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于1988年被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地图》（局部，1914年天津中东石印局出版）
正阳门，明清北京内城的正南门，民间俗称前门，其前身为元大都丽正门，明洪熙元年（1425年）改称“正阳门”，取“天子当阳、皇权中正”之意，是古都中轴线与王朝礼制的标志性建筑。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地名绝非简单的地理位置标记，而是最深刻、最外显的社会观念符号。辛亥革命后，帝制终结，共和肇建，整个社会挣脱旧制桎梏，处处涌动破旧立新的时代思潮。但今人鲜知，在这场新旧更迭中，曾有过将正阳门更名为“共和门”的提议。从1913年南洋华侨甘华黼首次上书，到1917年国会激烈博弈，再到1923年中枢再度商议，改名之议几度牵动朝野舆论、引发多方争论，成为民国初年一个广受关注的公共议题。更名之议历经十年拉锯，终未落地，但这场未竟的城市符号革新，却为后人回望百年前大变革时代的风云激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视角。
地图标注彰显共和初心
地图的绘制和标注，素来讲究严谨、精准、规范。在通常认知中，北京正阳门自明代得名以来，名称再无更易。然而，1914年天津中东石印局刊印的一幅北京老地图上，京城的地标建筑正阳门位置，却清晰标注为“共和门”。这并非印刷失误。一处小小的地名标注，承载着革新派对共和理想的深切向往；一张泛黄的旧地图，见证着民国初年新旧思潮的剧烈碰撞。
查阅文献，1913年3月14日《大公报》刊有《正阳门拟改共和门之交议》，这是目前所见正阳门议改“共和门”的最早记载。提议的最早发起人，是时年仅28岁的南洋爱国华侨甘华黼。作为早期同盟会成员，他曾参与创办新加坡《国民日报》，积极传播民主共和思想。民国肇建后，甘华黼洞察到，社会与思想的革新，不能仅依托制度条文的颁布，更要渗透于城市空间与市井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认知。在他看来，堪称京城国门的正阳门，其名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和等级制度的代表，与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共和精神背道而驰。由此，他率先提出将正阳门更名为“共和门”，以革除帝制旧称，彰显共和精神。彼时的他尚难预料，这一纸请愿，竟将牵动此后十年的朝野争论。
其实，最早提议改为“共和门”的并非正阳门，而是皇城东门——东安门。1912年2月，北洋军以索饷为名发生哗变，东安门在兵变中被烧毁。重建时，就有人提议将其更名为“共和门”，并将《清帝退位诏书》悬于门楣。显然，这一方案虽具“革故”之形，但实质侧重“承续”，意在突显“禅让”合法性，未能体现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社会的革命要义。这种温和姿态，与破旧立新的时代诉求尚有较大距离。为此，甘华黼将革新的目光投向了规制更尊崇、象征意义更鲜明的正阳门，试图推行一场更为彻底、更具标志性的城市符号革新。
1913年3月，甘华黼正式向中华民国国务院递交《请愿改题正阳门为共和门并开放及设自由钟呈词》，系统提出涵盖三方面的革新方案。
其一，将正阳门改名为“共和门”。他指出，帝制时代正阳门蕴含“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之意；如今民国肇建，崇尚共和，理应“大振共和精神，湔除一切专制积习”，更名能够彰显共和理念，使民众耳濡目染，认同新制。他还提请袁世凯大总统题写“共和门”门额。
其二，永久开放“共和门”。明清时期门禁森严，正阳门箭楼券门仅在皇帝出行时开启，百姓进出城需从瓮城东西两侧的门洞绕行，极为不便。开放门禁既可便利民众通行，亦体现人人平等理念。
其三，在正阳门城楼顶部增建钟楼，设置“自由钟”定时报时。
“共和”一词源流悠远，最早可追溯至西周厉王时期的共和行政。近代以来，伴随法国大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晚清译者借古词赋新义，为其注入近代民主宪政的全新内涵，使其成为清末民初最具代表性的时代热词。甘华黼的请愿书，堪称一份精心设计的“共和启蒙方案”，凸显了他以城市符号重塑政治认同的自觉，也契合了当时民众的普遍愿望。
这份兼具革新魄力与人文温度的请愿书，被《申报》《新闻报》《大自由报》等多家媒体全文刊载，迅速引发舆论热议。一时之间，京城内外要求更名革新的呼声高涨。多家印刷机构预判城门更名终将落地，便提前更新地图标注，在新版北京地图中将正阳门标注为“共和门”——这正是1914年地图上那一特殊标注的由来。这一标注，既是民国初年革故鼎新的珍贵见证，也让不熟悉这段历史的后人不明所以，疑窦丛生。
更名提议撞上现实权衡
现实往往比理想骨感。当甘华黼满怀热忱推动城市符号革新时，北洋政府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考量，现实层面的市政需求彻底压倒了象征层面的精神革新，让正阳门更名之议初次遇冷。
民国初年的正阳门区域，早已不复旧时规整景象。随着京奉铁路通车、前门商圈更加繁华，正阳门原有的瓮城及单门洞格局，已无力应对汹涌的人流与车流，成为京城最严重的交通堵点。著名作家梁实秋在《北平的街道》中回忆：“我小时候坐轿车出前门是一桩盛事，走到棋盘街，照例是‘插车’，壅塞难行，前呼后骂，等得心焦，常常要一小时以上才有松动的现象。”革命者多以理想为先，而执政者更需立足现实、权衡利弊。在时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的朱启钤看来，彼时正阳门最迫切的问题，绝非名称更易，而是市政改造与民生便利。
据1913年3月20日《大公报》披露，内务部有一套宏大的市政改造方案：计划拆除正阳门瓮城、瓮城内的关帝庙与观音庙，在城楼东西两侧增辟新门，以疏解拥堵；保留正阳门，更名“共和门”；对中华门前进行绿化；改建中华门，并将门内朝房改建为三层楼商场等。方案中，“共和门”更名虽然得到认可，但仅作为纪念点缀；甘华黼心心念念的“自由钟”，因施工复杂、工期紧张、经费难筹，直接被官方搁置。
1915年，正阳门市政改造工程正式动工，年底主体工程便顺利竣工。交通拥堵得到极大缓解；瓮城拆除后，正阳门城楼、箭楼分立的格局延续至今。但象征共和精神的城门更名，与拆除关帝、观音二庙及改建中华门等构想，均未落实。在务实逻辑里，拆城修路惠及民生，而改名只不过是华而不实的形式革新，远不及城市运转的现实需求迫切。从施政的优先次序看，这一考量并非没有道理。
初次碰壁并未让甘华黼放弃。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国会重开、约法恢复，共和政体重回正轨，这让甘华黼重新燃起了将正阳门更名的希望。他再次向议会请愿，内容与三年前发生了几处显著变化，表明其策略更趋成熟：
其一，不再提“设自由钟”。因工程难度大，且百米外的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已设有钟楼，功能重叠。
其二，“改题正阳门为共和门”调整为“将北京正阳门第一门、第二门两门改为共和门、民国门”。正阳门是包括城楼、箭楼、瓮城城墙在内的一个整体。1915年瓮城被拆除后，箭楼、城楼分家，甘华黼建议将二者分别更名为“共和门”与“民国门”，与此前已改称“中华门”的大清门（明代为大明门）形成南北序列，寓意“中华民国共和”。
其三，请愿理由更为丰富。除继续强调“正阳”二字象征君权、与国体相悖外，援引舆论支持与地图改注，论证更名是“民意所向”；抨击此前政府因袁世凯有称帝意图而搁置其建议，纵容帝制，据此反证改名对巩固共和的必要性。
为取得更多支持，甘华黼奔走呼吁，在全国数十家报刊刊发请愿文章造势，并成功争取到参众两院各五十位议员的联署支持，其中包括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国会核心人物。
1917年1月，“关于正阳门改名并开放请愿事件”正式列入参议院会议议程，迎来表决。议会辩论中，议员们分歧巨大：支持者认为更名是破除帝制旧象征、爱护民国、巩固共和的必要之举；反对者则直言此举流于形式，更担忧若受理正阳门改名请愿，则凡含有“君权”色彩的地名，如奉天省、顺天府等，都将被要求更改，参议院将疲于应付、不胜其烦。历经三次反复表决，提案最终以赞成者占少数遭否决。
不甘失败的甘华黼公开发文怒斥议会弊病，又全力推动众议院审议，但提案仍未通过。
国会博弈折射出当时的巨大分歧，也展现了早期共和制度下政治参与的现实局限。请愿虽能依法进入议事程序，但在务实考量时难以赢得多数支持；民意动员虽形成一定声势，但不敌制度框架内保守力量的阻滞。
未竟革新照见时代转型
1917年后，正阳门更名提议沉寂数年，却从未彻底销声匿迹，在跌宕起伏的民国政局中屡屡泛起余波。
1922年4月12日，《顺天时报》以《肃亲王灵榇抵京之沈肃——共和门前抚今怀昔，卤簿肃肃车马不前人不语》为题，刊载了肃亲王善耆灵柩返京的消息。善耆（1866年-1922年），满洲镶白旗人，皇太极长子豪格第十代孙，晚清世袭罔替和硕肃亲王，至死抗拒共和、顽固坚持复辟。值得玩味的是，“共和门”之名从未获官方正式命名，报道中不称“正阳门”而刻意称“共和门”，隐喻“共和门下送帝制遗老”，这是何其辛辣的反讽！
更名之议最后一次见诸报章，是在1923年5月7日的《民国日报》。报道称，时任总统黎元洪召集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与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汤漪商议，“拟在天安门外筑塔，刊宪法全文，并俟宪成，改正阳门为共和门，发行纪念邮票印花。”正阳门更名仿佛已成定局。然而风云突变，一个多月后，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府院之争”以黎氏失败去职告终，相关官员纷纷去职。尽管同年10月曹锟就任总统并颁布《中华民国宪法》，但正阳门更名“共和门”之议再无下文，悄然湮没于政局动荡之中。
民国初年的这场城门更名之争，绝非孤立个案，而是全国范围内“革故鼎新”浪潮的缩影。民国建立后，各地纷纷摒弃帝制旧名，北京大清门改称中华门，武昌中和门、宾阳门、望山门分别改名为起义门、共和门、纪念门。新生政权试图将现代性意涵的语汇植入日常地理，在民众生活空间中建立认知关联，使“共和”“平等”“自由”等理念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记忆的物质符号。这不单纯是形式更新，实质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合法性建构。
正阳门更名“共和门”虽未实现，但它与其他更名实践一起，反映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争夺，展现了民国初年风云诡谲、波澜壮阔的政治图景。
地名是历史最忠实的见证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深刻的集体记忆。从时代语境看，正阳门议改“共和门”，是民国之初破除帝制象征、传播共和思想的积极尝试。但另一方面，每一次地名变更，都伴随着文化记忆的断裂与重组。正阳门终究未改其名，这或许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却也未尝不是一种文化的幸运。
历史从不因一次更名而断裂，也不因一次守旧而停滞。城门依旧，而城下风云已过百年。
（作者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