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代开始，北京作为京城，基本靠漕粮保障皇室、官吏、军民之需。每年运到北京的漕粮约三百万至四百万石，尤其清代的“康乾盛世”，仓廪充盈，陈米积存，发放不完的米则变成红色陈米，称为“老米”，据说陈米味道独特，煮粥烧饭很好吃。尤其旗人，自认“老米”比士子商贾食用的普通糙米好吃，更以吃“铁杆儿庄稼”、领“老米”为荣耀。凡受邀到别家聚会吃饭，必自带“老米”一包，请主人单蒸自吃，以示旗人才有资格吃“老米”。这种习气一直贯穿到清末民初。

清代小说可见旗人“老米饭”的描述，如《儿女英雄传》《醒世姻缘传》《永庆升平》《雍正剑侠图》《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老舍出身普通旗兵，在他的自述和小说中也回忆过维持一家生存的老米。不只是普通旗人，皇家帝后宗室也视老米为上米，按色泽分为三等，深色者为佳。并按等级分配。直到清末，光绪、溥仪仍然钟爱“老米膳”。

按老辈文人夏仁虎的《旧京琐记》谈及老米时云：“本京人多喜食仓米，亦谓之老米。盖南漕入仓，则一经蒸变，即成红色，如苏州之冬舂然。煮之无稠质，病者为宜。”按此书中说老米是蒸后才变成红色。“本京人”多指的是旗人，“南漕”是指清代从江苏、浙江征收的“白粮”，即粳米、糯米。震钧《天咫偶闻》说：“京师贵人家以紫色米为尚，无肯食白粳者”；石继昌《春明旧事》说：“北京仓所贮之米年深日久，其色红暗，称为老米。”二人都是满洲瓜尔佳氏，所记无论红、紫色，皆非米本色，是长年仓储陈化造成的。

在康、雍、乾年代，京城老米价钱皆贵于普通白米。有人考证出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皇子胤礽等人在奏折中提及米价：正阳门外米铺价是“老米每仓石一两二钱，稄米每仓石一两一钱”，而皇城内外米铺每仓石老米和稄米价分别是“一两二钱八分、一两一钱五分”。

清末停漕运，民国以后，老米极少见了。按邓云乡先生《黄叶谭风》所记，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北京，“一般大米洋面还是便宜的”，但“老米已成珍品，要卖一元一斤，当药吃了”。民国时，陈仓米的确是药引子。鲁迅父亲得病，开的药方中即注明“须用三年以上陈仓米”，家里无处可觅，还是鲁迅老师寿镜吾找到的。

在清代，老米还是八旗官兵的禄米。禄米支出有严格规定，绝不允许平民食用。只有三种情况才能变通卖与平民：“廒底成色米”（过期霉变）、“扫收零撒土米”和“仓粮有余”。北京今有北新仓、南新仓、禄米仓等地名，皆为京仓，八旗军米由京仓放领。钱粮胡同主要用于给在京官吏发薪饷，清代俗称薪饷为“钱粮”，故用胡同名。

禄米中有“白米”与“老米”之分。清代王公贵族按规定享受不同的待遇。睿亲王后裔金寄水先生在《王府生活实录》一书中回忆说：“我家每天两餐主食，一年到头，从不改样，永远是老米饭（又名柴米，即陈仓米）和白米饭。不见白面蒸食。只有过生日吃面条，过年、入伏吃煮饽饽（水饺）。所以，上上下下都盼年节，好改善生活。”

清代，皇室、王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吃上老米。根据《国朝宫史》记载，从皇太后、皇后、皇子福晋、侧福晋、乳母及皇室按品级每日分别配给“黄老米”、老米，且有定量。但也要搭配新粳米、高丽江米，除皇太后、皇后以下只能搭配陈粳米。

白米与老米有何区别？其实都是糙米。清代还形成了一个产业，即“串粗米”。据金受申所写《北京通》所叙，因军米（即八旗官兵的禄米）非精米，故须再“串”，用现在的话说是将粗皮去掉。“串粗米”有两种方式，一是“碓房”，“粗石砌成圆圈，中心立木柱，上有活轴，系以横杠。碓砻中立圆石如磨盘，边为圆形”，称为“碓”，中心有孔，穿过轴上横杠，以驴骡拉横杠，则碓在砻中转动，粗米置其中去皮。还有串街者，肩挑竹篾筛子、斗杠等，沿街串巷，称为“串米的”，以杠在缸中捣杵，然后筛净过斗。

八旗官兵依等级每年分季领米4次，每次领取100斤至600斤不等的米，领取后即可至碓房换米，亦可换其他杂粮。

太平时节仓储丰盈，但逢战事，漕运阻滞，北京就会粮食紧张，比如庚子年，仲芳氏《庚子记事》曾记1900年8月米价等飞涨：“白米每石银十两，粗麸白面每斤银五分，买米只卖十斤，买面只卖二斤，尚须鸡鸣而起，太阳一出即停售矣。”可见当时不仅米贵，还有购量限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京津铁路通车，北运河漕运废止，有着700多年历史的通州仓场随之废弃，清代的八旗老米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清帝退位，按照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和议代表共同商定《清帝退位优待条件修正案》，其中有一条规定：“先筹划八旗生计，在没有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但实际上民国政府从未履行这条协议，禄米制度等于无形中废止。

我与顺承郡王一位后裔为文友，他比我年长很多。在记忆中，他未吃过老米，也没见家里有人吃老米。旗人习惯，因衣食无忧，闲来无事，每天上午必三五父辈来家闲谈。那时清朝早已结束，旗人生活困顿，已经无酒可饮，无米可炊，但依旧前来清谈。斯时，友人尚为少年，记得到了饭点，一声吆喝：“烙饼卷蚂蚱，家吃去了！”霎时作鸟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