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本书中，马克·费舍细致入微地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情绪、流行文化和时代问题作出了诊断式观察。在他的观察中，英国年轻人陷入了一种既抑郁又快乐的状态，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情绪表现在“做追求快乐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无能”。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反身性无能与止动”一节。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作者: [英]马克·费舍，译者: 王立秋，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4年3月
反身性无能与止动
作者｜马克·费舍
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先辈们形成对照的是，今天，英国学生看起来脱离了政治。法国学生还会上街抗议新自由主义，英国学生——相比之下，他们的处境糟糕得无以复加——则似乎打算听天由命。但我想说，这种听天由命既不是冷漠也不是犬儒，而是反身性无能(reflexive impotence)。他们知道情况不妙，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但那个“知道”，那个反身性，不是对已经存在的事态的被动观察。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反身性无能可以说是存在于英国年轻人里的一种心照不宣的世界观，它与各种广泛的病态相关。我工作时接触到的许多青少年都有精神健康问题或学习障碍。抑郁症流行。它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治疗得最多的状况，其患者的年龄也越来越小。患有某种阅读障碍的学生的数量也很惊人。不夸张地说，如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英国，但凡是青少年，都可能患有某种病。这种病态化已经排除了一切政治化的可能。通过把这些问题私人化——把它们当作只是由个体神经系统的化学失衡和/或其家庭背景引发的疾病来治疗——一切关于社会系统因果关系的问题都被排除了。
马克·费舍（Mark Fisher，1968—2017)，网名K-punk，英国作家、乐评人，互联网上活跃的思想家。21世纪初，他以K-punk为网名写博客，西蒙·雷诺兹称K-punk博客是“博客星丛”的中心。费舍死后被公认为一位深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罗伯·多伊尔在《爱尔兰时报》上写道：“21世纪还没有出现比他更有趣的英国作家。”《卫报》则将费舍的K-punk博客描述为“一代人的必读物”。
我遇到的许多青少年学生看起来处于一种我所谓的“抑郁的快乐”(depressive hedonia)状态。抑郁通常被归为一种快乐缺失状态，但我所说的状况，与其说是在获得快乐上的无能，不如说更多地是在做追求快乐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无能。处于这种状况的人会觉得“缺了什么”——但不理解这个神秘、缺失的乐子只能在快乐原则之外获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学生的结构位置不明确造成的后果，他们搁浅在作为“规训制度的主体”的旧角色和作为“服务的消费者”的新身份之间。德勒兹在其至关重要的文章《关于控制社会的后记》中区分了福柯描述的规训社会和新的控制社会。规训社会是围绕工厂、学校和监狱的封闭空间组织起来的，而在控制社会中，所有制度都内嵌于一个分散的公司。
德勒兹正确地指出卡夫卡是控制社会独有的权力的先知，这种权力是分散的、控制论式的。在《审判》中，卡夫卡区分了被告可获得的两类无罪开释。彻底宣判无罪如果在过去尚可能（“我们只有在关于古代案件的传奇描述中找到无罪释放的例子。”），如今也不再可能了。因此，剩下的两个选项是：1.“诡称宣判无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在所有的意图和目的上都被宣判无罪，但可能会在以后的某个时刻面临全部指控；2.“无限期延缓”，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参与（他们希望是无限）延长的法律争辩过程，这样，可怕的最终判决就不太可能到来。德勒兹说，卡夫卡描述的、福柯和巴勒斯也描述过的控制社会正是通过无限期延缓来运作：教育是一种终身学习……你只要还在工作就得继续接受的培训……你带回家的工作……在家工作，以工作为家。这种“无限”模式的权力带来的后果，是内部的管辖接替了外部的监控。只有在你与之共谋的情况下，控制才起作用。因此也就有了巴勒斯笔下的“控制成瘾者”的形象：沉迷于控制，同时不可避免地被控制接管、附身的人。
走进我任教的学院的几乎任何一间课堂，你马上就会意识到，你处在一个后规训框架之中。福柯花了很大力气来列举权力通过强迫人们摆出严格的身体姿势来建立规训的方式。但在我们学院的课堂上，你会发现学生趴在桌子上，几乎一刻也不停地说话，不断地吃零食（有时甚至还会吃正餐）。以往对时间的规训性切分正在失效。控制的技术及其永恒消费、持续发展的系统侵蚀了监狱式的规训制度。
学院的资金来源系统意味着，它确实不能开除学生，就算它想。学院能拿到多少资源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成绩（考试结果）、出勤率和学生留存率方面的指标。这种市场规则和官僚系统定义的“目标”的结合，是如今管制公共服务的“市场斯大林主义”方案的典型特征。有效规训系统的缺乏，没有得到最起码的补偿——学生的自觉性并没有提高。学生意识到，就算他们连续缺席好几个星期，并且/或者不完成任何功课，他们也不会面临任何实质性的处罚。面对这样的自由，他们通常不会有别的追求，而只会陷入快乐（或缺乏快乐）的倦怠：迷迷糊糊，在电子游戏、通宵达旦的电视和大麻带来的舒适中忘记忧愁。
要求学生阅读一两句话以上的内容，很多人——我要提醒你，这些可都是达到中等教育高级水平(A-level)的学生——就会抗议说他们做不到。教师最经常听到的抱怨是太无聊了。这里，被认为“无聊”的，与其说是书面材料的内容，不如说是阅读活动本身。这里，我们面对的不只是由来已久的懒散，更是后读写时代“太过迷醉以至于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新肉体”和正在衰亡的规训系统的限制、集中注意力的逻辑之间的不匹配。无聊仅仅意味着脱离了短信、YouTube和快餐的交际感官刺激矩阵；被短暂地剥夺了源源不断的、对需求的甜蜜满足。一些学生想要理解尼采，就像想吃汉堡一样；他们不能理解——而消费者系统又鼓励了这种误解——的是，难啃的、晦涩的正是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思想家。
举个例子：我曾质问一名学生为什么总在课堂上戴耳机。他回答说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又没有播放音乐。在另一节课上，他没戴耳机，但耳机里小声地播放着音乐。在我让他关掉的时候，他回答说为什么要关呢，他甚至都听不到。为什么戴着耳机又不播放音乐，不戴耳机又要播放音乐呢？因为耳机在耳边或知道音乐在播放（就算听不到）确保了矩阵还在那里，触手可及。而且，作为交互被动性的一个典型案例，只要音乐还在放，就算他听不到，播放器也能继续代表他享受音乐。在这里，戴耳机很重要。流行音乐带给人的体验，不是作为某种能够影响公共空间的东西，而是一种向私人的“俄狄播斯”(OedIpod，恋播放器)的消费者极乐的退却，一种对“社会”的筑墙抵御。
被吸进娱乐矩阵的后果，是焦躁不安的交互被动性，一种在集中注意力或者说专注上的无能。学生不能把当前的缺乏专注和未来的失败关联起来，不能把时间综合为任何连贯的叙事——这个症状反映的不只是消极怠工。事实上，它怪异地让人想起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的分析。詹姆逊说拉康的精神分裂理论为理解在新兴娱乐产业复合体面前主体性的支离破碎提供了一个“可作参考的美学模型”。詹姆逊总结说：“随着意指链的瓦解，拉康式的精神分裂被化约为一种对纯粹物质能指——或者换句话说，一系列纯粹而无关联的时间中的当下——的体验。”詹姆逊在20世纪80年代写下这些话，我的大多数学生就出生在那个时代。如今，我们在课堂上面对的，是在非历史、反记忆的瞬变文化(blip culture)中长大的一代，对他们来说，时间永远是已经切好的数字切片。
如果说被规训的形象是工人-犯人，那么被控制的形象就是负债者-上瘾者。赛博资本通过使用户上瘾来运作。在《神经漫游者》中，威廉·吉布森让凯斯和其他赛博牛仔在脱离矩阵时产生皮肤下有虫子蠕动的恍惚感。（显然，凯斯嗑药的习惯就是对一种更加抽象的瘾的替代。）如果说像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那样的状况是一种病态的话，那么它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病态：是被连接进超媒体消费者文化的娱乐-控制回路中的后果。类似地，在许多场合下，所谓的阅读障碍实际上是一种后-阅读(post-lexia)。青少年无须阅读就可以非常有效地处理资本的图像密集数据——要浏览网络-手机-杂志的信息平台，会看标语就够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论证说：“写作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电子语言不需要语音或文字；数据处理也不靠说或写。”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成功的生意人有阅读障碍。（但他们后阅读的效能是他们成功的原因，还是后果？）
《神经漫游者》，作者: [美] 威廉·吉布森，译者: Denovo，读客文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
如今，教师承担着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要在晚期资本主义消费者的后读写主体性和规训制度的要求（诸如通过考试等要求）之间斡旋。在这个层面上，教育绝非高居安然隔绝于“真实世界”的象牙塔，相反，它是直面资本主义社会场域的各种矛盾，再生产社会现实的引擎室。教师被困于诱导者招待者(facilitator-entertainers)和规训者权威(disciplinarian-authoritarians)这两个身份之间。教师想帮学生通过考试；他们则想把我们当作权威人物，让我们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被学生当作权威人物来召唤的教师加剧了“无聊”，因为权威位置发布的一切都先验地无聊。讽刺的是，在规训结构于制度中瓦解之时，人们比以往更严格要求教育者来扮演规训者的角色。随着家庭被要求父母双方都出去工作的资本主义压垮，如今，教师越来越需要扮演代理家长的角色，向学生灌输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并给在某些情况下只在最低限度上社会化的青少年提供教育和情感支持。
值得强调的是，对我教的每一个学生来说，并没有任何法律逼他们来上学。他们想走就可以走。但是，因为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工作机会，再加上英国政府见利忘义的鼓励，学院看起来是更容易也更安全的选项。德勒兹说控制社会基于债而非封闭；但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教育系统既让学生负债又把学生关了起来。这个逻辑坚决要求你为针对你自己的剥削付钱——负债读书，然后你就能找到你16岁时辍学就能找到的低薪又无前途的工作……
詹姆逊说：“时间性的崩溃，突然把时间的‘当下’从一切可以使它聚焦、把它变成实践空间的活动和意向中释放出来。”但怀念旧的实践运作的语境是无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学生最终并不构成一个能够取代英国式反身性无能的选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人》会嘲笑法国反对资本主义，这并不出奇，但它对法国的“止动”(immobilization)的挖苦确有道理。“诚然，最近抗议的学生看起来认为他们是在重演其父辈对夏尔·戴高乐发起的1968年5月事件”，在2006年3月30日的封面文章中，《经济学人》写道：
他们借用了它的口号（“鹅卵石下是海滩！”）并劫持了它的符号（索邦大学）。在这个层面上，这次反抗看起来是［2005年］促使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郊区骚乱的自然延续。当时是没有工作的底层少数族群反抗排除他们的系统。然而，最近的抗议运动的显著特点却是，这一次，反抗的势力站在保守主义那边。和郊区的骚乱青年不一样，学生和公共部门工会的目标是阻止变革，让法国保持原样。
令人震惊的是，许多止动者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与另一个以“68”继承人自居的群体相反。这个群体由像乔治·索罗斯和比尔·盖茨那样的人构成，他们把贪婪的逐利和充满生态关怀、社会责任的花言巧语结合到一起。除关心社会，他们还相信，应该按照“聪明”(being smart)概念，把工作实践（后）现代化。就像齐泽克解释的那样：
聪明意味着动态和游牧，反对集中化的官僚制；相信对话和合作，反对权威；相信灵活性，反对例程；相信文化和知识，反对工业生产；相信自发的互动和自生，反对固定的等级结构。
综上所述，止动者及其含蓄的让步（资本主义只能抵抗，没法克服）和比尔·盖茨一派（他们坚持必须用慈善来弥补资本主义不道德的过度）说明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怎样限制当前的政治可能性的。止动者保持了“68”风格的抗议形式却以抵抗变革的名义，而比尔·盖茨一派则积极拥抱“新”。齐泽克正确地指出，比尔·盖茨一派并非对官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进展的纠正，相反，它构成了如今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灵活性”“游牧主义”和“自发性”正是后福特主义控制社会中管理的特征。但问题在于，一切对灵活性和去中心化的反对，都有自我挫败的风险，因为要求非灵活性和集中化的呼声，至少可以说，不是那么地振奋人心。
无论如何，左翼没法也不应该团结起来抵抗“新”。资本在怎样分化劳动力上花了很大心思；而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充分思考如何应对以下问题：在后福特主义状况下，可以用什么战略来对抗资本；可以引入什么新语言来应对那些状况等。就资本主义对“新”的挪用提出异议很重要，但我们不可能通过适应我们所处的状况来夺回“新”。就适应而言，我们已经做得太好了；“成功适应”正是管理主义善用的经典策略。
巴迪欧和大卫·哈维都喜欢持续地把新自由主义和“复辟”这个术语联想到一起。这个联想很重要，它有利于纠正资本和“新”之间的联想。对哈维和巴迪欧来说，新自由主义政治与“新”无关，与阶级权力和特权的回归有关。巴迪欧说：“在法国，‘复辟’指1815年在大革命和流放拿破仑之后国王归来的那个时期。我们就处在这样的时期。今天，我们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其政治系统——议会制——看作唯一自然的、可接受的方案。”哈维认为，最好把新自由主义设想为一个“为资本的积累重新构建条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的政治计划”。哈维揭示了,在通常被描述为“后政治”的年代，阶级战争还在进行，但发动进攻的只有一方：富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政策贯彻之后”，哈维说：
收入最高的1%的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剧增，到20世纪末……达到15%。在美国，收入最高的01%的人的国民收入占比从1978年的2%，跃升至1999年的6%以上，同时工人薪酬中位数与CEO薪水之比从1970年的不到1∶30上升到2000年的1∶500……在这方面，美国并非孤例：英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国民收入占比自1982年以来也翻了一番，从65%涨到了13%。
《新自由主义简史》，作者: [英] 大卫·哈维，作者: [美] 大卫·哈维，译者: 王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12月。
就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者以智库为智识先锋队，通过智库创造出让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大行其道的意识形态气候。
止动模型——它相当于是在要求社会保留福特主义/规训机制——在英国或其他新自由主义已经站稳脚跟的国家行不通。在英国，福特主义的崩溃已成定局，随之一同崩溃的还有旧政治的组织中心。在那篇关于政治的论文的结尾，德勒兹思索了反控制的政治可能采取的新形式：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将涉及工会的无能：它们习惯了反规训的或者封闭空间内的斗争，囿于这整个斗争史，能否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状况？还是说，它们将让位于抵抗控制社会之新形式？我们能否把握，能够对营销的快乐构成威胁的未来抵抗形式的轮廓？许多年轻人奇怪地吹嘘自己“有进取心”，他们重新要求学徒制和没完没了的培训。就像他们的长辈发现规训的目的——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他们也得靠自己去发现他们正在被诱导着为什么目的服务。
必须找出一条跳出积极进取与消极怠工之二元对立的出路，对控制程序的不认同，才可能表现为颓丧的冷漠之外的别的什么。一种策略是改变政治地形——摆脱工会传统上对工资的关注，转而聚焦于后福特主义特有的不满的各种形式。在进一步分析这点之前，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思考后福特主义实际上是什么。
作者/马克·费舍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