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韩福涛给自己多买了几双厚软底鞋垫。每天要巡逻，站七八个小时，脚受不了了。
但这是他“自找”的。作为一名调查记者，2025年，他收到了关于湖北几家精神病院虐待病人、不让病人出院、骗取医保资金的线索。只靠受害者一方的讲述，很难揭露整个系统的问题，他决定以护工的身份，进医院，搜集证据。
在取证之前，他得先踏实把工作干好。为病人清理排泄物，拖地洗碗，韩福涛说，这是自己最狼狈的一次卧底经历。
其实每次调查都不轻松。
在服装作坊调查非法雇佣童工问题的时候，他和那些孩子同吃同住，每天一起工作16个小时；在餐厅后厨卧底，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切四五百斤土豆；包括后来被人们熟知的罐车运输乱象报道，他在公路上奔波30多天、驾车8000多公里，才还原了整个运输过程。前期一直没进展，最焦虑的时候也只能自己扛。
这篇报道刊发后，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韩福涛”这个名字，他因这篇报道荣获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一等奖，今年11月2日，又获评“全国十佳新闻工作者”。有人称赞他年少有为。
但这之前，他已经在岗位上默默耕耘了十年。入职新京报调查组的时候，韩福涛31岁，有朋友调侃：一把年纪了，还只能当个基层记者。
如今，韩福涛依然在一线。他一向不太在意外界的评价，那些认可和荣誉，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他相信，调查报道，应该继续做下去。
调查记者韩福涛。 受访者供图
“如果被发现了，我可能出不去”
眼前一摞摞碗，根本刷不完。韩福涛有些崩溃。
进精神病院当护工已经两天了，手头的活儿干不完，他心里着急。
更重要的事一直没进展——他得收集这家医院虚构病情、套取医保资金、安排病人“假出院”等违规行为的证据。但为了避免暴露，他必须耐心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干快一点，才能抽出时间。
“有时候真想抽自己两巴掌，我这不是自找的吗？”站在水槽前，韩福涛觉得自己很狼狈。
事实上，这个干活儿的机会，他“找”了很多年。
多年前，韩福涛就隐约觉察到，有些精神病院可能有问题。但当时的线索很模糊，条件不成熟，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这个关键词一直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每次新认识什么人，韩福涛就向对方打听：认不认识住在精神病院的人？
2025年年底，他终于拿到了更直接的线索：一位患者因为戒酒进了精神病院，多次表达想出院的想法，不被允许，最终自杀。
他驱车寻找受害者的家属，对方给他提供了不少材料。但韩福涛觉得，要想证明医院里的问题，这些还不够。
他想过以患者家属的名义，混进医院实地调查，但医院很谨慎，不会轻易让陌生人进。以病人的名义进去，又怕难脱身。
韩福涛决定应聘护工。
他找到当地几十家精神病院的电话，挨个打过去，问“招不招人”。所幸他之前“工作经历”丰富：做过餐厅的厨师，咖啡店的店员，4S店的修车工……在面试官眼里，他是个能“吃苦耐劳”的人。
工作无疑是辛苦的。韩福涛直言，这是他所有卧底经历中最脏最累的一次。照顾老人起居、洗漱，擦屎擦尿，拖地，四五十个人一天三顿饭的碗都由他来洗。
白天能取证的机会很少，他申请了值夜班。没人盯着，他终于能打开医院的电脑，搜集病历。他还主动要求给医生办公室打扫卫生，这样就能趁机给桌上的材料拍几张照片。
四处都是监控，他必须非常小心。
这里与外界几乎隔绝。每天精神病院的铁门“咔嚓”一关，韩福涛心里都“咯噔”一下，“如果被发现了，我可能出不去。”
连外面的受害者家属都担心他的安全，每天给他发消息。他们想不明白，明明自己已经提供了那么多证据和材料，为什么记者还是要冒这么大风险，走到这一步？
韩福涛有明确的理由：这位受害者不是第一个，也可能不是最后一个。这不是单独的、偶然的悲剧，而是系统性的问题。要彻底揭露这个问题，必须走这一步。
韩福涛在湖北宜昌夷陵康宁精神病医院卧底调查期间拍摄的照片，这家医院仅一个科室就住了160余人，大厅里也摆满了病床。 受访者供图
“不搞明白就不甘心”
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
大学毕业后，他在安徽淮北电视台工作，做琐碎的民生新闻，拍车祸、火灾，一年能去几十个事故现场。那是一个小城市，工作两年，韩福涛跑遍了每个乡镇。
也是那段时间，他接触到了调查和暗访。一次，他收到了朋友发来的线索：在菜市场买的一盒内脂豆腐，印着超前的生产日期。他按照包装上的生产地址去找，没能找到厂家。他去找卖豆腐的人，又找到了送货人，一路溯源，来到了城东边的一家豆腐作坊。
这家作坊在一处旱厕门口，没有营业执照，卫生环境极差。当地有关部门很快来到现场查处。老板无意间抱怨了一句：“又不是只有我一家，我只供应东边（市场）。”
韩福涛想继续查。没人愿意费力配合，他决定自己去找。在菜市场蹲守没结果，他就按照大致的方向，锁定几个城中村，再挨个去问，果然找到了城西的另一家作坊。
“我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了，我得去找出来。不搞明白就不甘心。”
他对很多事好奇。从高中开始，他就喜欢读新闻，大学的时候，他每周都去报刊亭买报纸，对开的版面，每个角落，包括读者来信，他都一字不落地读完。网络不发达的年代，韩福涛尽力搞清楚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在电视台工作两年之后，工作内容开始重复，他想去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跑去了北京。在一家门户网站工作了一年多之后，他加入了梨视频，当时，这家资讯平台刚成立，野心勃勃，韩福涛在这里正式开始了调查记者的生涯。
最先接到的是一条关于江苏常熟有服装作坊非法雇佣童工的线索。打听了一些情况之后，他决定应聘进作坊里，实地看一看。
早上6点到晚上10点，韩福涛每天和孩子们一起工作，低头操作缝纫机。入职第二天早上，他浑身酸痛，几乎爬不起来。
6分多钟的视频记录了这些童工超时工作、工资被扣押，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遭遇。报道刊发后，反响很大，不少作坊被查处，老板被拘留，当地还开展了拉网式排查。
看到报道带来的改变，韩福涛也受到了鼓舞。后来，他又做了不少调查，安徽合肥火车站周边的“仙人跳”乱象、快递物流信息造假、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他曾经在中越边境的山里趴一整夜，也曾在泰国的拘留所里申请一个采访机会。
2020年，31岁的韩福涛来到新京报，只为了能继续做调查。液化气掺假、环境监测机构数据造假、安徽多家医院欺诈骗保……做了更多关乎公众切身利益的报道。
2023年，他接到一条关于煤制油和食用油混装运输的线索。爆料人是多年的从业者，心存顾虑，说话吞吞吐吐，韩福涛向对方反复追问长达一年，才了解了情况：不少罐车卸完煤制油会直接运输食用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他随即出发，在一家位于天津的食用油生产厂家门口，韩福涛观察发现，很多进出罐车的喷涂字样有涂改痕迹，既写有“普通液体”，也写有“食用油”。他意识到，线索的真实性很高，随即开展了长达30多天的跟车调查。
韩福涛在跟车期间拍摄到，一辆卸完煤制油的罐车，在未洗罐的情况下进入一家粮油公司装载大豆油。 受访者供图
这是很枯燥的工作。每天要全神贯注开车十几个小时，稍不留神，或者赶上红灯，就容易跟丢。有一辆罐车，韩福涛从宁夏一路跟到了江苏，夜里一两点，车停下卸货，他以为对方不会那么快出发，也放松下来，打了个盹，转眼间，罐车就消失了。
前两周，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韩福涛焦虑，但他不愿中途放弃。为了确保追踪的罐车不离开自己的视线，有几天，他吃住都在车里，夜里还给自己定了闹钟，隔一小时就起来看一次。
最终，他完整地追踪到罐车在卸完煤制油后，又进入食用油厂家的全过程。为了报道更扎实，他还想法拿到了运货单据，确定了存在混装现象。整个取证过程，韩福涛奔波8000多公里，相当于从中国东部到欧洲西部的距离。
报道刊发后，引发的反响远超韩福涛预期。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多个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彻查报道中提到的问题。随后，相关企业被惩处，食用油运输领域的国家标准出台，法律法规也得到了完善。
“我不是苦大仇深的调查记者”
外界对韩福涛的评价也有了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韩福涛”这个名字有印象。他获得了不少荣誉，被很多高校邀请去做讲座，也有很多媒体想采访他。有人说他算是“功成名就”“年少有为”。
“但31岁那年，我入职新京报决定继续做调查记者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是落魄失意的中年男人。”韩福涛笑。
他不太在意这些评价。
“很多卧底经历现在讲出来，好像挺刺激的，但是当时身处其中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枯燥、煎熬，常人很难坚持下去。”新京报社会新闻中心深度报道部主编王瑞锋和韩福涛共事多年，深知他的不易。
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当然不只有“高光时刻”，也有很多挣扎和压力。
比如，在4S店卧底当修车学徒，活干不好，韩福涛被师傅骂“你这辈子就废了”，他不能生气，还得点头哈腰地继续学。比如，有一次，他跟车被发现，对方敲他车窗、问他身份，满城追着他跑。还有很多次，已经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采访对象突然不配合，或者卧底之后发现情况和预期不一样，韩福涛只能放弃。据他回忆，至少有30%的选题，都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推进下去。
湖北襄阳火车站，韩福涛在湖北多家精神病医院卧底调查期间，多次在襄阳和宜昌之间往返。 受访者供图
“很多选题他都跟踪了很多年，需要耐心等待时机，而且能不能调查出结果也是未知的。对记者来说新闻是以结果论的，如果做不成，成果、荣誉都没有，收入也会受影响，成本和代价很高。”同事王瑞锋一直很佩服韩福涛的韧性，“在因为油罐车的报道获得这些荣誉和关注度之前，他已经默默在一线摸爬滚打很多年了。”
哪怕是报道顺利刊发，也不意味着可以一身轻松。有不少回，韩福涛都收到了谩骂和威胁的消息，对方称因为他丢了工作。在常熟的服装作坊，他曾和一位童工建立了情谊。报道刊发后，他试图联系对方解释，也想资助对方上学，但对方很生气，把他拉黑了。
尽管他知道，从宏观的层面讲，自己做的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事，但这些个体情感上的裂痕，依然让他很难释怀。因此，他每次做报道，最看重的都是公共价值，“只有公共价值大，我才能说服自己。”
如今，他的工作内容没什么变化，依旧是卧底、暗访、跟踪案件后续。他依然不怎么在办公室露面，性格也没什么变化——因为对报道的一些细节问题，他和报社的多位领导反复争执了两天。
“人家说我不够圆滑。”韩福涛自嘲。
身边很多人都曾劝他，不要再做一线记者，风险太大。但这是他喜欢的工作。他喜欢出门，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也享受抽丝剥茧、步步求证的过程。而且，恰巧这份工作还有些意义，还能养活自己。
不太符合人们对调查记者沉闷的刻板印象，韩福涛经常是乐呵呵的。工作之余，也喜欢开着车四处游玩。外出做讲座的时候，有听众说，见到他之前，还以为韩福涛会是一位面色凝重、苦大仇深的记者。
他的确在工作中见过很多不堪和黑暗，但也感受到了很多普通人不为自己利益、想让社会变好的朴素公心。韩福涛因此有着出人意料的乐观。
“社会是在进步的，是非一定会分明。”韩福涛手机备忘录里依然记着很多等待调查的选题，每搜集到一些相关线索和证据，他就补上几个关键词：“一个选题现在不成熟，一个问题现在解决不了，我就等十年，十年不行就等二十年。之前调查过的问题死灰复燃也没关系，我可以继续查。只要不把它忘了，持续去问，持续往前，就有希望解决。”
新京报记者 彭冲
编辑 杨海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