而且，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的背景也是大家对社会制度、对科学很有信心，认为人类可以创造奇迹，战胜自然力，突然就发生崩溃性的事件。这些事件都反映出一种人类极其无意识的自信，科学总想跨越某种界限，而病毒跟科学是相伴相生的。所以，这本书应该跟当下还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我也经常阅读保罗·策兰的诗，他是在人类的浩劫之后写诗的人，这时候阅读他的诗歌也能让人具有特别的感受。李医生过世的那天晚上，我转发了一首策兰的诗：“一个词 / 一具尸体 / 让我们洗净它 / 梳理它 / 让我们把它的眼 / 转向天堂。 ”这首诗也许和现实没有直接关系，但在意境上还是有类似的地方。在这么一种特殊的时刻，人类在黑暗当中有一种坚持。
我最近也看了一些电影。虽然我并不算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但最近我刷了一遍《生化危机》系列。虽然我看到第四部、第五部的时候，也有些无聊了。
电影《生化危机》剧照。
但是，前几部有些内容还是可以和当下局势有联系的，比如电影中本来好好的人被病毒感染后突然就变成了有害物，没有权利再生活下去，应该被消灭。电影描绘了城市感染后，人被隔离，哪里都不可以去，这些境况都让我想到此刻的武汉。
新京报：你这段时间有对疫情进行持续关注，有没有做一些记录和观察？
袁凌：我对疫情的关注和大家一样，每天也会刷数据，看一些相关的新闻和报道。另外，我毕竟做过记者，凤凰网有一个栏目叫“在人间”，他们做了一个关于疫情的系列，也找到我来写。他们给了一些线索，我采访后写了一个故事，叫《在疫情中一夜长大的少年》。
其实，这种不在现场的电话采访，我不太习惯。在这中间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不在场，人和人之间就没那么有信任度，会有一些顾忌。这之后，我还打算写点别的故事，但都遇到很大阻碍。一方面因为线索都很零碎，当事人都是抱着求助的心态，他的诉求又随着局势的变化，包括一些外界的政策和措施的干涉随时在变。
比如，有的受访者本来是想通过报道向社会求助，希望把故事讲出来引起关注，但是下一刻，政府也许就出台了一个政策，他又觉得有了希望，就不理会我了。过了几天，他却发现没能获得什么靠谱的帮助。
袁凌，作家，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县，出版《世界》《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寂静的孩子》等书。
我本来还想写一个关于疫情中孩子的故事，因为材料零碎，一直没有写出来。我刚还接到一条线索，一家人本来已经痊愈出院可以自由活动了，但回家后小区的人不信任他们，到处投诉他们的孩子乱跑，后来门都被贴上了封条，出不去了。
疫情影响了人际关系，我准备和他们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写出什么来。如果写不成，我也愿意去跟他们保持一种联系，多了解一些情况，不是说我眼下一定能写出什么报道或者文学作品，我觉得这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仅仅刷刷朋友圈或者看看新闻。
新京报：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你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哪个部分？有没有一些感想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袁凌：这段时间疫情肯定是一个重点，我们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大家都在家里，整个人的生活状态都受它的影响。当然，我也想到一些更深层面的问题，整个社会趋势似乎是越来越封闭的，所谓造谣被训诫的那些人，实际上是最先传达消息的人。
这几年形成的这种风气大家好像都习惯了，有些人还为此洋洋自得，大家的声音似乎更统一了。疫情似乎是一种象征，它促成一些更深层的东西，确实让我意识到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东西。
我们把握中国社会是很难的，中国是一个“二手社会”，所以很多东西感觉都是假的，都是似是而非的，你找不到有力的东西。当你想去写作，找不到一个有力的能够把意义价值吸附在上面牢靠的意象。
这次的事件有这么一种价值和意义，它能够把这些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变化，整个社会的封闭性趋势以及人心的变化凝聚到一个事件上。我想应该会产生一些作品，至于我们有没有能力去产生，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新京报：有没有一些书是你觉得可以推荐给读者的，在这个时候可以读一读的，就包括你以前可能读过，觉得这个时候比较适合读的。
袁凌：我推荐策兰的诗，比较适合在此时去阅读。这些诗歌是一种承受黑暗和禁闭的力量。当强调希望的时候，绝对不是简单地希望战胜和度过困难，这种诗歌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度过，就是一种希望。既不是说我们应该等死，应该放弃信心，放弃对美好的向往，也不是大唱赞歌和献花环，不是廉价的英雄赞歌。
《罂粟与记忆》， [德] 保罗·策兰著，孟明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
不论是奥斯维辛还是切尔诺贝利，或者是新冠肺炎疫情乃至于埃博拉病毒，甚至是日本福岛事故，它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社会灾难现象。面对危机，人类怎么反应，怎么去保持思维能力，如何去传达，怎样保持自己的语言能力？策兰给了我们一种借鉴。
此外，加缪的《鼠疫》肯定是很多人都会在此时阅读的，这里面包含着他的西西弗斯哲学，人们如何在无意义中寻找一种意义，在失败中寻找意义？
还有他的《局外人》，身边有两个朋友和我说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局外人”。他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有个朋友本来圈子就很小，和自己的家人也疏远，现在一堵一封，他完全孤绝在一个村子里，他觉得自己成了真实世界的“局外人”。 这时候读一读加缪真的很有意思，他的书比很多人的书要耐读。
采写丨余雅琴
编辑丨徐悦东
校对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