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图书馆西区二层，转过一处拐角，一面深蓝色的“墙”引人注目。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排排蓝底烫银的书脊铺就。《儒藏》“精华编”，282册，2亿余字的厚重体量，就这样注视着来往于此的学人学子。

临窗一望，初夏的未名湖北岸，葱茏掩映着一座古雅的小楼。那里是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三代学人守于寂寞书斋，孜孜以求，为往圣继绝学。

日前，《儒藏》“精华编”斩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但《儒藏》的脚步并不停留于此，全本编纂工作已然启动。

何以《儒藏》，何以中国

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工程来尽我的力。

2014年6月，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发布会”上，尽管有医生叮嘱不能多讲话，87岁高龄、重病在身的《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仍然诚挚地表达着他的心愿。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大考察时，与汤一介教授促膝交谈，翻阅《儒藏》“精华编”已出版成果，称赞汤先生“做了一件有非常大贡献的事情”。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时，同《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

这件“非常大贡献的事情”，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汤一介先生提出把历代儒家典籍文献汇编成一个独立文献体系的设想。2003年底，由北京大学牵头的“《儒藏》编纂与研究”作为200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正式立项，季羡林先生任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四位先生任总编纂。2004年，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

《儒藏》“精华编”总编纂在北京大学治贝子园内合影（从左至右：孙钦善教授、庞朴教授、汤一介教授、安平秋教授）

此后二十余年，《儒藏》工程稳步推进，砥砺前行，致广大而尽精微。

回看历代，修典都是集“饮冰”之心与“雕龙”之志的大工程，而《儒藏》在这一点上更是前无古人。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地系统整理海内外儒学典籍的一项基础性文化建设工程，全本计划收书3000余种，约10—12亿字，将基本囊括中、韩、日、越四国历史上较为重要的儒学文献。

历史上，儒家思想辐射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典籍解释传统。如今，《儒藏》的编纂再次将东亚文化圈勾连起来。

北京大学联合海内外近百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近500位专家学者协同攻关，其中包括来自韩国、日本、越南的近百名学者。《儒藏》的编纂形成一个国际学术共同体，促进了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用文化的纽带连接起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季羡林先生说，“《儒藏》是我们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期待。”

规模浩大，立意更宏阔——儒学，体现着“何以中国”的文化基因密码。

“《儒藏》‘精华编’重点收录三类典籍：第一个是儒家的经典、经书；第二个是反映儒家思想的一些著作；第三个是体现儒家经世做人原则的著作。”总编纂孙钦善先生介绍。

2014年汤一介先生因病辞世。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博接任《儒藏》工程首席专家和项目负责人，并于2019年起兼任《儒藏》中心主任。他说：

《儒藏》工程不仅是学术工程，而且具有极其浓厚的文化象征意义，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应放在‘旧邦新命’‘返本开新’的视角下来理解，放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视角下来理解。

工程先完成“精华编”，再进行全本编纂，以现代学术标准与规范，集儒家经典之大成。

然而，工程浩大，头绪繁多，仅仅“精华编”的问世，就花去了廿载光阴。直至2023年，收录中国部分510种、282册的《儒藏》“精华编”全部付梓，圆满完成阶段性任务。2023年3月，《儒藏》“精华编”正式入藏国家图书馆。同步规划、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研发的《儒藏》“精华编”数字化平台同期完成建设，同年正式上线。

执行总编纂李中华教授表示，希望《儒藏》能为全球研究和喜爱儒学的学者与读者，打造一个文本可靠、校勘精审、检索便捷的儒家文献资源宝库，“把儒学经典代代传承下去，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春秋两纪，饮冰雕龙

《儒藏》“精华编”已成为学界广泛征引的儒学文献资源库：截至2025年11月，在中国知网上，明确引用《儒藏》“精华编”的学术文献达1187篇；至少213种学术专著明确引用其作为参考文献。

一批高水准多学科研究成果依托这套精校文本问世，为开辟新的学术生长点和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

这样的广泛认可，离不开《儒藏》“精华编”精编善作的编纂品质。

《儒藏》编纂实质上是一项古籍整理工作，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历代传抄刊刻过程讹误繁多，审读过程中往往要在不同版本之间反复比勘，详择“去就”。

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选择正确的底本和校本。

《儒藏》中心广泛参考各种古籍目录，调查海内外馆藏，制作版本信息资料库，以供校点者参考。点校者走访各大图书馆，通过大量版本实物的调查，比勘各本篇卷编次、文本体例、版刻形式及文字异同，以确定各本关系，归纳所属体系，梳理版刻源流，争取为每一种书都选取到内容完足、精确率高的善本为底本、有代表性有校勘价值的版本为校本。

《儒藏》整理手稿

同时，《儒藏》中心特地制定了涵盖收书范围、编纂原则、校勘要求等各方面工作准则的《儒藏》编纂《凡例》，以及保证《凡例》实施的一系列编纂条例和具体细则。

为在具体校点实践中更好地落实《凡例》，中心曾印发孙钦善先生校点的正平版《论语集解》作为样书参考。《论语集解》版本繁杂，日本正平本较有特色，可能保存了《集解》的古貌，而国内通行的《四部丛刊》本则是其影刻本的影印本。因此，编委会提出不可贪图方便把《四部丛刊》本用作底本来进行整理。正是有了这类严谨的、具体的各类规则示范，编纂人员才有了清晰的参照标准。

朝经暮史、兀兀穷年。在总编纂安平秋先生看来，最难的是“组织工作”。仅在国内，《儒藏》工程就有25家合作单位，近50所高校、研究机构参与。协调人力、沟通问题、整合资源、交换意见、统一标准，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组织者的心力与智慧。

最初，部分整理者的基本功不牢，有些书稿在中途更换了校点者。推进过程中，编委时常需要同时处理多部进度不一的书稿：一部待抽审、一部在复核，若遇紧急书稿，须暂停手头工作优先审校。此外，参与单位也常常面临科研、教学与编纂任务冲突的情况。

对此，编纂组织者琢磨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比如，《儒藏》“精华编”“经部·诗类”主编、山东大学王承略教授要求每人在家里设立一个“工作摊”，每天挤出一定的时间做《儒藏》工作。《儒藏》中心则设立了“流程卡”环节，要求为每部书稿“建档立卡”，记录处理书稿的起止时间、各环节负责人，以及审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调整方案。

“精华编”编纂流程多达十几个环节：校点人在开始校点工作时，需要先提交样稿；样稿提交后，中心即为该稿确定责任编委，建立流程卡，再由责任编委安排专人审读样稿；样稿合格后，方可通知校点人进行全面校点；校点稿完成后，要经过数层审读和复核的把关，直到终审合格签章后，才能交由出版社出版。一部书稿走完全部流程，大约需要两到三个年头。

“一个标点的错误，一个校勘取舍的失误，都会是硬伤。所以，首先标准要高，态度要认真。”孙钦善总结道，“只要我们心存敬畏，踏踏实实认认真真来做，还是能够做好的，‘精华编’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儒虽旧典，厥命维新

在北京大学才斋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书架和纸箱几乎占满了全部空间。但与“皓首穷经”“伏案点校”的大众想象不同，如今的整理校勘工作几乎都是通过电脑在线上完成的。

一部一万字的稿子，在“识典古籍”平台上，大约两天就能完成OCR（光学字符识别）校对和多版本校勘，而由人工进行初步处理，同等的工作量可能需要花费十天左右。

“识典古籍”平台是字节跳动联合北京大学共同打造的古籍数字化平台，如今已成为《儒藏》全本编纂的重要技术支撑之一。

人工智能逐步接管那些最机械、最繁复的劳动，一套全新的高质量、高效率的古籍编纂流程也正在形成。上传底本影像、建立书目条目后，古籍平台通过OCR自动识别文本，再经过人工粗校将书稿影像转化为可编辑、可检索的电子文本。同时，AI将初步完成标题提取、标点、分段、命名实体识别等工作。

“以前古籍要达到出版级别，要一竖排一竖排做折校，每个字都要一一对应。”责任编委沙志利解释，“现在识典古籍整理平台能够提供与折校相同的视觉效果，而且可以随意放大，事实上更加方便了。通过用不同颜色标记出置信率较低的文字，大大减省了折校的工作量，也降低了漏校的比例。点书校书更成为一件非常享受的事。”

更重要的是，问题由此回到了学术本身—— AI辅助处理了简单机械的重复劳动之后，学人们更有精力聚焦一些学术判断与思考性质的问题。

其实，《儒藏》团队最初对于电子化整理并非没有疑虑。有些老先生不习惯长时间对着屏幕，也有人反复询问平台内容能否导出打印，希望在线下批注。但如今，越来越多编委逐渐接受这种工作方式，全本《儒藏》编纂已经全面使用识典古籍平台。

用最具有时代性的方式做最古典的学术，不仅仅意味着效率的提升，更是思维与眼光的跨越。

执行总编纂魏常海教授说，“精华编”从立项之初便放弃相对容易的影印方式，采用现代标点的排印方式。经过校点、标注、数字化处理的文本，才真正进入现代知识体系。这将方便读者阅读、检索和利用，也为中国古籍文献走向世界并在更大范围传播奠定了基础。

“立足现代”的理念在人工智能时代被进一步放大。古籍整理本身，也开始从少数学者的工作，逐渐变成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也正是在这种广泛参与中，《儒藏》工程培养了一大批长于学术研究、精于古籍整理的复合型人才。在系统“整理国故”的过程中，不仅“抢救”书，而且“抢救”人，在实践中延揽天下英才，培育与数字化时代接轨的现代学者。

“未来是从过去来的，没有根，就站不稳。”总编纂庞朴先生曾经说过。全本《儒藏》的数字化建设，正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让中华传统文化真正走进互联网时代。

从学者书斋到互联网平台，从上追三代、下启新篇的盛世修典，到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数字人文，《儒藏》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转型。鲜活地传承文明，正是这项基础性文化建设工程最本真的初心与最深远的价值。

藏者，所以储物也。儒者，华夏之藏也。《儒藏》所承载的，是民族与国家思想文化的结晶，更是儒学文化圈，乃至人类文明的精神瑰宝。

习近平总书记曾言：

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儒藏》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全本编纂的新阶段。中华民族复兴的足迹正日渐坚实，走出一条中华文明的盛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