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凯恩斯之后，经济学家的自传和回忆录常常干涩，既没有灵动的文笔，也缺乏现实生活的洞察，多数不是数学公式的文字翻译、自我的吹捧，就是对不同意见者尖刻的讥讽（当然，这还是比在经济学家工作论坛中的彼此匿名评价宽厚温和不少）。
然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的自传却显得与众不同，不仅给熟悉经济学的读者介绍了他的学术成长，实验经济学如何在美国兴起，拍卖理论如何在现实中得到阻碍和应用，也呈现出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在近百年的社会变迁中的喜怒哀乐，一个近百岁老人对于过去时光和事情的反思，如同实验经济学家版的《美国往事》。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版在翻译中除了少数瑕疵，比如传统美式的辣肉酱汤（Chili soup）因为中文中没有对应的名称直译为辣椒汤可能给一些读者造成误解外，其余在术语和表达上都翻译得非常出色，对于没有经济学背景的读者也能够流畅地阅读。
记忆如果没有反思也会自我欺骗。《弗农·史密斯自传：我的实验经济学人生》（下文简称《自传》）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通过字体的不同，史密斯刻意把自己的回忆和反思区分了开来。作为实验经济学家，他深知人自身回忆的不可靠性，他专门强调道：
“无意识地求证自己的信念和思维过程是人类永恒的误区。这个错误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我欺骗。我们有一种习惯，只要对任何事物产生信念，包括科学命题、政治观点、宗教、对手的恶意等，就会深入寻找证实这些信念的证据。我们希望自己（至少看起来）是对的，喜欢在这种状态下自得其乐，进而催生某种‘正义’感。倘若冒出相反的证据，我们往往会忽视它或百般狡辩，令它难以改变我们的信念状态。对学习和智力发展尤为不利的事，我们出于保护意识，不愿刻意寻找可能挑战自身信念的测试、数据和环境，因为这要求重新评估我们自以为了解的东西。保持开放姿态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信念来回摇摆。事实上，传统越想变得强大，就越要经受有挑战的有效性检验，而不是轻易通过那些只能证实和巩固我们所知事物的脆弱测试。如果你的观点一成不变，你很可能学无所成。（《弗农·史密斯自传：我的实验经济学人生》第Ⅲ页，下文省略书名）”。
撰文｜李晋
《弗农·史密斯自传：我的实验经济学人生》
作者：弗农·史密斯
译者：颜超凡 颜进宇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26年3月
生命的主题：家人
不同于很多经济学的“理性中立”和旁观者的姿态，仿佛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家人却给予了史密斯生命中美好的记忆，史密斯认为很大程度上 “来自家庭、家人、邻里尤其是父母的早期价值观，最终决定了个人的性格。（154页）”
1927年1月1日史密斯出生在堪萨斯威奇托市一个蓝领家庭，尽管作为铁路工人的父亲只接受了八年的教育，却是非常不功利的热爱读书，家里还收藏有一套哈佛经典。正是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发起幼小的史密斯求知和上大学的渴望，“因为在那里可以学到一切……一个人只要探求知识，就没有什么是不可知的。我所知甚少，所以渴望了解更多，但我也慢慢明白，所有的学习和理解，都发生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而且问题总比答案增加得更快。每一个答案会衍生出多个问题，于是求知演变为一场永无止境的探索。”（21页）
对于史密斯，围绕其一生的问题，就是重复地问“为什么”。按照现在的医学标准，史密斯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然而一旦他全神贯注思考，“所有的神经回路似乎都聚焦于精神创造的经验世界，无法切换到另一种状态，除非完全失去那些自我有序的连贯思维。一旦我丧失最初的完整意向统一状态，后面想要重新建立这种精神情境，就必须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后，我会有一种久久挥之不去的失落感……”（33页）史密斯猜测这可能也是来自家族的遗传疾病和他的母亲。
弗农·史密斯（1927-），实验经济学之父，美国查普曼大学乔治·阿吉罗斯经济学和金融学讲席教授。他因对实验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美国大萧条之后，年幼的史密斯随家人搬到了一个农场里。在1932年到1934年，农场成为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唯一来源。史密斯也提供给我们了解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场生活的一个视角。他们需要用镀锌桶去打井水，收集雨水，他的母亲用肥皂洗衣服，然后在室外晾衣。农场里没有电，而是用煤焦油的灯来照明，使用户外的茅房，在冬天里因为过于寒冷，而只能用室内的便壶。不仅如此，农场的生活经历也提供了后来史密斯生活乐观的态度以及研究的一些不同视角。在他看来，“这就是生活，我们要尽力活出精彩，而不是抱怨。我尽量减少大多数不好事情带来的不适。农场令人兴奋，是孩子冒险的天堂。对我来说，这绝非苦难，反倒像是高级露营。那是一段充满探索的时光。”（43页）正是生活在农村的经验，后来促使史密斯对于一个惯常的经济学概念如以市场价格或要素成本来衡量国民生产价值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因为，在他小时候，农村人们通常并没有进行货币的交换，而是用“等值小麦交换面粉，用劳动力抵偿‘租借’资产的费用……以帮忙收割作物换取使用打谷机……”（61-62页）而只有当人们有了更多的现金时，货币才逐渐取代了20世纪30年代的日常的物物交换，更多的纳入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中。这些都是很多经济学家所忽视的问题。
1934年，不幸的是，史密斯一家因为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导致自己农场的破产，此时金融机构却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史密斯后来认为，这件事的原因却是他们普通人当时无法认识到的问题，那就是联邦储备系统结构僵化和行为失当引发的银行业危机，银行和货币体系的不恰当规则，最终波及他们这样的普通家庭。失去农场后，更加坚定了史密斯的母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这和后来史密斯的立场截然不同。在史密斯的印象中，他的母亲充满着矛盾，这样一位独立好强的女性，却很有集体主义的思想，史密斯认为母亲不太理解人性，“她隐含地相信，生产力、工作和节俭品德是人固有的特性，不会受社会主义收入再分配的影响。”（67页）
不同于人们对于镀金时代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在自传中，史密斯也回忆起不少家庭的琐事、矛盾和难处。他的家庭中外婆“就是朵奇葩……；抑郁症患者、盗窃癖和病态说谎者。”（158页）外婆会通过说谎换取家人的关注，通过偷窃或者虚报雇主的账务来换取一些奢侈品。甚至在1951年史密斯有了一对双胞胎的孩子时，这位外婆给孩子的衣服都是她从商店里窃取的。知道此事的史密斯非常愤怒地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流着泪对他说，“弗农，这有什么用，又有什么区别呢？那是我的母亲，你和我以及我们其他人都无力改变。（162页）”因为外婆这样的病，史密斯的母亲就不得不维护她，这也一直成为史密斯道德观和家庭观的榜样。在他4岁那年，他因为没有付钱从杂货店拿了一块糖回家，母亲知道后把他领回杂货店去向老板道歉，以此来教导他诚实的品质。
然而，随着父亲的病逝，史密斯的母亲因为抑郁症的加重而被送到医院接受了当时常规的电疗，尽管他母亲在生活中常常会说，“这都会过去的”。史密斯对此后来回想起来，认为面对抑郁的问题时，首先应该将这种状态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强迫自己认为“一切都会过去”；另外，日常生活对个人非常重要，尽量找到让自身充满希望的事情（166页）。每个家庭都有给予者和接受者，而最终照顾母亲和患病妹妹的重任都落在了史密斯的姐姐比莉身上。1957年，他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电疗和抑郁症的困扰而自杀。很多人安慰史密斯是他母亲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这些却不能够安慰他。因为他心里清楚，母亲一直佩服一个患了癌症而自杀的远方亲戚的勇气，“她一遍一遍地说不想成为孩子的负担，我明白……（171页）“多年后，史密斯想到电影《飞越疯人院》里脑叶切除的情景，他体会到了母亲不堪忍受的恐惧。他如今依旧保存母亲在治疗期间的木牌：“赐予我们勇气、欢乐和宁静的心灵。（173页）。” 这段经历使得史密斯对于社会边缘人群有了更多的同情，当他提到自己的老朋友著名的经济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在1995年决定做变性手术时，其姐姐甚至仍旧试图将她送到精神病院时，也是对麦克洛斯基充满着同情和理解。
母亲的品格和遭遇都赋予了史密斯对他人同情的品格。他回忆道，在1920年美国女性因为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而获得投票权，他的母亲将人生中的第一票投给了社会主义党的总统候选人，尽管如此，她的坚韧和多才多艺都对史密斯起到了潜移默化地影响。正是因为母亲的影响，1948年21岁的史密斯将自己的第一票也投给了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诺曼·托马斯，并且他承认，“我不知道自那以后，我投过票的人中还有谁能够像托马斯那样正直和同情人类。（78页）”然而，作为经济学家他也对此反思，认为社会党的政策会破坏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加贫困。他对此的理由是，社会交换中的个人经验与市场非人格化交换的外部秩序对自由的要求之间，存在固有的张力。个人的集体主义冲突来自人类的感知和理解，人格化的交换都是基于信任和可靠度，只有在关系紧密的社区、家庭或者部落中，良好的意愿才会产生互惠的利益，鼓励行善和合作。他进一步解释说：
“在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换中，并不是从情感上而是从功能上也能够实现买卖双方的互惠。但这种互惠不再依靠人们良好的愿望，而是来自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每个人都被市场赋予专攻某一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增加我们对他人的价值，并使用我们更高的收入能力享受他人的产品和服务，而他人同样擅长不同于我们的活动。没有市场，任何人都无法专注掌握独特的高价值技能和知识，同时从我们未知的他人独特宝贵的技能和知识中获益。（79-80页）”
相比芝加哥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史密斯则是从心理认知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人倾向于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在他看来，人从自身的直接经验中，并不能够温情地体验到来自邻里的那种互利分享，而是直接感受到不公平，有些公司赚了，自己赔了。“于是大家容易相信，如果市场表现欠佳，那么通过更好地规划和干预，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这让我们感到舒服，因为我们采取了行动。 ”然而，这种想法只能够带来心理上的安慰，这种短视会使得情况更糟，“情感上，人们能轻易与政治经济学中的再分配和控制方案产生共鸣。然而，在自然状态有效且平衡的情况下，这些方案往往会弊大于利。任何声称源自某项干预计划的人类福祉貌似都很真切，可它在限制财富和福利增长方面缓慢累积的危害，我们是很难清晰体会到的。（80页）” 基于同样的理由，倾向于保守派立场经济学家的史密斯也批评了同为保守派的里根的经济政策，他认为当时参众两院促成1986年的税收改革，却没有能够改变导致高边际税率和用税收补贴农民、房地产等的渐进过程，反而造成了政策扭曲。
弗农·史密斯。
思想来源于生活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玻璃瓶还非常昂贵。童年时，史密斯经常会和伙伴们翻找垃圾桶里被人丢弃的汽水瓶和纸张，来换取零花钱。通过这样的生活经历，为史密斯后来撰写环境经济学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等杂志上如《废物积存的动态》“乱入垃圾、丢弃为何收费制度”等文章提供了最初的思路（91页）。他童年的打工经历和遭遇老板的善待，也是促成他反对最低工资法的理由之一，在他看来，如果当时有这个法律，他就没有获得雇用的机会。
在2014年，全美餐馆协会（NRA）也借用史密斯的名义来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史密斯对此还进行了澄清，和哈耶克一样，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保守派”，“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保守派”，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101页），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他并不认同美国保守派对于移民和美国的对外政策，他甚至谴责美国外交中对他国的主权干预，认为“有没有发现，我们对外国独裁者的资助干得多么漂亮？”尽管史密斯承认自己喜欢听劳拉·英格拉姆这位美国极右翼的网红主持人的节目，劳拉在2018年就公开主张移民大替代理论，认为无论合法还是非法移民都让熟悉的美国消失，还曾公开嘲笑过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的幸存者没有申请上大学，但史密斯完全不认同她对于驱逐所有无证移民的观点，“我最喜欢的冰箱贴是：‘耶稣会驱逐谁出境？’富有同情心的美国人都到哪里去了？（102页）”在自传中，读者可以随处发现史密斯这种“矛盾”之处：喜欢一些立场和人物却有所保留！
史密斯的青年时期，做过不少工作。17岁的弗农受到了波音公司的雇用，1945年还应征入伍。他回忆道，当8月6日做入伍体检的时候，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那时，他甚至担心就是自己生产的飞机，导致了这样的灾难，他写道，“我被广岛的遭遇震惊了……这些事件使我对这场我原以为完全名正言顺的战争感到厌恶……我从不认为促成轰炸决定的理由令人信服。这远远超过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程度，难怪伊拉克、巴勒斯坦、以色列各方都在奉行‘加倍奉还’信条，没完没了，无休无止。（111页）”
《实验经济学》
作者: 弗农·史密斯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5月
在《自传》中，史密斯也向读者们展现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和种族斗争在近一百年的过程中的历史。受母亲进步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史密斯还跟随母亲参与了很多要求废除种族隔离，提倡种族平等的集会。直到上大学，1949—1952年，他在堪萨斯大学仍旧活跃在跨种族合作社团中，史密斯和同学们用各种策略挑战当时的种族隔离制度。那时黑人只能坐在剧院的楼上座位，而不能够在楼下更好的座位就座，史密斯回忆道，即便是当时拉尔夫·邦奇这位长期担任联合国特别代表，甚至获得195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黑人，“不能在奥菲姆剧院的楼下就座，也不能在市区的餐馆买三明治（112页）。”然而，事实上种族隔离的规定直接违反了堪萨斯州的宪法，因为“该宪法禁止施行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民族血统等歧视。（112页）”。随着他和母亲一同参与挑战这些种族歧视制度的时候，史密斯也发现了一个现象，20世纪40年代的黑人并不愿意参与其中，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量黑人参与到废除种族隔离的斗争中之后，社会才得以进步。在种族隔离取消后，史密斯反思道，“如果一个群体不愿明确表明自己不想再容忍虐待和伤害，并积极参与改变行动，那么试图改变社会对他们的苛待根本是枉费心机……法案可能是某种态度转变的结果，但它不会改变行为习惯……当反抗的黑人取代逆来顺受的‘汤姆叔叔’时，变化才终于到来：大家愿意用暴力回应内心感受到的暴力，敢于公开表达不满……我不支持暴力……但必须承认，当自愿机制不起作用的时候，暴力能够引发变革”（113页）。
同样是母亲的影响，史密斯也支持女性的权利，在他看来，“支持女性，她们拒绝放弃女性特质以换取某些表面的男性特权，哪怕这些特权比改变游戏规则更具象征意义。她们相信，女子不必为了实现所需的改变而牺牲自己的本性” （114页）。
弗农·史密斯。
求学和研究生涯
史密斯在高中时期的成绩并不突出，只能在当地一个规模不大的富兰滋大学就读。然而，史密斯却因此而受到了良好的培养，也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随后顺利通过加州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等待他的，却万万没有想到是进入了“绞肉机”。史密斯主修物理，在大四的时候，换到了电子工程专业，因为传言很多人会挂掉物理系的一门理论课程，甚至是后来正电子的发现者诺奖得主安德森也不例外。史密斯在大四时选修了一门经济学课程，引他走向了经济学之路，从而他选择进一步去堪萨斯大学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读硕士期间的堪萨斯，种族歧视依旧无处不在。在自传中，史密斯写道，20世纪50年代时，他经常和黑人室友一起去黑人酒吧喝酒，黑人朋友却不能和他去白人酒吧，而他自己单独也不会在黑人酒吧中受到待见。而他对于种族歧视的反对，他认为是母亲培养了他的价值观。史密斯还专门回忆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位叫比拉的黑人盲人女大学生想要租史密斯他们的合租公寓。几位合租的室友不仅同意接纳她，还愿意为她提供食宿的“奖学金”，大家来分担她的费用，也可以挑战当时的种族隔离问题。事后，却因为他们公寓中居住了黑人，而遭到了种族歧视邻居的各种刁难和挑衅。
除了日常生活，在《自传》中，史密斯也向读者介绍了自己是如何最初踏上实验经济学这条研究的道路的。1952年，史密斯开始在哈佛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张伯伦教授的“垄断竞争”这门研究生的课。当时张伯伦在课程的第一天，把学生分成两组来进行课堂实验，以此来引出市场竞争失灵，从而教授他的垄断竞争理论。几年后，史密斯意识到，张伯伦的策略是用课堂实验揭示供需关系失灵，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支持垄断竞争，在进一步实验中是得不到支持的……经济学就是‘讲故事’，然而，有些故事明显太虚假，或至少从未被证实可信（207页）”然而，正是这个有缺陷的课堂实验，却激发了史密斯的灵感，在后来的教学中，他不断地用课堂实验来阐述一些标准经济学未曾触及的概念（207-10页）。在他看来，经济学一定要从黑板最终返回到现实世界中。所以史密斯对很多“黑板经济学”颇有微词，例如他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就进行了嘲讽。该定理主张在理想市场条件下，公司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然而，史密斯却认为，尽管其在理论上有可取之处，但是其假设实际上既不可证明，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他讽刺道，这个定理有什么好处呢，只是“对教学有好处”（317页）。
在早期的教学研究生涯里，史密斯庆幸自己遇到了好的同事和团队，成为他职业发展的里程碑。然而他第一任妻子乔伊斯在1967年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神学学位后，作为女性，却屡次在找工作中遭到了性别歧视，找工作非常困难。史密斯认为，“可悲的事实和时代，对于职业女性，改变的速度如蜗牛行路（288页）。” 因此，史密斯决定为了家庭，可以放弃教职，“反正不管到哪，我都会尽力在当地找份工作（287页）” 经过权衡再三，史密斯接受了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默斯特学院的邀请，对方也给出了丰厚的待遇，帮助其筹建经济学系。在这里，他也遇到了很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塞缪尔·鲍尔斯，他承认这些人在经济学中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贡献。然而，招聘他的伯乐却在后来的学院政治中引咎辞职。史密斯对此不禁感慨道，“学术政治在任何地方都极其糟糕，因为风险太低。教师们喜欢为自己捞取更多的现有预算，而不是将其用于发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任何形式的学术创业几乎都举步维艰”（296页）。
史密斯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更是因为在后来任教的亚利桑那大学2001年的经历，那一年他和七名同事被指控欺诈和犯罪，最后以和校方的和解结束。对于这些经历，史密斯认为学者一定要撇除意识形态的偏见，保持一种自由的独立性。“很多人总是先要确定他人的政治立场，才能对他人做出判断。假如在听你谈论经济问题时包含多元信息，他们会觉得困扰，搞不懂你属于哪类人。于是他们给你贴上‘保守派’的标签，却发现你反对越南战争……一个社会的伟大，在史密斯看来，应该是每个人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独立生活（297页）。”
《自传》里也讲述了让史密斯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些偶然因素。史密斯讲到1972年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提及的197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实验经济学：诱导价值理论》。他发表这篇文章纯属偶然，最初甚至连他自己都忽视了这个老掉牙的效用函数问题，反而是他的学生鼓励他差不多积累了10年的时间，才在机缘巧合中把这篇论文发表了出来。这种巧合的背后，史密斯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和不功利的好奇心成就了自己，“如果不专心面对眼前的问题，我可能会搞砸。我认为想法总是随处可见，而且不计其数。关键是，你要从观察中学习并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进而发展和实施这个想法……想法自然地产生于对事物如何运作的好奇心。最终，优先考虑哪个想法都并非当时或事后回顾的核心问题。我相信，重要的是积累的东西，并且必将为人们所见和理解（319-20页）。”
史密斯也特别强调了日常经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对于普通人行为的尊重和理解。相比于传统经济学轻易地将一些不符合理论的日常行为粗暴地称为“非理性”，史密斯则认为，经济学家应该从受试者的行为中发现自我理论的不足，“我们对市场动态和微观结构的专业理解存在严重缺陷……倘若我们想要加强理解，就必须认真对待推动经济的参与者的行为，无论他们是否目光短浅，无论他们的行为看上去是对是错（324页）。”
傲慢的经济学家常常自诩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却忽视了科技和其他学科对经济学本身的支持。然而在《自传》中，史密斯认为推动实验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因素，除了现实市场促进了他们思考拍卖理论实验外，还有一个是人们习以为常到极少人提及的现代技术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帮助史密斯他们能够通过编程来进行实验设计，在1975年，他的学生和同事就开始编写双向拍卖程序。正是计算机化实验，让研究过程更为容易，他说道，“我们可以增加样本量和延长观测周期，更轻松、更准确地记录观测结构……” 然而更深远的影响是，“计算机化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实验体验和思维方式……计算机化后，我们从经验中学到，可以在更大的信息空间内进行更复杂的实验和数据处理。不久，我们开始做一些以前无法想象的实验（330页）。”这些技术变革，甚至促成了史密斯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建立了电子商务实验室。这些反思和思考，对于我们这个处在AI时代大转型的社会，也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思考。
弗农·史密斯。
学术江湖
除了母亲的去世，从自传中，细心的读者们可能会发现对于在史密斯看似一帆风顺的学术生涯中，晚年却曾遭遇一次致命的打击。2001年，74岁的史密斯和三名同事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方指控“绕开大学赞助项目办公室的拨款程序，利用大学邀请我们成立的私营公司开展应用研究（359页）”。按照史密斯的说法，实际上，他们使用的收入账户为大学带来的资金还超过了通过项目办公室获得的拨款。最终，这些指控被内部达成了和解。而史密斯写道，当时管理科研的副校长问道，“是谁建立了这个收入账户”时，竟然不知道就是学校自己建立的，“人们不了解大学官僚机构的本质，在那里，左右手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360页）。而整个过程，校方和他们这些研究者之间沟通的渠道却只是律师，更是凸显了官僚主义的作风。
这样的遭遇促使史密斯决定离开服务多年的亚利桑那大学，此时一位副院长还认为“弗农太老了，无法离开”，而且也没有机构“能养得起七个人。”。最终史密斯还是转到了乔治梅森大学。2002年，史密斯因为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让亚利桑那大学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事后，史密斯在报纸上还提醒人们，“那些认为大学应该成为纯洁的知识净土、不受实践世界污染的人，催育的是一种削弱和限制教育的环境。但绝大多数学生必须在商业、工业或政府领域找到自己的路。他们最重要的一课是学会如何学习，并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创造性的作用，而继续从事学术工作的学生同样能从实践中大受裨益（364页）。”
诺贝尔奖的颁奖和名人的光环，让史密斯也更多地面对了各种媒体。史密斯经历过三场婚姻，在自传中，他并没有隐讳，而是讲述了或者因为出轨、其他原因所导致的婚姻破裂，他自嘲每25年婚姻就变动了一次，他还是邀请两位前妻参加了自己的颁奖晚会，一些小报想要对此报道的时候，史密斯的回应是“这不挺好吗？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381页）
在获得诺奖之后，史密斯也提醒自己和其他经济学家以及读者，警惕自己的偏见，并且在《自传》中，他还主动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环进行了祛魅。他说道，“哈耶克指出，一个人即便对经济学做出卓越的重要贡献，并不意味着他有资格就社会的每一个问题发表意见。然而获奖者往往被媒体奉为全能先知，最后自己都信以为真，发表各类声明似乎成为一种公共义务……经济学家应当牢记，‘当众口皆碑之时，恰是危机潜伏之际。”（381页）他也好心地提醒经济学们的各种自负，对于市场经济的批评者，应该看到市场配置的重要性和产权的激励机制；而对于“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则也要认识到，不存在脱离产权约束的市场，人们也需要思考能够和市场激励相容的更明智的“监管”问题。
理论是灰色的，
生命之树常青
史密斯在自传中，常常反思自己的一生，比如曾经婚姻的失败，尽管他生命中第一个真爱也是第一任妻子乔伊斯，“只是在多年严格坚守单纯的感情之后，大家偏离了诺言。我们违背了其中一条‘不可为’禁忌，以为只要彼此开诚布公地沟通就没有关系。如果你要背叛婚姻，确实需要坦诚告知对方，试着将其转化为一种巩固婚姻的方式，但不要指望这能长期有效。正如大卫· 休谟睿智指出的，‘道德规范不是理性的结果’”（401页）。在他看来，一个社会必须有正义和仁慈两大支柱支撑才能更好的运转。在《自传》中，他也用近乎百年的时间和经历来阐述自己的这个理念。在我的阅读感触中，史密斯似乎充满着矛盾，包括喜欢极右翼的网红主持，曾在特朗普第一次竞选前为其背书，却又对战争和欺凌弱小有着厌恶，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嘲讽和对移民的同情，甚至在他的经济学思想中也不时出现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自传》中没有单面地塑造以为刻苦求学最终成就大业的爽文男主，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对于世界充满好奇、探索，生活中有失败、选择、困难等等无常，却又带有盼望的人生。
史密斯不是一个仅仅生活在研究和黑板经济学中的人，在整本自传中，他的家庭既有美好的回忆，也有各种挣扎，家人被家族遗传疾病所困扰，被婚姻和经济、毒品等现实的问题所击败，史密斯书中描述的父母、妻子们、儿女，都是他认为生命中所挚爱的，“这一路走来激情满满……我的人生是一场历险，然而我从未感觉离家很远。每一段旅程，每一次闯荡、都宛如故乡的延伸。（419页）”
作者/李晋
编辑/李永博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