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延续之前的建议，将视角深入基层工作人员。面对报文报表形式主义突出等问题，她带来提案，建议有效利用大数据平台统筹安排，为基层减负增能。
蒋胜男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一些基层工作者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一些无谓的报表等事务性工作中，为报表东奔西走、疲于应付，而用于切实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时间被严重压缩，这需要通过改革和管理创新来为基层减负。
作家、编剧蒋胜男曾创作《芈月传》《燕云台》等多部经典作品，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过去几年，她曾提出非法代孕组织者入刑，改善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规定，放开公务员35岁门槛等多个建议，推动相关政策完善。
蒋胜男（受访者供图）
谈为基层工作者减负
“避免重复调研和多头检查，减少对基层工作的干扰”
新京报：今年两会，你带来5份提案，其中之一是建议有效利用大数据平台统筹安排，为基层减负增能。为何会关注这个话题？对此做了哪些调研工作？
蒋胜男：我关注到基层减负这一话题的契机主要源于对年轻人工作状况的长期关心和深入研究，特别是在2022年我提出《解除35岁职场恐惧、修订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的建议》，调研过程中就更加了解了这个问题。
我发现，职场年龄歧视和“35岁职场恐惧”不仅对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也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影响到婚育率和消费信心等。这些发现促使我深入调研基层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负担，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基层工作者不仅要处理日常的行政任务，还要应对更多的额外工作。我通过与基层工作者直接对话、分析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讨论，以及参考相关政策和文献，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工作，以确保提案能够切实反映基层工作人员的实际需求和问题。
新京报：据你观察，基层工作者的真实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典型案例，让你印象深刻？
蒋胜男：一些基层工作者的真实工作状态可以用“忙碌而疲惫”来形容。他们每天不仅要应对繁重的行政任务，还要处理突发社会事件，经常加班加点。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一位乡镇公务员，他在一次对话中提到，自己的工作几乎完全被各种报表填写和数据APP打卡占据，导致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开展实际的民生工作，工作压力巨大。
乡镇单位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落实到老百姓身边最直接的执行者，将精力用在为老百姓分忧解难上，是对基层工作者的基本要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报文报表上的形式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基层单位忙于在材料和表格上“空转”。“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基层工作者面对各种报表要求疲于应付，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一些无谓的报表、汇报材料、迎检资料等事务性工作中，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个问题清单，但凡出现的问题，都要清单化处理。没有问题，也要填各种报表。一些基层干部为报表东奔西走，而用于切实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时间被严重压缩，最终基层减负不仅沦为空喊口号，甚至还要为此多填一张“基层减负整改工作进度表”。
新京报：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相继出台政策，加大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整治力度，为基层减负。你认为，基层减负的难点、堵点具体在哪里？
蒋胜男：尽管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政策加大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整治力度，基层减负仍然面临着诸多难点和堵点。首先，一些地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根深蒂固，改变现有的工作模式和思维定式需要时间。其次，多头管理和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导致基层工作者被迫应对来自不同部门的重复和矛盾的要求。再者，现有的评价和考核机制过于注重形式和数量，而忽视了工作的实质内容和质量。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基层减负工作的难点，需要通过改革和管理创新来解决。
新京报：你建议，要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系统报表数据中心，实现高效数据处理和信息共享。此外，还建议部门联合检查、统一调研。但每个部门职责不同、调研问题和对象也不同，统一调研是否有可行性？
蒋胜男：关于部门联合检查和统一调研的可行性，虽然各个部门的职责和关注点不同，但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是完全可行的。可以设立一个跨部门协调小组，负责统筹各部门的调研计划，避免重复调研和多头检查，减少对基层工作的干扰。通过共享调研结果和数据，各部门可以在不直接增加基层工作负担的情况下，获得所需的信息和支持。此外，可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比如大数据分析和云平台，来提高调研和数据收集的效率，确保调研工作既能满足各部门的需求，又能最大程度地减轻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
谈教育减负
“分管教育的相关领导需负起为教育部门抵制压力的作用”
新京报：你在提案中特别强调，分管教育的相关领导，应负起为教育部门抵制压力的作用。如何看教育减负问题？难点在哪里？
蒋胜男：教育减负问题是当前教育领域面临的一大挑战，它不仅关系到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关系到教育质量的提升和家庭教育负担的减轻。我在提案中强调分管教育的相关领导需负起为教育部门抵制压力的作用，是基于对当前教育减负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和阻力的深刻理解。
首先，教育减负的难点之一在于如何平衡教育质量和减轻学生负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社会和家长普遍期望学生能够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这往往导致学校和教师增加学生的学习任务；另一方面，过重的学习负担又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违背了教育减负的初衷。如何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有效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其次，教育减负还面临着家庭教育观念和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过度，即便学校减轻了学生负担，家长也会通过报名各类补习班和培训机构来提高孩子的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学校减负的效果。同时，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也加剧了教育减负的难度，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差异，使得减负工作无法均衡推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分管教育的相关领导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要推动和落实减负政策，更要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抵制来自各方的压力，确保减负措施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这需要领导们具备坚定的决心和明智的判断力，既要坚持教育减负的原则，又要兼顾教育公平和质量，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谈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
“创新土地经营和宅基地分配模式，确保农村妇女能够独立享有土地权益”
新京报：此次两会，你还带来提案，建议推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促进性别平等与乡村振兴。关于“外嫁女”的涉土地合法权益保障问题越来越受关注。据你观察，农村妇女的侵权通常表现在哪些方面？维权难表现在哪些层面？
蒋胜男：根据我所进行的调研，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侵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平等。由于传统观念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影响，农村妇女往往无法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享有土地承包权。在许多农村地区，土地承包权仍然以男性为主，女性尤其是“外嫁女”很难在原家庭获得土地分配。
其次，农村妇女在宅基地分配、使用权上也面临着不公平的待遇，一旦妇女结婚离开或离婚后，她们在夫家或娘家的宅基地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
再者，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即便法律上规定男女平等享有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实际操作中女性往往被边缘化，特别是对于那些离婚、丧偶或改嫁的妇女，她们在集体经济分配中的权利往往被忽视或剥夺。
维权难的层面主要体现在法律认知度低，农村妇女普遍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律执行力度不够，即便有相关法律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执行不力，导致农村妇女难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权；社会观念根深蒂固，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结构观念仍然影响着农村社区，使得农村妇女的权益难以得到实际的保障。
新京报：对此，你有哪些建议？
蒋胜男：为了有效推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与乡村振兴，我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妇女的法律意识，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普及土地权益、婚姻家庭以及性别平等的相关法律知识，使她们知晓自己的权利并勇于维护。完善法律法规，建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具体措施，尤其是对“外嫁女”的土地权益给予明确保障。创新土地经营和宅基地分配模式，探索以个人而非仅仅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分配，确保农村妇女能够独立享有土地权益。
此外，还应建立农村妇女权益保护机制，建立专门的农村妇女权益保护机构，为她们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和诉讼支持等服务，特别是在土地权益维权方面提供实际帮助。加强监督和执行，强化对现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真正将政策落到实处。
通过上述措施，逐步解决农村妇女在土地权益上遇到的问题，促进性别平等和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
谈履职感悟
“要倾听民声，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收集公众意见和需求”
新京报：这些年，你提出不少建议提案推动了政策完善。作为代表、委员，在履职过程中，如何做到直面现实问题？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吗？
蒋胜男：深入调研，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一手资料，确保对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和全面掌握。倾听民声，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如社交媒体、公开论坛、直接对话等，收集公众意见和需求，特别是那些直接受到政策影响的群体。学习借鉴，研究国内外在类似问题上的政策措施和实践经验，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多方合作，与其他代表委员、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等建立良好的沟通协作机制，共同推进问题解决。持续关注，对提出的建议和政策实施效果进行持续跟踪，及时提出调整和完善的建议。
新京报：作为女性作家，你一直为女性发声，笔下人物多以女性历史角色为主。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你想对女性同胞说些什么？
蒋胜男：我想对所有女性同胞说：女性的价值和力量无处不在，每一位女性都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生活。社会的进步需要女性的智慧和贡献，希望每位女性都能在自己选择的领域发光发热，同时也要关注自身的权益保护，勇于发声，共同推动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
新京报首席记者 何强
受访者供图
校对 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