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本能的思考，也有自我表达的手段策略；但这些好品质却被掩盖在他混进自己剧作中的垃圾底下。

 

 

莎士比亚向来是法国人对英格兰文化态度的风向标。自从伏尔泰在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哲学通信》（1734）中引介他以来，他就成了众人眼中英格兰神魂之精髓——“有力而多产的天才，兼具自然与崇高，没有一丝文雅，也没有一点对规矩的认知……假使像马尔利宫花园中的灌木一般被塑形、修剪，英格兰创作之神魂便会死去”。

 

打从一开始，人们便把这英格兰“神魂”明确视为法兰西精神的对立面。因此，评判莎士比亚，也就等于评判法国文化。于是乎，伏尔泰一面夸奖莎士比亚的质朴之美，一面强调其质朴之罪：强有力但缺乏礼法；原创但不老练；深刻但不一致；崇高的诗意瞬间被卑鄙的下层角色、粗野嘈杂的举动、无端的暴力与一贯的傻气败坏。伏尔泰认为，莎士比亚的成功，令不良习性根植于英格兰舞台，从而伤害了舞台；此外，英格兰语言恐怕正在衰微。

 

 

伏尔泰当然认为自己根据莎翁主题所写的剧本——例如颇受欢迎的《恺撒之死》（Mort de César，1733），以及受《奥赛罗》（Othello）启发的《扎伊尔》（Zaïre，1732）——比其原作更成功，足以凭借适度注入莎翁活力的做法，让法国戏剧界恢复活力。他在1750年写道：“我们用太多的台词，就好比你们用太多的动作，情况确实如此；或许，至臻完美的艺术，是混合了法兰西的品味与英格兰的精力。”他始终认为法国文学更为优越，因此喜爱爱迪生甚于莎士比亚，因为爱迪生下笔就像法国人，优雅、雕琢、精准。

 

伏尔泰的看法不只法国人接受，在英格兰也颇有人认同，这证明法国古典风格（包括他自己的戏，其中有16部在伦敦制作）的威望仍然存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海峡两岸都遭受审查、修正，连捍卫莎翁不遗余力的塞缪尔·约翰逊与戴维·加里克也参与过。他的词被改得更有诗意，剧情被改得更好懂，结局也被改得更开心。

 

伏尔泰引发的莎翁风潮，很快就超越他屈尊俯就的赞赏。下一代的作家与启蒙哲人之所以钦佩莎士比亚，原因正是他不理睬古典惯例：“诗意之神魂有其独立精神，其挥洒自如、不受众多规矩局限，令人羡慕。”18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热爱法兰西但爱国的加里克（他是胡格诺信徒之子）在巴黎的沙龙搬演莎士比亚选粹，同时将莎士比亚当成民族诗人、英格兰戏剧之卫士，重新引介回英国的舞台。

 

赞扬莎士比亚，便会冷落高乃依（Corneille）与拉辛（Racine） 的古典戏剧传统，而伏尔泰本人正是两人在当时的头号支持者。他决定挫挫这位已死对手的锐气。伏尔泰的敌意起自 18 世纪 40 年代，当时他将《哈姆雷特》（Hamlet）描述为“下流野蛮的东西，连法兰西或意大利最底层的民众都无法容忍”，而虚荣心与政治目的加深了他的敌意。但底下作祟的不止虚荣心。法国古典戏剧是哲思的（凸显道德两难），莎士比亚的作品则是心理的（探究角色的发展，这正是加里克的“哑剧”带来的冲击——用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演戏，而非单纯朗诵韵文）。

 

法国戏剧的基础，在于以诗意的方式描述舞台外的事件，而莎翁戏剧的基础就是在其舞台表现（例如打斗、杀人等让人不愉快的场景）。前者凝聚而有序（严守时间、空间与行动的统一），后者散漫、繁复，甚至前后不连贯。前者道德，而且多半乐观，后者不只不道德，而且经常悲观。前者对受教育的精英有吸引力，后者则吸引普罗大众。在伏尔泰来看，前者就是更高级的艺术形式，由更超前的文明所创造；后者无论多么有力，都是幼稚而粗糙的： “写一部好戏，当然比在舞台上搬演谋杀、绞刑、女巫与鬼魂来得更难。”

 

伏尔泰好比高傲的音乐评论人，赏个脸承认披头士的歌也有优点，等到人们开始说保罗·麦卡特尼（Paul Macartney）比舒伯特更厉害，就觉得天崩地裂。只是这一回，被比下去的是伏尔泰。他哀号说：“我原想加入多些动作，让剧场界活络些，谁知现在一切都是动作跟哑剧……再见了，精致的韵文；再见了，真挚的情感；再见了，一切。”他对朋友忏悔道：“这起灾难中最惨的是，当初第一个提到莎士比亚此君的人是我，是我把自己在他庞大粪堆中找到的几颗珍珠拿给法国人看的。”

 

 

七年战争创造了恐英的氛围，英国的文化影响力似乎正挑战法国的优势地位。1761年，伏尔泰（宣称要为故土而战）发表《告欧洲各民族书》（Appeal to All the Nations of Europe）。这是他对英格兰文化下的战书。

 

莎士比亚如今成了“乡下小丑”、“野蛮的江湖骗子”和“醉酒的蛮子”。他给《哈姆雷特》剧情做了番假装严肃的摘要，转述其中的若干台词，使之听起来荒谬、粗野而愚蠢。他用“英格兰社会缺乏鉴别力”来解释莎翁的成就，说对于英格兰的“搬运工、船员、车夫、小二、屠夫和店员”来说，舞台上的暴力、喜剧和奇风异俗就是其娱乐， 而这些人制定的公共标准“让欧洲各地品味高雅的人士感到憎恶”。

 

加里克则押上了更多赌注，在 1769年举办了爱国意味浓厚的莎士比亚纪念活动，等到皮埃尔·勒·图纳尔（Pierre Le Tourneur）在1776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译成 20 册），同样的活动又举办了一次。图纳尔版的莎士比亚剧作是用来阅读的，而非表演的，目标在于忠于原著，忠实程度远甚于剧场惯例所能容许的程度。尽管忠于原著，“卑鄙庸俗”的用词还是要改得文雅。《奥赛罗》里的“黑公羊……跟你的白母羊交欢”变成“黑秃鹰”和“年幼的白鸽”。单纯的俗语也改得像诗兴大发：狗变成“秃鹫”，蟋蟀变成“地里的昆虫”，如此这般。

 

勒·图纳尔的版本成就惊人，连王室成员与重要政治人物（包括恐英的舒瓦瑟尔公爵）都成了订户——这是莎士比亚与英格兰文化声望的有力象征，两国当时甚至处在战争边缘。勒·图纳尔在献给国王的序言中，宣称“从来没有任何天才人物能如此直指人心至深处”或创造出“这般自然的”角色。

 

伏尔泰勃然大怒，“这个粗鲁的傻瓜”居然高举莎士比亚为“地道悲剧的唯一典范……将拉辛与高乃依的冠冕重重踩在脚下”，借此侮辱法兰西。他给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去信，谴责莎士比亚伤风败俗的用语和“恶名昭彰之堕落”，若干内容“竟大胆违抗我们戏剧界的威仪”。信在1776 年 8 月由达朗贝尔在学院中宣读，出席的英国大使斯托蒙特勋爵（Lord Stormont）大为不悦，伊丽莎白·蒙塔古也在场，表情也很严峻。针对伏尔泰早先的抨击，她写了一篇踩中痛脚的反驳文章——《论莎士比亚之写作与天才——与希腊和法国剧作家比较》，而这只是从海峡对岸咆哮而来的众多反击之一。

 

法国文坛在“创造力”与“品味”之争中分裂。借蒙塔古的话来说：“创造力，唯有强而有力的创造力（狂野自然之气势从根作用起！）才能创造出如此强烈、与众不同的美。”创造力赢了——但不是完全桀骜不驯。

 

莎士比亚的剧作也得被驯化，一如在英格兰的情况。让-弗朗索瓦·迪西（Jean-François Ducis）把莎翁改得让法国观众“能够承受”，删去了不雅观的动作与不舒服的剧情，还加入了芭蕾舞（但他英文不好，是从译本改的）。他毫不忌讳的改写（以《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受欢迎）在18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1783年，《李尔王》（在迪西的修改后，这部戏以喜剧收场）在凡尔赛宫初演——法国与英国当时还在打仗，这简直不可思议。好戏还在后头：1793年9月，两国再度对垒，革命政府的恐怖统治正值高峰，而音乐剧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却成功在巴黎制作登台了。

 

本文选自《甜蜜的世仇：英国和法国，300年的爱恨情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英]罗伯特·图姆斯 [法]伊莎贝尔·图姆斯

摘编/何也

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