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7日，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 市民在办理业务。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新京报讯 （记者肖隆平）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随着我国逐渐走出新冠疫情阴霾，城市逐渐散发出了新的活力。作为拥有全球最多超大、特大城市的国家，面对已经来临的数字时代，我们该如何治理好超大、特大城市，让其继续发挥全国经济引擎的作用？让民众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近日，新京报新京智库举办了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学者结合全球各地的经验，就数字时代，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提出建议。

在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城市更新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殷成志表示，不管是城市敏捷治理，还是“一网通办”“一网通享”，各种数字化治理途径，首先需要做好平台数据资源的整合。这方面新加坡比较有经验。他们拥有一个统一平台，新加坡人只需下载一个软件（App），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另外，超大、特大城市的数字化治理，还需更便捷、亲民，比如老人怎么用，残疾人怎么用，要有不同的适应性。

殷成志还认为，数字化的城市空间（或城市空间的数字化）还需与产权的清晰化结合起来，为将来的城市治理提供坚强的基础。虽然我们国家提数字城市已经有多年，十八大以后更是强调要将一张蓝图绘到底，对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把智慧化、数字化的城市空间和管理信息系统结合在一起，这方面有些发达国家的城市治理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上海市MPA教指委秘书长、复旦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顾丽梅表示，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和其他几个人口过千万的主要城市，不管是从国内或国际上看，城市治理工作都做得比较好，确实把数字化理念逐步运用到了政府管理的实践中去。

如果说还有什么建议，各个城市的数字治理工作还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城市本身的特性探索出一套合适的治理模式。“这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也没有什么教科书可抄，因为没有普适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模式。”顾丽梅说。

广东省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文宏认为，在数字化时代，超大、特大城市治理需要关注几个问题。

首先是高层主政者需要对数字治理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基层官员或者一线的领导者要把这个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去用心经营、管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数字化时代提供了过去没有技术支撑下的可能性，这对城市治理是一把‘双刃剑’。”

其次，需要有一统性和分布式差别。所有的数字化管理都是一统性的，这样有“视觉上好看，形式上工整，态度上比较响应，一呼百应的感觉”，但是一座超大、特大城市是要建几家大型的沃尔玛和家乐福，还是出小区就有类似711的便利店，“这没有绝对答案，一统性的治理需求和分布式的治理需求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文宏说。

再者，要解决好治理的形式和本质相统一问题。文宏介绍，现在有些城市治理是为了给大家伙看的，至于治理的成效并没有太显著。这就要回答清楚城市治理的创新是要满足人民的需要，还是迎合某些偏好的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陶然亦表示，新技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的治理能力，但是这个技术到底是否好用，还是要看做了什么，是否建立起了政府的有效回应平台。

同时，陶然也强调，要解决“技术歧视”问题，比如一些人不能使用新技术，一些地区网络欠佳导致学生不能上网课，还有对基层公务人员的压力过大等问题。因此，要“警惕过度迷信技术，忽略组织优化。不能单纯追求新技术的使用，也需要适当放慢节奏”。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