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胡梦飞
金龙四大王是明清时期国家正祀河神,也是黄河、大运河沿岸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水神之一,具有护佑漕运、防洪护堤等职能。明代以前并无专门的运河水神和漕运保护神,漕粮运输过程中存在诸多艰难险阻,再加上黄河水患对漕运的严重威胁,使得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出现成为一种必需。
明代漕运作为国家经济命脉,关系到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大运河的畅通与安全因而成为明王朝高度关注的问题。
在漕运过程中,漕船需要克服自然险阻和黄河水患的威胁,这种不确定性为水神信仰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在明清时期遍布运河沿岸的城镇和乡村。而在众多的水神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

本文在依据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从明代漕运体系整体视角出发,分析明代金龙四大王信仰形成背景,并探讨其在运河沿线区域的庙宇分布及对明代国家漕粮运输和河漕治理活动的影响;深化对运河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促进运河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
明代运河沿线
险 峻 的 自 然 环 境
明清两代定都北京,漕运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经济命脉。明代大运河自北向南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
运道全长三千余里,地跨南北,所经区域地形地貌千差万别、河流水系错综复杂,漕船航行其上,遭遇险阻在所难免,其中主要有江面风险(江险)、湖泊风险(湖险)、黄河之险(河险)、徐州洪和吕梁洪之险(洪险)、山东段运河过闸之险(闸险)等。

江苏镇江枕山临水,素有“黄金水道”之称。自魏晋时期开始,江淮地区的各种物资就经由西津渡转运至全国各地。至隋唐,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镇江随之成为南北漕运的咽喉要道。位于长江、运河交汇处的西津渡水运极为繁忙,同时也极为艰险。
元代俞希鲁编纂的《至顺镇江志》记载西津渡:“乃南北冲要之地,江浙闽海悉由此以达京师,使命客旅,络绎往回,日不暇给。其渡北对瓜洲,东连海口,江面广阔,金山屹立中流,盘涡旋激……险恶尤甚。”“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樯倾楫摧,呼号之声惊天动地。”“无辜之民横罹风涛之厄,身命货财顷刻俱丧,较之遇盗为虐尤惨。”

淮安清口至扬州仪征(明代称仪真)、瓜洲之运道,称为“湖漕”,总长三百余里。除南北两端之仪真河、瓜洲河及清江浦河为人工开凿以外,其余运道在明代前期均为沿线湖泊。被当作运道的湖泊,由北到南有宝应湖、白马湖、清水湖、氾光湖、界首湖,还有高邮之高邮湖、张良湖、七里湖、新开湖、甓社湖及江都县之邵伯湖。
诸湖之水于春、夏、秋三个季节,系风平浪静时期,船只航行于湖面颇为顺利;但到冬季以后(九月至次年三月),每逢西北风起,湖水常被刮起滔天巨浪,船只若不幸至此,常被风浪覆没。
湖险较之江河之险更为严重,此因淮南之地势是西边高而东边低,高邮、宝应等湖泊之地势较泰州、兴化高出约一丈至八尺不等。逢西北风大作,船只遇此巨涛,极易翻覆,且湖堤一旦被冲垮,临湖各州县亦极易受灾。嘉庆《扬州府志》记载万历十九年(1591年)冬十月,“扬州湖、淮涨溢,决邵伯堤五十余丈,高邮南北俱冲”。

明代徐州至淮安段运道因借用黄河河道,被称为“河漕”。明代中后期黄河的泛滥溃决对漕运的正常运行构成了严重威胁。隆庆五年(1571年)四月,“河复决邳州王家口,自双沟而下,南北决口十馀,损漕船运军千计,没粮四十万馀石,而匙头湾以下八十里皆淤”。这种状况直到万历年间泇运河开凿之后才有所改观。
元明时期徐州有徐州洪和吕梁洪两处险段。“洪”是方言,“石阻河流曰洪,盖河、泗诸水疾下而南,为石所束,崩腾呼号,势如奔马;舟从上下,稍触两涯石齿,辄摧覆不可复救”。二洪即泗水之上的徐州、吕梁二处激流。
泗水流经徐州时,因受两侧山地所限,河道狭窄,水中怪石受到冲击,形成了秦梁洪、徐州洪、吕梁洪三处急流。黄河夺汴泗入淮经徐州,必过徐、吕二洪。明正统年间《彭城志》有“三洪之险闻于天下”之说,三洪之中以吕梁洪最为险恶。

徐州洪在宋元时期又称“百步洪”,位于徐州城东南二里处,因巨石盘踞地中,长百余步而得名,“汴泗流经其上, 冲激怒号,惊涛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艰险,少不戒即破坏覆溺”。
明代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朝鲜人崔溥在经过徐州时曾亲眼看到过徐州洪,后来在其著作《漂海录》中对徐州洪之险状亦做了记载:“过至百步洪,泗、洙、济、汶、沛水合流自东北,汴、睢二水合流自西北,至徐州城北,泗清汴浊会流,南注于是洪。洪之湍急处虽不及吕梁之远,其险峻尤甚。乱石错杂,磊坷如虎头鹿角,人呼为翻船石,水势奔突,转折壅遏,激为惊湍,涌为急溜,轰震霆,喷霰雹,冲决倾泻,舟行甚难。”

徐州至临清的六百八十里运道被称为“闸漕”。《明史·河渠志》记载:“闸漕者,即会通河。北至临清,与卫河会,南出茶城口,与黄河会,资汶、洸、泗水及山东泉源……自南旺分水北至 临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为闸二十有一;南至镇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七。其外又有积水、进水、减水、平水之闸五十有四……其后开泇河二百六十里,为闸十一,为坝四。运舟不出镇口,与黄河会於董沟。”
由于闸坝众多,因而导致漕船过闸极为艰难,这在明人文集中多有描述。顾璘《息园存稿》云:“三日不下一闸门,几时端可到清源。老夫白饭尚可饱,漕卒赤拳谁可论。”

漕运官员的主要职责是保障漕粮运输的畅通无阻,漕运官员若未能按时完成漕粮运输任务,则要面临严重的处罚。漕粮运输的艰辛及其自身肩负的职责,使得漕运官员无不企望漕运顺畅,当人力无所施,则祈求神灵的保佑。
漕运官军负责国家漕粮的运输,常年往返于运河之上,涉江过河,艰险无比。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总督漕运王恕奏疏云:“况涉历江湖、过闸、过坝、盘滩、剥浅,辛苦万状,或不幸又有遭风覆没之虞,四五个月不得到京。”险恶的航行条件使得漕粮运输过程中漂溺、沉没之患在所难免,一旦漕粮漂没,漕船翻覆,漕军、运丁生命财产往往得不到保障。即使有幸保住性命,也要面临偿付漕粮之责,其中艰辛不言而喻,故所经之处,往往建庙祀神。
多重因素导致
水 神 信 仰 的 盛 行
湖泊密布的地理环境,风涛巨浪产生的严重危害、漕粮运输的现实需要等综合因素导致了沿湖各州县水神信仰的盛行。金龙四大王信仰即为其一。
有关金龙四大王最早的记载出现于明正统年间大学士陈文(1405年—1468年)的《重建会通河天井闸龙王庙碑记》。碑文记载山东济宁天井闸旧有金龙四大王庙,建时不详,“凡舟楫往来之人皆祈祷之,以求利益,岁久颓毁”,漕运参将汤节率僚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捐资重修。
官方记载最早的一座祭祀金龙四大王的专祠建于景泰七年(1456年)的沙湾(今河南省台前县夹河乡沙湾村),但在前一年(1455年)所建的沙湾感应祠中已供奉有金龙四大王神像。这说明最晚在景泰七年之前,金龙四大王信仰就已出现并存在,但这一时期的金龙四大王究竟是谁,其神迹如何,仍有待考证。

金龙四大王的人物原型为谢绪,最早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是南宋遗民吴县徐大焯的《烬余录》。不过,此时的谢绪还只是一个有气节的文人形象,并非宋室外戚、重臣之后。实际上,有关金龙四大王为南宋文人谢绪的说法直到明代中期以后才广泛出现。
嘉靖年间文人徐渭所撰《金龙四大王庙碑记》云:“王,姓谢,名绪,宋会稽诸生,晋太傅安之裔也。祖达,某有兄三人,曰纪、曰纲、曰统。王最少,行第四,居钱塘之安溪,后隐金龙山白云亭……元末,我太祖与元将蛮子海牙战于吕梁,元师顺流而下,我师将溃,太祖忽见空中有神披甲执鞭、驱涛涌浪,河忽北流,遏截敌舟,震动颠撼,旌旗闪烁,阴相协助,元师大败……太祖嘉其忠义,诏封为金龙四大王。金龙者,因其所葬地也;四大王者,从其生时行列也。自洪武迄今,江淮、河汉、四渎之间屡著灵异。”

笔者推测,这可能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河患日益严重、治河活动频繁有关,其首次“显灵”地点为黄运交汇、河患严重、漕运艰难的徐州吕梁洪即是例证。黄河频发水患对漕运构成了严重威胁,漕粮运输和河漕治理的现实需要推动了相关地域神灵信仰的滋生和发展。
从景泰七年在沙湾创建金龙四大王专祠,至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金龙四大王神迹的产生,金龙四大王信仰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期间文人不断对其形象进行改造,其神迹逐渐变得充实而丰富,并最终为官民所普遍接受。
明代以前并无专门的运河水神和漕运保护神,漕粮运输过程中艰难险阻不断,使得运河水神的出现成为一种必需。基于漕运的重要性,有关运河水神的崇祀自然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这亦是造成金龙四大王等运河水神信仰在明代逐渐形成并日益盛行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具有护佑漕运、保障水上航运安全的神灵除金龙四大王外,还有晏公、萧公等水神。
金龙四大王之所以能成为官方正祀的河神,为明朝官方所认可,还得益于金龙四大王谢绪的忠义形象。经过文人改造后的金龙四大王谢绪,完全成为忠义的化身,其在徐州吕梁洪之战中“显灵”助战大败元军的传说更是突出了其忠义形象,迎合了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因而得到明代官方的肯定和认可,这是晏公、萧公等民间水神所无法比拟的。谢绪的忠义形象和正统色彩正是导致其传说传播和盛行的重要原因。
南北皆祀:
神 灵 庙 宇 的 地 域 分 布
明代是金龙四大王信仰的产生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龙四大王庙宇主要分布于运河沿岸地区。至正统年间,金龙四大王信仰在南至吕梁洪、北到临清一线已极为盛行。明代谢肇淛的《北河纪》卷八《河灵纪》载:“自吕梁、徐州以达临清,凡两岸有祠皆祀金龙四大王之神。”
根据学者褚福楼等人的研究,结合相关史料,明代运河沿线区域金龙四大王庙宇数量及分布情况统计:明代运河沿线区域共有金龙四大王庙宇34处。除沧州、德州、临清等部分庙宇外,大多数庙宇分布在山东的兖州府以及南直隶的徐州(直隶州)、淮安府境内,这一区域形成中心祭祀区,三地的庙宇共有24座,占到了庙宇总数的71%,这与此三地黄河水患严重、治河活动频繁以及漕船航行艰难有密切关系。

此外,金龙四大王庙宇分布的南北差异明显,若以淮安为运河南北分界,则北方庙宇共计27座,而南方仅7座,且建成时间普遍较晚。由此可见,虽然金龙四大王信仰有着显著的江南背景,但其在运河北段的传播要远盛于南方。
明朝初年是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形成时期,而到嘉靖、万历年间,其信仰已在运河沿岸地区广泛传播,有明一代的金龙四大王的庙宇亦多建于这一时期。从信仰群体看,修建庙宇的主要是河漕官员、地方官员、漕军、商人等,鲜有士绅、船户、僧人参与,说明尚未真正在民间普及。
护漕济运:
神灵信仰的功能及影响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官方信仰同样如此。运河是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漕运更是关系封建王朝的生死存亡。明清国家“祭祀金龙四大王旨在捍御河患、通济漕运。当官方的此种诉求得到满足时,便会祀神报功”。
天启六年(1626年)五六月间,因黄河水倒灌,以致清口泥沙淤积,漕运受阻,时任总督漕运的苏茂相束手无措,于是求助于河神,率文武官员赴清口,祷于大王及张将军神祠。祀神之后,恰好天降大雨,漕运得以恢复畅通,于是认为这一切都是神灵显佑的结果,对河神的“神力”愈发深信不疑,故在事后奏请敕加封号以酬神。

天启六年九月,“以清口发水,粮船速济,加封河神护国济运龙王通济元帅,从总漕苏茂相请也”。崇祯十三年(1640年)大旱,睢宁黄河水量锐减,临清运道也颇为浅涩,以致漕船无法通行。于是,敕封河神金龙四大王,加号“宏佑感应”。明朝官方对金龙四大王的祭祀和黄运河道的治理密切相关,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祈求神佑,以求黄河安澜、漕运畅通。
金龙四大王信仰带有很强的流动性和迁移性,漕军、商人成为传播信仰的重要媒介。清代光绪五年(1879年)何绍章、冯寿镜主持编纂的《丹徒县志》记载丹徒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城西西津坊关帝庙左,“万历末,运军及商贾建庙江口”。从中可以看出,除河漕官员、漕军运丁外,从事水路运输和长途贸易的商人也成为信仰传播的重要群体。
结语:中国古代民间
信仰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视角
明代漕运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既反映了国家政策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也体现了物质活动与精神信仰的关联。通过对这一信仰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与明代漕运密切相关,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建构的结果。明代中后期,经谢氏宗族、文人和官方改造后逐渐定型,并通过漕军、商人和官吏等群体沿运河传播。这种多元建构使金龙四大王信仰获得了文化合法性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次,金龙四大王信仰发挥了多方面的社会功能,既是漕运安全的精神保障,也是社会整合的文化纽带,同时还具有意识形态教化功能。信仰通过祭祀活动和庙宇网络,将不同社会群体联系到一起,促进了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这种多功能性使该信仰在明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最后,金龙四大王信仰是明代漕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类与自然力的关系和风险管理的文化方式。这一信仰不仅提供了心理安慰和宗教保障,也促进了实用技术的传承和文化创新。这种信仰与实用的结合,体现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实用理性特征。

金龙四大王信仰在清代继续传承发展。清朝建立后,继承明朝的传统,将官方和民间对金龙四大王的崇祀推至顶峰。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清朝历代皇帝不断给金龙四大王敕加封号。至光绪五年(1879年),金龙四大王最后的封号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猷溥靖德庇锡佑国济金龙四大王”,达四十四字之多。
晚清以后,随着漕运的废止以及科学理念的广泛传播,金龙四大王信仰逐渐走向衰落,但其作为历史文化现象,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考察在明代的发展变迁过程,可以深化对明代漕运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理解,也为研究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与国家的互动提供了重要视角。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11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