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区书记的日常工作清单，大约有30种、100项左右，包括基层党组织建设、接待居民咨询、调解邻里矛盾、策划文体活动、城市精细管理等，其中，仅为老龄、残疾等特殊群体提供的便民服务，就有27项……

当疫情发生后，这个清单变得更长，大数据核查，为居家隔离人员代买各种物资，为居家的学生打印试卷，将解除集中隔离的居民接回家等。

疫情期间，北京数万名社区工作者、数千名社区书记，每一天都要为这些琐碎而繁杂的工作，投入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但也正是他们的奔忙和付出，才使这个城市守住了抗疫的第一线，也打通了保障的最后100米。

忙碌在抗疫一线的松榆西里北社区党委书记刘菁。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当社区封闭之后 他们更加忙碌了

4月25日，北京朝阳区松榆西里、劲松北里等多个社区被划为封、管控区。日常生活的节奏被打乱，社区里的居民静了下来，最艰难的局面到来了。

足不出户的居民，生活物资如何供给？快递点封了，购买的东西怎样送达？小区不能外出，急病的患者如何就医？封管控区中，千头万绪的事务，考验着一个城市的危机处理的能力。

一支重要的力量，站在了抗击疫情最前方，他们是社区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封控、管控区里，推动防疫政策的执行、保障生活物资的供给，招募和管理志愿者，使封管控中的社区得以正常运行。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于燕燕，长期进行城市社区建设的研究和观察，她发现，“在疫情发生后，社区中的党员积极分子、社区工作者、志愿者，都快速行动了起来，这些微小的细胞，在特殊时刻展现出了自身的巨大力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健康宝弹窗的问题，如果没有社区居委会，居民要去哪儿解弹窗呢？”

每天清晨，当社区居民还在梦乡的时候，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已经做好了准备，开始处理一天的事务，从协助核酸检测开始，到入户服务、代买物资、核查大数据信息等，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处理社区的日常事务。从清晨一直忙碌到深夜，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是许多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的常态。两年多来，数次防疫的紧急时刻都是如此，他们用夜以继日的工作，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高效的社会治理 来自长期建设

在封控、管控区外，社区工作者们同样承担着重要的防疫任务，在北京的任何一个社区中，随时都可以看到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穿着防护服，处理社区事务、管控进出人员、协助医务人员、宣传防疫政策……

这套缜密而又严谨的基层工作流程，并非疫情发生后才开始建立的，而是十多年的长期建设之功。

早在2008年，北京市就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社区的建设，强化社区的专业化、职业化，将更多的公共服务、社会服务职能赋予社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社区服务体系的完善。

2014年，财政部、民政部和工商总局联合出台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各地基层政府开始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社区与社会组织对接。

在北京的每一个社区中，平均有十多位社区工作者，他们通过社区选聘和社会招聘的方式，进入社区承担着上百项社会治理、城市管理、居民服务的任务。同时，这些社区工作者，又把更多的党员、志愿者、热心参与社区事务的居民联系在了一起。

当疫情暴发、危机来临，过去十多年社区建设的成果、社区服务的力量，迅速显现出来，第一时间将防疫政策落地推行，同时也为居民生活提供完善的保障。

把组织建在基层 重构社会纽带

现代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割裂、社会连接机制的衰弱，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一个人居住在庞大的社区中，但关起门来，又是孤独的。人际关系日渐疏离，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公共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正如社会学家所说，“成千上万人居住和生活近在咫尺，却连点头之交都没有”。

这些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在疫情这样的公共危急时刻，显得尤为危险。于燕燕发现，在疫情发生时，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疏离，已经悄然改变了，“比如核酸检测，头一天晚上通知，第二天一早就有很多人主动去排队，这不是公共场所要求出示核酸证明以后才出现的，而是在疫情发生后，一直就有的。居民和居民、居民和社区居委会之间的互动，提升非常明显。”

是什么改变了城市居民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这场原子社会的再组织化，又是从何时开始的？

梳理社区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功不可没。从21世纪初开始，社会建设、基层的再组织化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早在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就开始尝试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依托现代数字技术，将原本分散的社会治理形态整合统一，以网格化的区域为对象，建立综合治理的平台。2012年，这一模式正式在全国推广。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完善而周密的体系，把散乱而疏离的社会关系，重新连接起来。

公共服务的下沉 筑成抗疫堡垒

疫情发生的两年多来，在社会的最基层，在一个个社区中，“全民参与、全民监督、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模式，正在成为常态。在这样的常态下，疫情的任何一点具体变化，都能第一时间反映在整个疫情防控的宏观数据层面，并带动整个防控系统的联动。

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得益于长期的训练和累积。在过去十多年中，社区承担了大量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的职能，比如接诉即办、便民服务等，这些原本属于公共服务范畴的职能，越来越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下沉到基层社区。再如社区文体活动、物业问题处理、心理咨询等，这些原本属于社会服务范畴的职能，也在社区中逐渐实现。

在处理这些日常事务的过程中，社区成了连接政府、社会、市场最强力的纽带，社区工作者也锻炼出了优秀的职业能力。这使得他们在疫情发生后，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适应并完成防疫所需要的数据核查、居家隔离人员服务、建立并更新居民台账、保障居民生活物资等重要任务。

“北京这几轮的防疫工作中，社区居委会的连通作用，发挥的水平非常高，”于燕燕说，“政府的人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细致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人，而真正把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等工作落实到社区中每一个居民的，是社区居委会，他们成了基层社会最后也最坚实的抗疫堡垒。”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