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吴为）2020年是难忘的一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坚持科学决策、精准防控、快速动员、科技抗疫，先后遏制了外来输入型、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型疫情，首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在抗击疫情方面，北京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未来我们面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如何更好处理？1月25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和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
毛群安表示，北京的疫情防控可圈可点。作为首都，北京的疫情也是特别的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在去年的疫情防控过程中，北京发挥了群防群控、科技支撑和技术优势的特点。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给各地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对于疫情的信息发布机制，毛群安表示，要求“最少够用”，信息仅仅用于疫情防控。各地在下一步疫情防控过程中，应处理好疫情防控和信息披露的矛盾。
此外，毛群安还提出，北京市“十四五”也把大健康产业作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的经济领域，应利用北京的独特的优势，围绕公众在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需求能够生产出更好的健康产品和提供新的服务模式。
北京疫情防控给各地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新京报：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首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你看来，北京的疫情防控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毛群安：2020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战略性的成果。
北京的疫情防控可圈可点。作为首都，北京的疫情也是特别的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在去年的疫情防控过程中，北京发挥了群防群控、科技支撑和技术优势的特点。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给各地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比如，在动员社区的群防群控方面，我们组织了社区，特别是基层的多方的合力来形成了防控疫情的整合的力量。特别是在一些密切接触人员的排查、高风险人群的管控，创造了经验。
再一个就是利用信息化支撑，大数据分析，特别是北京健康宝它的功能也比较强大，从最初的设计，技术比较先进。比较好的起到了既有助于疫情防控，又有效保护了公众的信息安全。
同时，北京具有比较好的医疗卫生资源，还有许多医疗卫生机构的能力，在病人的救治方面也给各地提供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
新京报：你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公共卫生安全”的话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我们对公共卫生安全可以有哪些更多的思考？
毛群安：新冠肺炎疫情让公众对公共卫生安全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际上在新冠肺炎之前，我们可能发生的传染病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风险，大家也是有所考虑。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而且影响广泛，这不得不让我们考虑，特别是对特大城市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我们坚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会战胜这个疫情，疫情也会过去。但是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公共卫生的风险发生。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应该举一反三，来总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些经验来完善我们特别像首都的公共卫生安全。
同时，要针对疫情中所暴露出来的漏洞、短板，应该强化公共卫生防控的能力。比如在公共卫生风险的预警监测方面，公共卫生的风险有传染病、职业风险，有生物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很多类型都可能引起公共卫生问题。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又涉及到人员这么多，而且风险来源也很多，怎么样能够建立一种灵敏的公共卫生安全的监测预警的机制，能够快速反应。
一旦出现了公共安全的事件，我们能不能快速的应急反应，比如说我们的物资储备，我们的技术力量储备，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个制约地方防控的瓶颈性的问题——快速的检测能力，还有需要有隔离的场所。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对一些公共建筑是不是要“平战结合”。
还有医疗机构要有应急的准备，比如传染病发生了，我们能不能很快地提供足够的救治重症病人的病房，这些都是这次疫情之后应该考虑的。特别是北京作为首都应该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的能力和体系。
要处理好疫情防控和信息披露的矛盾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近日北京、上海在疫情发布上省略了新增病例的姓名、性别等信息。在新的传播形势下，公众既要求信息透明，又期待隐私得到保护，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边界？
毛群安：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为了疫情防控，我们需要公众提供一些信息，特别是个人的一些信息。这是为了疫情防控，大家提供了这些信息。
但是我们怎么样既有利于疫情防控，又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个人的隐私，特别是一些个人的涉及到医疗、涉及到个人的一些信息。从最早确定的原则就是在信息采集方面，我们的要求就是“最少够用”，仅仅用于疫情防控。
我也注意到最近北京、上海在疫情信息公布的时候，省去了病例的个人的一些特征信息，我想这动作保护个人隐私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既能够使疫情防控工作不受影响，同时又避免了一些患病人群或者跟病例接触人群的一些个人信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给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不必要的困扰。所以我很赞同这个做法。我们也希望各地在下一步疫情防控过程中，处理好疫情防控和信息披露的矛盾。
“健康码”要提供变通服务，保证老年人通行
新京报：信息化工作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们熟悉的“健康码”“健康宝”，在卫生健康领域的信息化工作，我们是如何设想的？
毛群安：在这次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信息化支撑作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个亮点，特别是我们利用了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对于病毒溯源，对于可能的密切接触者的追踪以及在物资调配到方面都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大家熟知的健康码为例，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当中涌现的数字产品。
它的本意是为了有利于人员的有序流动，对每个持卡人，持码人的风险状况进行标识，你是不是病人，可能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你是不是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等等这些跟疫情防控相关的风险程度的标识来判断是不是应该让持这个码的人能够通行。
这就是省去了过去可能要拿很多纸质的证明，这就利用了大数据分析以及这样一个利用通信信息技术这样的特长，能够很便捷的判识一个人在疫情期间的风险的状态。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对人员的有序流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京报：确实作了很大的贡献，不过，“健康码”在各地也零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使用的要求，比如老年人使用的问题。你怎么看？
毛群安：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一些老年人，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可能在运用智能化或者是数字化产品的时候有一些困难，我们怎么样处理。另外，出现了由于各地的政策不一致，出现了码上加码，一码归一码这样的情况。由于健康码是在疫情防护过程当中紧急开发的产品，也确实面临着各地的信息技术的水平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对新出现的信息化产品的使用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要把健康码相关的政策统一，实行一码通行。同时对一些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一些特殊人群，我们还要提供一些变通的服务方式，能保证他们便利的通行。
这些也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确实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地方。由于政策的不一致，给大家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我们希望各地按照联防联控机制的要求，尽快把健康码的技术和背后的数据要统一，便利公众通行，特别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复工复产，我们还需要利用健康码这样便利的通行工具。
北京的健康宝在设计上是比较先进的，运用了比较好的技术框架，现在健康宝里面把像核酸检测、疫苗接种这些信息都附在码里面，而且还可以提供为家人代办以及你进入一个需要查验码的场所，还可以再扫，非常便捷的就扫完以后登记记录，但是北京健康宝还有进入场所提供了扫码的功能，同时又保护了个人的信息隐私。你要是注意的话会发现，虽然我在这个场所扫了码，但是这个场所并不能还原我的信息，只记录了你的姓名和身份证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的信息。这样就比较好的处理了疫情防控与个人信息保护。
北京发展大健康产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新京报：你还关注健康产业的发展，这也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北京发展的重要一方面。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你对北京发展健康产业有何建议？
毛群安：健康产业是对健康事业的一个极大的支撑，如果没有繁荣的健康产业，那么我们老百姓在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一个诉求就可能不能够得到满足。特别是一些多样化的诉求就难以得到满足。
北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多的科研院所、特别是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研究机构在北京云集。同时，北京还有很好的产业基础，比如智能制造，我们在生物制药，医疗器械这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所以，北京发展大健康产业有它的独特的优势。
北京市“十四五”也把大健康产业作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的经济领域。我们希望利用北京的独特的优势，围绕公众在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需求能够生产出更好的健康产品和提供新的服务模式。
比如像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服务。在这次疫情的防控过程中，就帮了大忙，如果我们不能通过网上进行公众的义诊、咨询，在疫情关键的时期，有一些人他需要获得医疗服务，那怎么办呢？特别是一些慢性病的病人，他需要常规的诊疗。还有一些像这次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第三方的医学检测，我们的核酸检测能力，之所以能够快速提升，而且能够实现可移动，这得益于我们第三方的医学检测新业态的发展。
所以，针对公众的医疗卫生和健康诉求，我们发展大健康产业，利用好北京的独特优势，所以我非常看好。包括在医养结合，在一些老年的照护方面，社会有很多的需求，国外也有很好的经验，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和一些新的服务业态，将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福音。
新京报记者 吴为
编辑 陈思 校对 王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