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座在时间中叠印无数文明图景的城市。在这里，青年学者的思考深植于厚重的学术传统，并以此探索前瞻思想。2026年，我们携手北京市社科联、市社科规划办，推出“京华学记——北京青年社科学者访谈录”栏目。本篇为专访青年学者刘俊。

刘俊，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市“京琅琊”高层次人才。主要研究领域：视听文化、影视艺术、国际传播、数字媒介。

今年8月，导演贾樟柯发布一条微博，称自己正在“看红果”。曾经拍出《三峡好人》《山河故人》的导演，开始看了短剧，很多网友调侃，这是“文艺青年的至暗时刻”。

网友的调侃，精确地反映了当代人的处境：屏幕已被短视频、微短剧这样碎片化的信息形式占领，我们深知它们让生活变得浅薄而浮躁，却难以抵抗其诱惑。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俊长期关注微短剧现象，在他看来，“碎微传播时代”给人类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从电视到互联网再到移动屏幕，人们的注意力被不断切碎，耐心被极致压缩，最终可能批量化地制造一种“临时性的人”——情绪是临时的，判断是临时的，对世界的理解也可能是临时的。

同时，迅速崛起的人工智能，正在与微短剧的潮流汇合。真人演员的面孔被盗用于生成短剧，也对当下的法律监管提出新的难题。

不过，刘俊对当下的传播环境并不全然悲观。学生时代，他从英语专业出发进入新闻传播领域，在博士阶段研习影视艺术学，跨学科的视角让他对传播现象有独到的理解。“关键是引导”，他认为，任何新的媒介形式最初都会带来未知与混乱。在技术狂飙的时代，高校人文学者承担着批判性分析、“冷眼旁观”的责任。

某个媒介形态可能消亡，但“传播”不死

新京报：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经历。从英语专业走上传播学研究，有什么关键时间节点？

刘俊：我本科、硕士、博士读了三个不同的专业：英语、新闻传播、影视艺术。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天然距离传播很近，这种转向比较自然。不过比起个人专业转向，我更想谈专业和学科的时代性变化。

我读书时，英语、广播电视都是高校非常热门的专业。随着时代快速变化，这两个专业如今都遭受冲击。20年前，高校文科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里，英语和广播电视可能排进前十甚至前五；如今它们变得没那么“吃香”，甚至有了相当的专业和学科危机。

这与媒介技术变迁、社会环境变化息息相关。如今刚进入大学的同学，可能很少看电视，电视甚至没有太多参与到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自然对广播电视没那么感兴趣。

刘俊在中国传媒大学教学楼。鲁阳摄

那么，如何让专业发展与时俱进？比如如何从“广播电视学”走向“视听学”“视听传播学”“视听艺术学”，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人才培养的能量、服务社会的能力、解释世界的方式。这些“格局性议题”是我们应该持续思考的。

而就新闻传播学而言，我认为不管时代怎么变，它始终为社会“刚需”的原因是：社会始终需要一种能从海量信息中提取有效信息、传播有效信息的专门学问和人才。

纪录片《互联网时代》（2014）海报。

2013年央视纪录片《互联网时代》提过一个数据：从人类诞生直到2003年，人类保存下来的所有信息总和，仅仅相当于当时人类两天生产的信息量。而今天，信息规模又不可同日而语，信息的星辰大海可以想见，有效的、准确的、可靠的、经过提炼的信息便更为可贵。

所以今天有很多“某某已死”的说法——“新闻已死”“报纸将死”“电视将死”。但在我看来，具体某个媒介形态可能消亡，传播是“不死”的。

微短剧对人类的叙事方式是一个巨大的颠覆

新京报：近年来，你有多篇文章涉及微短剧的话题。你怎么看短视频的火爆，以及它带给人们内容消费习惯、创作者创作逻辑的改变？

刘俊：就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面目越来越清晰的现象。

视觉化的认知方式与文字阅读相当不一样。文字阅读更锻炼思维能力，需要形成“内视”，把文字在脑海中化为图景；而微短剧等视觉形态让用户“所见即所得”，没有这个锻炼过程。观看碎片化内容，久而久之让人难以持续集中注意力，对稍微复杂一点的信息和逻辑变得不耐烦，长此以往思维变得浅薄化是很有可能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传播的普遍视觉化可能很难阻挡，也并非全是弊端。短视频“所见即所得”，用一种特别形象、直观的形式让受众认识一个现象，可能也是一种特别的认知方式，类似于现象学的认知方式。未来我们要高度重视人类将形成以“视听”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状态，“视听学”也会逐渐成为一门越来越重要的阐释世界的学问。

《融合时代的传媒艺术》

作者：刘俊

版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新京报：AI技术正广泛应用于微短剧，甚至出现备受“吐槽”的“AI脸”。你在一篇文章中提到，AI介入下的视觉艺术呈现“创作者从否定式生成到肯定式生成，受众从肯定式接受到否定式接受”的转变，你如何理解？制约微短剧发展的瓶颈有哪些？

刘俊：微短剧的火爆，是一个更加新近的现象。它的优势非常明显：高浓度压缩的叙事。过去我们谈叙事讲究“起承转合”：先铺垫悬念、拖延悬念，最后释放悬念。好莱坞经典电影叙事中，设置和铺垫悬念的时长可能占绝大部分，最后了结悬念可能只有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我们叫“最后一分钟的营救”。

相对这种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叙事模式来说，微短剧对人类整个叙事方式是巨大的颠覆：不只时长短，还讲究快速设置悬念并释放悬念，甚至把故事高潮前置，呈现“合—承—转—起”的状态，用几十秒甚至几秒就留住你的注意力。

微短剧的叙事特征。

客观来说，这种叙事模式是有潜力的，其深远影响值得进一步观察。

目前微短剧仍处于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轨的阶段，同质化、套路化的问题尚未根除，但行业治理和精品化方向已经明确。

但不是所有“短”的内容、“网”的内容就一定会走向低俗化，关键要看其内容质量的高低。

电视剧《白夜追凶》（2017）剧照。

十年前《白夜追凶》等精品网剧的突围说明，一种媒介形态在粗放阶段之后，完全可以走向精品化。这一路径对当下的微短剧同样具有参照意义：只要用心打磨，微短剧完全能出好内容。

文化出海，需“润物细无声”

新京报：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创造票房“神话”，影响力辐射海外。你长期从事国际传播研究，在你看来，好的“文化出海”具备哪些特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2025）画面。

刘俊：近些年来，我们发现国际传播有明显的转向。传统上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特别“高大上”的主题和形式来做国际传播，比如高端大制作的电影、纪录片、电视剧等。这些现在也在积极发挥作用，但由于中西差异会天然面对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文学、微短剧、短视频、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网络视听的形态，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西方很多年轻人在催更我们的国产网络文学，Tiktok在西方拥有大量用户，《黑神话·悟空》把中国传统文化“润物细无声”地传播到海外。

这些更“轻”的传播形式，我总结有这么几点优势。

第一是“点状提炼”。不求全，不是把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科技进步全部塞进一段内容里，而是找某些具体而微观的情绪“点位”，它们往往能嵌入人们生活的认知之中。

第二是“情感撩拨”。能触动海外受众情感的中国作品——悲情、快乐、怜悯、昂扬、好奇——往往能改变其认知。而且对人影响最深的情感变化，往往是日常最温和的，可能就是一瞬间的温暖。这是“文化出海”在叙事上要十分重视的。

第三是“视听奇观”。即让海外观众看到他们很少见过的风土人情，借助现代视听科技及相应的拍摄理念，给受众以高浓度的视听刺激。

第四是“材料给予”。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们逐渐发现，最优秀的一些国际传播的内容，往往就是安静地给受众呈现材料：风景，人，物，发生的事、数据、日常。材料足够让人信服，海外受众自己就会建立起自己与材料之间的联结。

最后，便是“共通唤起”。从20世纪80年代最早的国际传播著作开始，就已提到有效的国际传播最核心的原则一定是一种共通性的情感唤起：从彼此的共同点出发，求同存异。

“轻”传播的优势。

我们正在成为“临时性”的人？

新京报：刷短视频之外，当代人甚至连打一把游戏的耐心都没有了。你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对抗速朽”，在一个注意力高度碎片化的状况下，如何从不同层面“对抗速朽”？

刘俊：在互联网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承认和正视的事实。随着媒介的迭代，我们接收信息的速率一直在变快：过去人们会花一个月看很长的电视剧、长篇小说，网络来了之后耐心进一步缩短；到了短视频时代，五秒钟看不到一个梗或“爆点”立马划走，耐心被压缩到极致。

知识和信息的“碎片化”，是否完全是坏事呢？其实我们的知识并没有多少是一开始就是完整的。整体的知识都是日常繁复的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碎片累积形成的。所以碎片化，也许是知识或者信息最原初的样子。

真正让我担忧的，是信息碎片化带来的某种价值观“临时性”。生活在今天的人，很多时候是“临时性”的人：情感在短视频轰炸下不断被刺激——上一条泪流满面，下一条笑得前仰后合，再一条又义愤填膺，情感似乎没有了连续性。长此以往，注意力也变得临时，晚上睡前回忆，觉得糊里糊涂过了一天，好像什么也没在脑中留存。

这些不利于我们对社会事件形成独立、稳定的判断，情绪也变得不稳定，于是看到那么多舆论反转：前一天一起批评一个人，后一天又觉得他很可怜。问题是，有时候伤害已经发生。

社会处在快速变动期，我们确实会迎接很多变化。但从长期看，文明的发展需要相对长期而稳定的积累。这恰恰是高校老师和学者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用“深厚”对抗“临时性”。

尤其是人文学者，在技术不断发展的未来，应形成一股“人间清醒”的力量。包括人工智能在内，如今各类技术的发展，都存在“矛”和“盾”的关系：“矛”现在无限锐利，但我们思想的“盾”是否准备好了？这是人文学者需要时刻去追问的。

人工智能时代，什么不可替代？

新京报：美国学者罗兰·拉斯特在《情感经济》一书中，曾预言，AI高度发达的未来是情感经济时代，当人类智能承担的诸多任务都被AI取代，情绪可能成为人类在工作中唯一的优势。在传播领域，你如何看待“情感”的位置？

刘俊：还是以刚提到的短剧为例，人工智能介入带来一些便利，创作者可能可以更灵活地按需生成影像，但目前对整个影视行业其实还是带来不小的挑战。比如说“盗脸”“盗声”问题，很多著名演员的面孔会被“借”去生成微短剧，未经授权，这在监管和法律层面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正因为AI制作太便利，短时间内也有大量同质化、粗制滥造的AI短剧进入市场。

从影视心理学来讲，一个视听作品能走向现象级，深刻唤起观众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被优质作品触动时，往往假定观看的内容中有一个真人正在承载某种情绪，哪怕这是表演出来的，我与角色情绪上的共振便有了基础。

因此，AI创作的短剧乃至各类大视听作品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当我们已经知道演员不是真人，能否产生这种共情？能否真正接受它传递的情感？

今天有关“活人感”的讨论，其实让我联想到本雅明提出的“光晕”这个概念。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作者：[德] 瓦尔特·本雅明

译者：庄仲黎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2025年3月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提到随着技术的发展，艺术品变得可复制，某种“独一无二”性消失了。如今的复制已不仅是机械复制，更是电子复制、数字复制，“光晕”的消失似乎已变得特别普遍。那么在人的发展、社会存在、艺术生态中，有什么不可被人工智能取代？

刘俊在中国传媒大学校园。鲁阳摄

这个答案并不好给。我个人一直都和学生们说，那个不能替代的东西是具身性的交流。

两个真人面对面沟通时眼神的碰撞、肢体语言的互动，这些身体性、情感性的元素，AI暂时还很难取代。所以，在人工智能社会，写作能力和思辨能力当然非常重要，但我想，可能口语表达能力会变得空前重要。同样，有“活人感”的艺术与人的“切实”“实际”“具体”的交流，或者“交流感”，也是AI难以取代的。

由此，我们还需要特别重视和研究情感在交流中的分量。事实上，人们的行为、态度、认知，很大程度上最终都是由情感决定的。我经常跟学生们说，一定要尤其关注和阅读心理学著作，了解人们心理与情感的机制，才能更为彻底地读懂传播、读懂视听、读懂艺术。

刘俊谈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媒介变化。

——同题问答——

新京报：如果能超越时间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或古人（不限于学术界）一起共事，完成一项研究项目？

刘俊：我认为是余秋雨老师。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个人的回答都会很个性化，也一定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切身相关。1999年我上初中时，余秋雨老师参加了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五辆吉普车从希腊出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一路穿行，在世纪之交抵达中国，相当于在人类重要的时间节点贴地行走四大文明。当时秋雨老师作为嘉宾全程讲解、点评、录制、直播。

这种把文化和行走结合到一起的方式，给了当时的我很大震动，让我对人文学术有了憧憬。余秋雨老师后来将这次行走中每天写的日记结集出版了后来非常有名气的《千年一叹》。书中诸多思考的背后总有一种大历史观的支撑，更有中西文化之间朗阔而细微的对比，并且能把这些穿越岁月的思考以美文的笔触、通俗的口语表达出来。他的结论或许可以讨论，但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至今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以中国学人的视角，去寻找某种全球性的大文化观、大传播观。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城市与学术的关系？北京这座城市和你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关系？

刘俊：北京给了我极为宏大的视野和格局。我相信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有类似感触吧。在其他地方，可能大家关注的话题更多有关当地。但在北京的氛围里，会不自觉地把很多事情放到全国视角来看，从整体而非孤立的视角分析现象。同时，北京便利的中外交流渠道和机会，有助于培养高校学人的中外对比的全球化思维。

——刘俊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