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一位匿名评论家在评论查尔斯和玛丽-考登·克拉克（Mary Cowden Clarke）夫妇编辑的莎士比亚剧作插图版时，认为“编辑对原作不计其数的改动致使作品残缺、腐败”，并将这些问题都归咎于玛丽，希望“女编辑玛丽不要这样篡改伟大诗人的语言”。150多年后，一本新书将重新呈现莎士比亚作品背后那些女编辑们的故事。该书旨在颠覆由男性主导的莎士比亚著作史。
独立学者莫莉·雅恩在撰写《莎士比亚的“女编辑们”》（暂译，Shakespeare’s ‘Lady Editors’）时，参考了各个大学和图书馆的档案以及政府机构的记录。该书已于12月9日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她在书中研究了女编辑们的信件、日记、合同、账簿和遗嘱，试图呈现她们的生命历程与学术贡献。
《莎士比亚的“女编辑们”》英文版书封。
“我低估了我能找到的数量——我预估大约有20个，至多30或35个就不错了，然而，很明显，我得到的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雅恩本人也是皇家莎士比亚公司新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副编辑，“我在书中收录了69位女性编辑，但实际数量应该会更高。有几个人因为技术性原因被我遗漏掉了，我确信一定还有更多的人未被发现。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她补充说道。
雅恩特别提到克拉拉-朗沃斯·德·尚布伦（Clara Longworth de Chambrun）的工作。后者生于美国的一个政治家族，与拉法耶特侯爵的后裔阿尔杜贝尔·德·尚布伦（Aldebert de Chambrun）结婚，被称为尚布伦伯爵夫人。
“她在48岁时获得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是巴黎的美国图书馆创始人之一。在纳粹占领期间，这家图书馆坚持对外开放。当纳粹法规禁止犹太人进入图书馆时，伯爵夫人和工作人员亲手将书籍送到了犹太订户手中。”雅恩说道。据悉，尚布伦编辑了1913年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同时，雅恩认为劳拉-朱利·瓦伦丁（Laura Jewry Valentine）是1868年Chandos Classics版莎士比亚作品的编辑。她说道：“我喜欢劳拉-朱利·瓦伦丁的故事。她是一个海军中尉的女儿，后来前往印度，成为一名家庭教师。再后来，她成为小说家，又成为莎士比亚作品的编辑。”这位学者继续说道：“我非常投入地研究了每一位女性编辑的人生，即使是那些生活不那么跌宕起伏的女性——她们中的许多人是工作了几十年的教师，影响了无数学生，我为能够记录她们的工作感到荣幸和自豪。”
在雅恩看来，虽然此前的一些学者已经确定了莎士比亚作品的部分女编辑名单，但主要的学术工作是围绕单个编辑展开的，例如考登·克拉克。她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第一位女编辑，编辑出版了1860年版莎士比亚剧作。
考登·克拉克夫妇——也许是预见到了批评——在1860年版序言中写道：“当男编辑们用男性判断力来决定哪些表达方式最适合从莎士比亚的修正版中删除时，女编辑们则用女性的辨别力来辅助修改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一些段落……也许，莎士比亚与其说是男人（man），不如说是人（human）——他自己身上包含了女人和男人天性中最好的部分。”
雅恩认为她以前的老师安·汤普森（Ann Thompson）是她在这个课题上的引路人。安·汤普森是Arden版莎士比亚系列的总编辑之一，也是伦敦国王学院的教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安是指出莎士比亚作品编辑中的性别差距和阐明女权主义编辑原则的重要声音。”雅恩继续说道：“过去几十年里，越来越多女性参与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编辑工作中，这要感谢安和她的盟友们所做的大量努力。”
但雅恩认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仍然需要提高编辑在种族、国籍、宗教、残疾、性别认同、教育背景、机构归属等方面的多样性。编辑不是一项中立的工作……正如我在后记中所说，现在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进行广泛、持久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关注一个系列中男性与女性编辑的比例。”
雅恩还指出，莎士比亚本人不太可能对女性编辑的存在感到困扰：“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不会介意——不是说莎士比亚是特别的女性主义者，但我个人在阅读《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这样的剧作时，觉得他肯定欣赏一个聪明的女人。在现代早期，一部戏剧的完成需要各方协力，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合作方，我不相信他会因为编辑的性别身份而感到不快。”
“与此同时，我有点不在乎他是怎么想的。我有戏剧背景，多年来，我看到人们在改编中做了很多莎士比亚可能不喜欢（或不理解）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些事情很出色。我们都在创造我们自己版本的莎士比亚。”雅恩提及莎士比亚作品改编问题时说。
参考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1/dec/09/new-book-celebrates-the-lost-work-of-shakespeares-female-editors
编译 | 吴俊燊
编辑 | 青青子
校对 |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