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问，北京城中何处可觅一片完整的温带落叶阔叶林？答案或许不在西山脚下，不在奥森之中，而恰在海淀区清华东路35号——北京林业大学的校园里。

大学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喧嚣城市中的生态秘境与自然博物之所。每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其校园植被、动物群落都记录了百年的气候变迁、人文更迭与学术传承。

大学仅是课堂教学之所吗？大学里只有“人文社科或硬科技”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这里，我们特别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四川大学三所极具代表性高校的动植物博物学者，带领大家挖掘校园内的自然宝藏，融合科学考察、历史考据、人文叙事与生态哲学，展现中国高校独特的“博物学传统”。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17日专题《校园博物志》的B04-B05版。

B01「主题」校园博物志

B02-B03「主题」北京大学　燕园美得“足够野性”

B04-B05「主题」北京林业大学　藏在校园里的生命和故事

B06-B07「主题」四川大学　校园是独特存在的人造自然环境

B08「主题」校园里的“常住民”

撰文｜徐保军

徐保军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博物学文化专委会主任。

这并非毫无根据的浪漫修辞，北京林业大学的校园并不大，校本部的面积仅有六百多亩，不足0.5平方公里。但正是这不大的空间，却成长为了一个物种丰富的花园或“林子”，尤其是在植物物种的数量方面，绝对配得上“林”这个称谓。在校园的不同角落，你既可以看到银杏拱卫校园大道，柳树沿路成行，鹅掌楸风中摇曳，悬铃木铺满天空，松柏楼间错落，又可以看到海棠成排怒放，梅花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各类花草灌木在转角处突然来袭。

北京林业大学因林而生，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也诉说着林大的历史与故事。以林大师生最喜欢的银杏大道为例，当你在一个秋日，从林大南2门走进校园，沿着那条声名远播的银杏大道缓步而行，两侧扇形叶片在风中翻飞如蝶时，你很难想象这些银杏已经度过了近九十年的光阴。如果你运气足够好，你或许会碰到一位年迈的长者，静坐林下，告诉你这些银杏苗木孕育于1937年的鹫峰，彼时抗战烽火方炽，北平城尚在风雨飘摇之中；而它们被亲手植入这片土地，则要等到1954年，全校师生肩扛手抬，将这批胸径不过十公分的幼苗安置于新址肖庄，从此与这所大学的命运缠结在一起，等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补植之后，银杏大道更加完整而壮观。

北林景观，银杏大道。李颖超摄

林大很多植物出自师生之手，典型如银杏、悬铃木、毛白杨、梅花等等，林大的师生塑造了它们，它们同样记载了林大过往的坎坷与辉煌。在其细密的年轮之中，记载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与河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的草创之艰，1960年跻身全国重点高等院校的荣光，南迁云南的坎坷与颠沛流离，以及1979年历经多方努力返京复校后却发现植物园荡然无存时的悲凉——那片曾经的草木乐土在时代变迁中被划归其他单位，成了别家的实验室。林大的校园面积被压缩，植物园不在了，但北林人在之后的岁月里把整座校园变成了一个花园，花园之中孕育着各类草木鸟兽虫鱼。

植物勾勒的林园画卷

2022年，北京林业大学七十周年校庆，学校官方曾对北林主校区的乔木做过一次全面调查，北林主校区共有乔木29科53属115种，合计3322棵，每一棵都被精确地标注在“北林植物导览”小程序的数字地图上，拥有自己的坐标、学名和物候档案。今天，你依然可以打开“北林植物导览”小程序，小程序共分为“林图”“植谱”“植识”三大模块。林图展示校园25个分区的植物分布，植谱则可以帮助你按花期检索物种，植识则以图解方式带你学习植物学形态术语。

而根据官方的最新统计，目前林大校园共有木本植物约260种；校园现存杜仲、洋白蜡、银杏、白皮松、圆柏、七叶树、黄金树、悬铃木等乔木约4000株；迎春、连翘、重瓣榆叶梅、华北珍珠梅、猬实等灌木约2000至3000株；绿化面积约9.4万平方米，乔灌木绿化占有率为73%。这组数字也意味着，林大的植被覆盖密度已接近城市公园的水平。

北林景观悬铃木大道。李颖超摄

所有植物之中，银杏是这片土地上最资深的居民。跨越林大南2门，你会发现，它们站在那里，以一种“活化石”特有的从容，注视着身边的世界代代更迭。作为裸子植物向被子植物演化过程中的活见证，银杏扇形叶片中独特的二叉脉序，依然连接着两亿多年前的记忆回响。每到深秋，树叶随风飘落，整条大道金黄如毯，这也让北林的银杏大道成为北京城内银杏的绝佳欣赏地点之一。细心的人们会发现，银杏是雌雄异株的：雄株不结果，叶片整齐如折扇；雌株则在秋日挂满白果，落地后散发出那种令人爱恨交加的气味——丁酸的微腐之气，而这恰是它亿年演化进程中吸引动物前来传播种子的化学密码，只是如今气味虽在，曾经的传播者有些早已消失于地球之上了。

沿银杏大道往里走，植被格局渐次展开。生物楼前那棵孤独的雪松，冬日白雪压枝时如同一座翠绿的宝塔，是北方城市中并不多见的常绿大乔木。操场边的馒头柳以其浑圆的树冠提供着夏日最慷慨的荫凉，那圆润轮廓的背后既有自然的造化，也带着人工修剪的痕迹。图书馆附近，普通国槐与蝴蝶槐并列而立，一庄一谐——前者端正如儒生，后者枝条扭曲回旋如醉汉挥毫，那不过是一个基因突变的小小玩笑，却被园艺家敏锐捕捉并通过嫁接保存下来，成了一个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科研意义的活标本。

林大的很多植物都承载着特殊的故事，“美人梅”便是其中一员。其中的一株生长在生物楼的东南角，深红色的枝叶，恰似美人脸颊的晕红流霞，在一片翠绿之中显得格外娇媚动人。而在“美人梅”令人夸赞的美丽背后，承载着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科学传奇。

1957年，陈俊愉先生从武汉调至北京林学院任教，开始了“南梅北植”的研究与实践。明清以来，人们曾多次尝试让梅花越过黄河，均以失败告终。陈先生偏要挑战这“自古梅花不能过黄河”的旧律。他的足迹曾遍布全国各地的梅花产区，从江南水乡到西藏通麦人迹罕至的野生梅林，采集种质资源，开展杂交育种。1962至1963年间，他终于选育出耐低温的新品种，将梅花从江南跨越1300公里带到北京。此后数十年间，他培育出的梅花新品种使这一中国传统名花的生长线向北、向西拓展了数千公里，堪称植物栽培界的奇迹。特殊的年代，陈俊愉积累的二十年的梅花研究数据和珍贵杂种新苗也曾毁于一旦，但他从未放弃，而是从头再来。恢复工作后，陈俊愉先生编著了世界最权威的《中国梅花品种图志》，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梅花品种资源圃。1998年8月，时任中国花卉协会梅花蜡梅分会会长的陈俊愉，被任命为国际梅品种登录权威，这是中国首次获得国际植物品名登录殊荣，也意味着规范全世界梅花品种合法名称的工作将由中国人来完成。

2012年，由陈俊愉院士亲手种下的一棵“美人梅”被移栽至生物楼门前。同年，这位被尊称为“梅花院士”的老先生辞世，享年95岁。据说，陈老生前曾计划为生物楼前这株梅题词——“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然却未能如愿。如今，每年春天，这棵美人梅仍在准时绽放，以一树繁花向一位科学家的一生致敬。

除了这些人工的雕琢，在主楼前的草坪区，在林之心的荒野里，在图书馆东侧的梅园中，细心的人会获得更多的奖赏，踏进这些区域，你会发现二月兰的努力造就了四月份的蓝色海洋，而我三岁的女儿在追寻蜗牛的过程中却更钟爱紫色的地丁，同时也会到处寻找盛开的地黄，然后开心地吸食地黄花的花蜜；五月随处可见的蛇莓又让孩子的探险变得收获满满，各类的花朵蜕变成一颗颗青涩的果实，蒲公英的白色绒球随时准备起飞，而藏在石阵剧场角落的毛樱桃的果实已经开始由黄转红，闪耀着诱人的光泽。从二月底到五月末，林大的园子中一直上演着花与果的戏码，精确得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演出——而编排者除了人类，还有北京这座城市数千年来的温度曲线和光照节律。

到了秋天，除了银杏大道的人声鼎沸，悬铃木大道上的美桐和英桐，行政楼和图书馆旁的鹅掌楸也在以各自的方式宣告季节的转换。前者悬挂着一串串刺球果序如同天然的圣诞装饰，那些果球在冬天会裂开释放出带绒毛的种子，随风飘散；鹅掌楸则以那标志性的马褂形叶片（鹅掌楸又名马褂木，正因此得名）在风中完成最后一次光合作用，随后转为金黄，纷纷飘落，在地面铺成一层层松软的有机地毯，覆盖土壤的树叶又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缓慢分解，最终回归土壤，完成一次完整的物质循环。

北林植物杂交鹅掌楸。李颖超摄

校园里的鸟类、小动物与昆虫

如果说植物构成了林大校园的骨骼与血肉，那么鸟类、昆虫等各种动物便是它的呼吸与脉搏，林大近年来以“林之心”为代表的校园生态环境上的努力让这个脉搏跳动得更加有力。

以鸟类为例，我于2012年7月来到北京林业大学任教；而同年5月，北京林业大学百奥生物协会历时两年才完成的调查数据表明，彼时在林大校园发现记录的鸟类共10目23科48种，此后随着校园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尤其是“林之心”等湿地景观的建成，鸟类多样性显著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北林校园内累计记录到的鸟类已有12目27科75种。这个数字在北京的诸多高校中堪称优秀，也意味着在这不足0.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林大校园鸟类的多样性指数远超周边街区。

校园里最常见的自然是喜鹊、灰喜鹊、麻雀和乌鸫，它们是这座城市的原住民，早已习惯了与人共处的节奏，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季，也常常会看到叽叽喳喳的灰喜鹊在校园的圆柏和国槐间穿梭集结。更撩人心弦的是那些“特色种群”：红嘴蓝鹊以其蓝色长尾划过树梢，如同一抹流动的宝石光泽，这种在北京城区已不多见的鸦科鸟类选择北林作为栖息地，本身就是对校园植被质量的认证；“嗒嗒”声传来，大斑啄木鸟正以坚硬的尾羽撑住树干，节律分明地叩击着死去的木质部，寻找其中蠕动的虫蛹，而啄木鸟的存在本身也意味着这里有足够的老树和枯木为其提供食物来源；乌鸫会在晨昏时分站在高处放声歌唱，那串复杂多变的鸣啭为它赢得了“百舌”的雅称，而春夏两季草坪之上，它们也是最勤劳的群体，细心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场景：在草地上跑动的乌鸫猛地一低头，从土中拔出一条蚯蚓。

北林鸟类红嘴蓝鹊。李颖超摄

上述的场景每天都在“林之心”为核心的区域轮番上演。而以“林之心”为代表的校园生态环境改造项目的实施，某种程度上也是北林将人与自然关系空间化的一次卓越实践。这处景观位于校园正中心，被博物馆、行政楼等重要建筑环绕。而其前身，西半部是服务了数十年的校医院，东半部则是长期未被充分利用的荒废空间。“林之心”的设计由林大园林学院的蔡凌豪团队负责，在深入研究了学校历史、文化、学科构成及师生需求后，该团队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这里应当成为一个“户外绿色教室与实验室”。“林之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花园，它更像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一个人与自然连接与彼此疗愈的场所。“林之心”带给了林大校园更多灵动，也让生命的律动更为有力。

校园生态环境的改善正吸引着更多鸟类的到来，乌鸫、红胁蓝尾鸲、黄腰柳莺、大斑啄木鸟等林鸟常在石阵剧场活动，而在林之心的池塘沼泽处，鸳鸯、绿头鸭早已成为常客，白头鹎在灌木丛中穿梭标记领地，红喉姬鹟也会在迁徙季短暂停留，如果你运气够好，你会在夜晚斑驳的光影之中看到姿态多样的“夜师傅”（夜鹭）；而池塘旁边的林子里则活跃着珠颈斑鸠、北红尾鸲、丝光椋鸟和黑尾蜡嘴雀。但鸟类的世界并非总是和谐，我曾在通往学研的悬铃木树下发现一只脑袋被啄食的麻雀，而凶手喜鹊正在树枝上摩擦喙部做着战后的清理工作；也曾看到喜鹊和乌鸦间的领地之争，堪称激烈。

北林鸟类珠颈斑鸠。李颖超摄

相比随处可见的动物，藏在林下、水中的其他动物也为这座校园平添了诸多乐趣。闲暇的时候，三岁多的女儿和我热衷于在校园里“探险”：林中偶见的松鼠看到人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林之心”的池塘里游动着各色小鱼、青蛙和蝌蚪，天气暖和之后，会有乌龟爬到岩石之上晒暖。最有趣的莫过于有天晚上，我和女儿在林大博物馆旁散步，偶遇两只陷入“忘我”战斗的刺猬，在多人围观之下依然酣战不停，吓得路过的一个小姑娘拨打了报警电话，让人有点啼笑皆非。高校校园流浪猫的存在虽然争议不断，却一直存在，林大的流浪猫同样散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享受着同学们的照顾，但好在数量不多，几乎每个猫咪都有自己的名字，性格各异，我女儿有段时间执着于在校园的林地草丛中寻找猫咪，而且对每个小猫的名字如数家珍——“淡黄”“玳瑁”等等。

自然并不止于鸟兽草木，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树干裂缝、花朵深处、脚下落叶，另一重宇宙便向我们缓缓展开，北京林业大学的相关团队很早便在持续开展校园昆虫多样性调查，林大师生甚至专门编纂了《林大昆虫图鉴》，校园中已鉴定的昆虫种类早已超越百种。事实上，昆虫无时无处不在，春天花丛中的蜜蜂与食蚜蝇，夏夜灯下的各类蛾子，秋天草丛中的蟋蟀与螽斯，以及藏匿在树干中的天牛幼虫和各类蛀虫，只要留心观察，校园的神奇无处不在。更多的时候，我女儿喜欢在百花绚烂的春日追逐蝴蝶，或蹲在角落里观察蚂蚁的行进路径。

林大博物馆的生命珍宝

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是我最喜欢的自然博物馆之一，在这里，你可以在最为有限的时间空间内领略最为丰富的生命奇迹，尤其是中国特有的林下生命。很少有人知道，北林博物馆的前身，可以追溯至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植物标本室。那是中国近代高等林业教育的原点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植物标本收藏机构之一。

北林景观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李颖超

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原名北京林业大学标本馆，成立于2011年10月，2014年10月更为现名。林大博物馆以森林植物标本馆建设为起点，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经历了北京林业大学的全部历史变迁。目前林大博物馆以森林生物为特色，主要收集森林、湿地、草原、荒漠四大生态系统中珍稀濒危动植物标本，共有各类标本35万余件，目前博物馆设有哺乳动物、昆虫、鸟类与爬行动物、综合展厅以及植物、种子、木材、菌物、土壤、岩石与矿物共十个基本展厅。

截至2025年底，林大博物馆馆藏的35万余件标本中，植物标本20万份，昆虫标本13万份，动物标本2000余份，菌物标本6000余份，木材标本1万余份，还有土壤与岩石标本近400份。馆藏标本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96种、二级保护动物132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107种、二级保护植物613种。

博物馆馆藏丰富，按照分类学原则布展，展品密度极大，其中不乏国宝级藏品。20万份植物标本中，有1905年京师大学堂时期采集的百年标本，在那些泛黄的标本纸上，墨笔手书的采集记录依然清晰可辨，每一行字迹都是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时代的珍贵物证。在动物展厅，除了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威武霸气的东北虎、体型巨大的亚洲象，你还可以看到现存仅42只的海南长臂猿标本，现存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鸟类展厅汇聚了鸟类六大生态群落，除了从7只繁衍至万羽的朱鹮标本，你还能看到中国神话凤凰的原型红腹锦鸡、“最具战斗力的鸟类”褐马鸡以及中国境内记录的9种鹤中的8种。昆虫展厅里，“蝶中皇后”金斑喙凤蝶以其翠绿与金黄交织的翅膀静静栖息在标本墙上——这种极度珍稀的蝴蝶，极少数人能够在野外亲身目睹；蛀干害虫部分的藏品则是国内博物馆馆藏中的独一份，除了各类昆虫的标本，还有它们啃噬过的木头的标本，颇具艺术特色。植物展厅中藏有世界上最大的豆荚标本，那超乎想象的尺寸挑战着人们对“豆子”的日常认知……

标本的意义，远不止于保存与展示，还在于生命教育本身。自然博物馆的存在一方面将自然界纳入一套确定的秩序体系之中。每一号标本的采集日期、地点、采集人、鉴定人，都是一次科学实践的完整记录；当我们将数十万件标本按照分类体系排列起来，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是地球生命在时间与空间中展开的壮阔图景，另一方面也是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的思考。正像博物馆一层哺乳动物展厅之中，最让人动情的或许并不是数量最稀少的海南长臂猿或者国宝大熊猫，而是一只在盗猎中失去双臂的黑熊“维纳斯”警示标本，它让人不得不思考人与自然的边界到底在哪。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博物学的核心关切：不是对自然的征服与利用，而是对自然的观察、描述与理解。

北林的校训有趣且值得深思：“知山知水，树木树人”。这句话既有关于自然的认知，也有关于教育的理想。认识一棵树，不仅仅在于记住它的科属种名和形态特征，真正的认识，还在于在春天里看它如何抽出新芽、开出鲜花，在夏天里欣赏它的枝繁叶茂，在秋天里观察它的树叶随风飘落，在冬天里端详它裸露的枝条如何呈现出最本真的骨架结构，以及它同周边生命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