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解决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实现治理形态根本转型的问题,即自我革命如何从非常态的政治行动,转化为可预期、可复制、可持续的制度治理。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根本命题的持续作答,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党治理维度上提供的独特方案。

从“打碎旧国家机器”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充分体现制度治权的马克思主义根脉

理解全会将自我革命制度化的深意,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原初问题域。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打碎”之后建设什么样的权力运行形态,马克思给出了原则性方向而非具体方案,即公社的一切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其理论内核在于使权力始终处于人民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一构想的价值指向是明确的,但实现形式在马克思的时代尚不具备展开的历史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面对的,恰恰是马克思未曾充分展开的难题:一个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防止自身在权力运行中发生异化?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给出的“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权力监督问题的前瞻性回应,其精神实质与马克思关于公社公职人员的构想一脉相承。但“人民监督”在操作层面面临一个结构性困难:监督者需要足够的信息、能力和制度通道才能真正约束被监督者,而这些条件的成熟需要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现代化作为支撑。

新时代提出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之所以具有理论突破意义,在于它把问题从“谁来监督”推进到“监督者自身如何持续保持监督动力”的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论断的学理分量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必须受制约的一般原理,转化为一个可操作的制度工程问题。自我革命如果仅仅停留在“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层面,就仍然是一种依赖主体自觉的非常态行为,难以避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周期性波动。全会以《决定》形式将自我革命体系化、制度化,实质上是完成了一个关键的理论转换:把“革命”的精神气质注入“制度”的稳定结构,使党的自我净化能力从依赖政治动员转向依靠治理体系的内在机制。

治党与治国的贯通逻辑,厘清了政党治理能力何以构成发展的“基础设施”

全会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时代方位,把全面从严治党放到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全局中统筹考量,这一安排在学理上触及一个被西方政治学长期忽视的问题:政党治理能力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因果关系?

西方主流发展理论倾向于将经济增长归因于市场机制、产权保护、人力资本等变量,政党通常被处理为背景性因素,甚至被视为需要被“限制”的对象。这一理论传统的盲区在于,它无法解释一个基本事实:同样的市场制度在不同国家的运行绩效差异巨大,而这种差异往往与政党—国家关系的组织形态密切相关。中国的发展经验提供了一个反向案例: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所提升的治理能力,恰恰构成了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而非对立物。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关联,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学理阐释。在微观层面,腐败和特权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直接扭曲。当“关系”比“规则”更有效、当拖欠账款比履约更“划算”、当形式主义检查替代了实质性服务,市场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就同时被腐蚀。全面从严治党清除的正是这些非生产性的制度摩擦,其经济效应不是通过增加投入实现的,而是通过减少损耗实现的。在宏观层面,党的组织体系和执行能力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治理基础设施”:从五年规划的编制执行到跨区域协调,从产业政策的精准落地到风险防控的快速响应,这些能力的基础是党的组织网络的动员力和纪律约束的有效性。一个纪律松弛、激励扭曲的政党体系,不可能支撑起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政策连贯性和执行精准度。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学理穿透力。它揭示的不是一种政策宣示性的关联,而是一种结构性因果:在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形态中,党的自我治理能力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效能的乘数变量。全会将治党与治国贯通论述,实际上是在确认一个制度事实,那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是一个通过持续自我革命而保持治理效能的政党。这不是“以党代政”,而是对政党—国家—市场三者关系的一种独特制度安排的理论自觉。这种安排的比较优势在于:它使长期发展战略得以跨越选举周期和政治更替而保持连续性,使“一张蓝图绘到底”从政治意愿变为制度能力。

纠治治理异化的制度逻辑,彰显政绩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全会提出“推动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学理上值得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加以审视。政绩观问题表面上是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深层却是激励结构与治理目标之间可能发生的系统性偏离。

任何治理体系都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如何设计考核指标,使执行者的自利行为与组织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当考核指标偏重短期可见的增速、投资额或“亮点工程”时,理性的执行者会自然地将资源配置向这些指标倾斜,而忽视那些难以量化却具有长期价值的维度——生态保护、制度创新、人才培养、风险防控。这种偏离不是个别干部的道德缺陷,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激励扭曲。

全会将“正确政绩观”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框架,学理意义在于完成了一个关键的定性转换:政绩观偏差不再仅仅是“工作方法”或“能力”问题,而是一种需要以政治纪律加以约束的治理异化行为。当一个干部为了个人升迁而制造虚假政绩、留下发展包袱时,这一行为的性质与违纪行为在政治后果上是同构的:都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或小团体)利益,都损害了党与人民的关系,都侵蚀了治理体系的公信力。将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作风层面提升到政治纪律层面,实质上是把政绩观问题纳入了“治权”的范畴——权力的行使不仅要合法合规,还要在目标导向上与党的初心使命保持一致。

从更深的学理层面看,“正确政绩观”所回应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与科层制治理之间的张力。科层制的运行逻辑倾向于可量化、可比较、可短期验证的指标;而党的使命——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民族复兴——在本质上具有长期性和不可完全量化的特征。全会强调“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其政治经济学含义在于:把评价的时间尺度从“考核周期”拉长到“历史周期”,把评价的主体从“上级部门”扩展到“人民群众”。这种评价体系的重新设定,是对治理目标函数的一次根本性校正——发展的最终产出不是统计报表上的数字,而是人民在生活中可感可及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正确政绩观的确立,是全面从严治党从“管住人”向“管好权”深化的标志性步骤,也是制度治权在治理效能维度上的最终落脚点。

综上所述,全会最值得深思的,或许不是它“严”的措辞,而是它所展现的制度自觉。一个政党如果只能靠周期性运动来保持纯洁,说明它的治理形态尚未成熟;一个政党如果敢于把自我革命写进制度、用制度来承载革命,说明它已经找到了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有效路径。中国共产党以全会决定的形式确认这一路径,既是对自身百年奋斗经验的制度化凝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作为学习者,真正的“深刻体会”不在于用多少排比句来赞美这一决定,而在于理解其学理逻辑之后,在自身的岗位上成为制度有效运转的一个可靠环节。制度的力量从来不仅仅在于文本的周延,而在于每一个被制度约束的人选择遵守它、维护它、在制度空转时追问它。这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最终检验标准,也是一个百年大党走向更加成熟定型的真正标志。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第9版)

来源:千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