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上午，首届北京文化论坛揭晓了“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1年度十件大事”，其中，“琉璃河遗址考古新发现见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入选。

北京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赵卫东发布“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1年度十件大事”。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的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北京地区可追溯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被誉为“北京城之源”。

1974年，两座西周大墓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走入人们的视野。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到首博的镇馆之宝伯矩鬲（俗称牛头鬲），都出自这里。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逐渐被揭开。

2019年起，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联合组成考古队，开启琉璃河遗址考古研究工作，遗址发掘面积达到1000余平方米，发现众多西周时期的遗迹、文物。

三年间，琉璃河遗址发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环壕1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象牙器、丝织品标本等各类文物100余件。2021年10月18日，琉璃河遗址获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这些文物背后折射出来的多元文明交流融合的迹象，从考古学上证明了3000年前的北京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基础。”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说。

琉璃河遗址出土的文物。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青铜提梁卣上的铭文为北京三千余年建城史提供实证

2021年，琉璃河遗址出土铜器、蚌器、骨器、石器、陶器等各类遗物178件。已提取的青铜器共142件，包括鼎、簋、尊、卣、爵等容器，三角援戈、矛、短剑等兵器，成组车马器，人面形饰、组合人面形饰等装饰器。

值得一提的是，编号1902号墓葬发掘出一件刻有铭文“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宫”的青铜提梁卣（yǒu，酒器），在一些青铜尊、青铜爵上也发现了相同铭文。

“短短9个字，却能反映出特别重要的信息。”郭京宁介绍，这组青铜器上的铭文表明，城最早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是“太保”这个人。“同时也说明城中有一座宫殿——匽侯宫，是西周琉璃河城中最大的宫殿，类似于故宫的太和殿，为今后的考古发掘提供了一个线索。”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如今墓里出土的刻有“太保墉匽”的青铜卣，则是这段历史的有力实证。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雷兴山认为，铭文中的“墉”字，是筑城之意，证实召公亲自来过琉璃河遗址，并在此筑都。北京大学教授孙庆伟表示，青铜提梁卣上的铭文以无可争议的文字资料为北京三千余年的建城史提供了实证，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独特价值，堪称“北京之宝”。

另外，去年发掘中出土的铜簋，纹饰精美，然而器盖内铭文和器内底铭文并不一致。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这具铜簋出自西周早期墓葬，纹饰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据铭文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该是搞混了，一错3000年。时隔40余年，两器才得以重聚首。

M1901新出土的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器盖内铭文为“白（伯）鱼作宝尊彝”，器内底铭文为“王𠦪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此次发掘还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现象，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席纹等；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首次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通过对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能够解决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也能够为下一步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考古支撑，公园怎么建设、怎么展示，考古是第一位的。”郭京宁说。

对遗址范围有了新认知，确定两种墓葬类型

郭京宁介绍，目前，琉璃河遗址主要由三部分遗存组成。“第一部分是古城址区，东西长829米，因为南面城墙被冲毁，现存南北城墙约300米；第二部分是3000多年前西周早期的墓葬区，包括大、中型墓葬和平民墓葬；第三部分是2019年以来城外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为城外遗存。”

三年来，经过发掘，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范围有了新的认知。通过普遍勘探、重点勘探、抽样勘探相结合的方式，完成重点勘探面积约32万平方米，抽样勘探面积45万平方米。考古调查和勘探的成果体现在《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年）》中，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里，远超过此前对遗址的认识。

此外，遗迹形制有了新发现，确定了两种墓葬类型：居葬合一和单纯墓地。大型夯土保存之好、范围之大，在西周考古中属于前列。最大型水井的井圹夯土宽度超过30米，深逾10米，分布在城南区域，说明西周燕都“穿井治城”的水平已经相当发达，大型水井的附近存在高等级建筑的可能性很高。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城内功能区的分布，了解燕国始封地的规划理念、组织模式和治理能力。

2021年12月7日，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西周早期墓葬M1902发掘情况。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据介绍，此次发掘是基于文化遗产理念下的田野发掘，体现了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环境考古、遗产研究等多学科的全面融合。田野工作全域建立三维测控网、应用“破壁发掘法”、注重形态单元的发掘，遗迹组合整体提取，体现了新阶段考古发掘新方法的探索。

王晶向记者介绍，发掘过程中，前期会对文物的出土环境进行检测，同时会在现场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用套箱的整体提取方式将文物提取到实验室，再进行进一步发掘，之后也会注重对文物的长期保护。

《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复

董家林、黄土坡两村，分别位于琉璃河遗址的宫殿区和墓葬区。国宝级青铜器“伯矩鬲”“堇鼎”“克盉”“克罍”均出土于这两个村。

2018年，北京市启动琉璃河遗址搬迁腾退工作，历经三年，遗址核心区董家林、黄土坡两村搬迁腾退完成。

去年3月，《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年）》公布实施。规划提出，将以西周燕国早期遗存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加强琉璃河遗址文物保护和管理。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房山区编制的《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已上报国家文物局，并于今年6月底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

“把琉璃河遗址定位成考古遗址公园其实要实现三个目标。”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是考古遗址和周边环境要得到妥善保护，这样才能把它稳定地保护下来；第二要通过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使琉璃河遗址成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也促进房山的文旅发展；第三要让考古遗址公园促进当地的就业，对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有所助益。

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据悉，今年琉璃河遗址考古的重点区域在城址区，考古人员将对琉璃河的核心区域及疑似外城壕进行考古。

郭京宁介绍，城址区的考古发掘计划在今年8月上旬或中旬正式动工。“城址区跟此前墓葬区的发掘技术不太一样，比如，城址区要注重异地之间的关系、层位关系，包括建筑之间有没有连接的附属建筑设施、路网、水系等，墓葬区可能不太注重这些。”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