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不仅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且在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当下,更加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和现实指导价值。
然而,生活中的熊彼特却经历坎坷,矛盾重重。今年再版的《熊彼特传》生动勾勒出熊彼特充满悲剧色彩与动荡起伏的个人生活。这本由著名社会学家斯威德伯格撰写的传记是一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从199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一版出版之后,到2005年中文版的出版,到今日的商务印书馆的再版,尽管时隔30多年,却对今天的读者仍旧具有重要的价值。
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深入了解熊彼特时而被边缘化、时而又引领潮流的思想,正如斯威德伯格自述通过熊彼特“提供了深入的思考:技术在经济中的作用,如何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在真实世界中的动态过程,和今天的专业分工不同,如今经济学和社会学已经分化成两门极少交流的学科,当然,它们都共同面对着进一步数理化的过程。”(《熊彼特传》1-2页,因为中文书边页都注有了英文版的页码,为方便统一,下面使用页码均为英文版页码)书中勾画出一位超越了经济学家刻板印象的真实的熊彼特,并且通过刻画他的时代、他的经历和思想来反观我们自身的时代,让我们思考如何面对一个创造性毁灭的AI时代。

《熊彼特传》
作者:[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6年7月
一场思想史的交锋
如何改变熊彼特的学术道路?
传记的前一部分,提供给读者熊彼特的成长背景,也掺杂了不少熊彼特逸闻趣事。1883年2月8日,熊彼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特里施(Trest)如今是捷克共和国境内,这也提醒我们不能用现在看待欧洲的方式来思考熊彼特所在的欧洲。他的家庭是一个说德语的罗马天主教,生父是一个纺织厂厂主,母亲则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医生家庭,后来生父在他幼年时去世,母亲不久改嫁给了一位贵族,不仅实现了阶层的跃升,也为熊彼特能够上一所贵族学校获得良好的教育提供了条件,熊彼特不仅要学习马术和剑术,还要学习古典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并且也教导学生一些玩弄政治的手段和对于不同意识形态中能够左右逢源。(11-12页)
1901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一心想要学习经济学的他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维也纳大学没有独立的经济学系,于是熊彼特进入了法律和政治学系,有时,熊彼特还要参加统计学和数学的讨论班,1905年,熊彼特在统计学讨论班上提交的论文,还在当时的《统计学月报》上得以发表,当时他才22岁。书中专门帮助我们澄清了德国和奥地利在现实政治处境中的复杂对立,让读者能够明白为什么熊彼特时而会有反德国的情绪,时而会在德国参与社会主义改造计划。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生于奥地利,后移民美国,并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熊彼特在经济纯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学方法论、计量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著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等作品,被誉为“现代创新理论之父”和“企业家理论之父”。
在《熊彼特传》中,斯威德伯格用详细的笔墨描述了一场重要的思想史的交锋,也就是门格尔-施莫勒之争。这场争论不仅影响了熊彼特所走的学术道路,实际上也塑造了我们当下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也是本书论述非常精彩的一道主线,也是我们当下的人即便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会忽视,而极少关注。
19世纪中期,奥地利同时受到英国和德国两国经济学的影响。我们中国的读者可能受到如哈耶克等论述的影响,认为德国擅长抽象和建构,而英美偏向于经验主义。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强调抽象的方法,德国的经济学家则因为受到历史和法学的影响,强调经济学的任务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具体的经济特征。奥地利的门格尔更倾向于英式经济学,并且和德国历史学派的领袖古斯塔夫·施莫勒展开了一场激烈且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第14页)门格尔强调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主张理解国民经济这种复杂的现象,必须追溯到它们真正的构成要素,个体如个人和家庭是如何行动的。而施莫勒则浸泡于整个德国高等批判、兰克史学的氛围,更强调归纳性方法和比较历史的、具体制度的分析。
在近代思想史中,方法论之争这一事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方法论之争最终迫使经济学分成了两门不同的学科,一门演绎的、高度抽象却忽视了历史;另外一门则过度强调历史而忽视理论。韦伯晚年撰写《经济与社会》的努力之一就是试图重新架起这种断裂的桥梁。在现实中,这也造成了一种门派之争,那就是门格尔任教的维也纳贯彻门格尔的思想,而施莫勒影响的德国无论是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都秉持着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而排斥理论经济学,各个大学都不会聘任对方的人来进行任教。

《经济发展理论》
作者:[美]约瑟夫·熊彼特
译者:何畏 / 易家详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0年8月
在这个背景下,1901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求学时,此时门格尔已经退休,对熊彼特真正影响深远的是欧根·菲利波维奇、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而后两者不仅是奥地利学派的巨擘,和熊彼特也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例如,熊彼特在1921年维塞尔的70寿诞上,是三位致辞者之一。从日常交往上,熊彼特和庞巴维克更为亲密,庞巴维克数次担任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部长,在奥地利权倾一时,同时他也主持讨论班,相比于后来米塞斯研讨班近乎一言堂的氛围,庞巴维克研讨班的学生则兼容并包,除了熊彼特,还有米塞斯,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和希法亭,不同的观点汇聚一堂自然会产生激烈的讨论,甚至剑拔弩张。后来,鲍尔不仅担任过奥地利的外交部长,很有可能也是他推荐熊彼特在1919年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而《金融资本》的希法亭则两度担任德国的财政部部长。
在《熊彼特传》中,斯威德伯格向读者暗示,正是这样多元、开放的氛围,造就了熊彼特从学术生涯的早期就没有陷入这种门户之见,而是试图进行调和。1907年,熊彼特出版了《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书中就表明出来,熊彼特主张一种方法论和学科的多元主义立场。在他看来,经济学应该成为一门基础广泛的社会科学,不仅应该包括理论经济学,也应该包含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因为“社会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和门格尔一样,熊彼特主张在经济分析中应该从个体出发,该个体就是普遍意义上与群体和社会相对立的个人,但是熊彼特提醒人们不应当将这种个人主义扩展到政治领域,因为我们“不可能从经济理论中推导出任何赞同或反对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观点。”(第26页)这一点其实和哈耶克后来的主张截然不同。
然而,当面对真实复杂的社会时,熊彼特又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施莫勒的观点,人们可以从具体现实入手,而不是从先验的假设入手。熊彼特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无论历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不能够完全地描述现实,每个人都需要对现实进行取舍,来决定哪些是有意义的。这就涉及了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价值取向,两者可能会分道扬镳,历史学家是对具体的事例有兴趣,而经济学家则希望找到一些普遍性;因此经济学家就不会去效法历史学家来罗列细节,而是需要抽象地把握普遍的特质,“一个经济原理适用于现实,就像一件合适于顾客体型的做工考究的外衣一样。”(第27页)早期,熊彼特就将经济学和形而上学的任务进行了区分,他举例说,是否尝试救一个溺死之人,这是伦理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需要考虑的,而经济学只能回答,在救助该溺死之人时,是否存在一种节省的经济方式。《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这本书还有一件轶事,还收录在了当时著名经济泰斗瓦尔拉斯文集中。26岁的熊彼特曾把这本书寄给了年迈的瓦尔拉斯。不久之后,熊彼特专程登门拜访瓦尔拉斯,年迈的瓦尔拉斯接待了这位年轻人,然后请他转达对熊彼特父亲的感谢,因为瓦尔拉斯认为这本书不可能出自年轻人之手,尽管在谈话中熊彼特一再解释,也无济于事,直到和瓦尔拉斯告别时,瓦尔拉斯还再次盛赞了“熊彼特父亲”的这本杰作。(第22页)
1914年,在熊彼特出版的第三部著作《经济学说和方法》,很大的篇幅还是在处理方法论之争的余波。韦伯邀请熊彼特去编撰一部《社会经济学纲要》。在这本书中,熊彼特试图通过经济学和毗邻的社会科学来设计一套方法,以涵盖整个经济现象。这里,斯威德伯格花费了不少笔墨,实际上也是针对我们当下所流行的某些成见来进行回应,比如人们普遍认为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是起源于亚当斯密的观点。不同于流俗成见,熊彼特认为,“经济学诞生于分析性哲学传统和实践-具体传统的结合。” 这并非产生于英国,而是18世纪的法国在围绕谷物法进行争论的背景下所产生的,特别是重农主义者对此起了至关重要的贡献。熊彼特强调说,“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学的两大源头走到了一起。由注重实际的人和(可以说)哲学家进行的关于基本理论事实的研究,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分离过”。(42页)
所以无论是早期的思想还是后来未完成的巨著《经济分析史》,熊彼特都坚持认为,现代经济学真正的奠基人并非斯密,而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他们主张“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循环流,在这个循环流中,供需总是相互紧随发生。” 事实上,斯密并没有原创性的贡献,而只是做了一些表面性的功夫,因此,熊彼特奉劝人们不要对斯密抱有过多的幻想。受到当时德国观念论的影响,熊彼特坚持认为客体并不等同于真实的客体,因此抽象的经济学本身也需要历史的帮助,“如果经济学存在任何真正的危险,那正是经济理论可以一日之内在经济学界占据优势,并把历史排挤出去……” 原因是“我们时代热衷于理论的总体趋势”“我们预料会看到令人不快的一幕,历史学派将忍受理论家在他的那个时代忍受过的同样不公。(45页)”纵观经济学百年来的发展,熊彼特的这句话就如先知的预言一样准确。

《经济周期理论》
作者:约瑟夫·A.熊彼特
译者:贾拥民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年6月
显然“方法论之争”贯穿于熊彼特一生的思想中, 斯威德伯格把握住了这个主线,专门讨论了1926年熊彼特最为出色的论文之一《古斯塔夫·冯·施莫勒和当前问题》。传记中指出“熊彼特试图超越方法论之争,提出他自己对历史的经济学和分析的经济学的真正的综合分析”。(83页)熊彼特甚至在韦伯所止步的地方,还提出了自己原创性的贡献,并且延续到了《经济分析史》中。在《当前问题》这篇文章中,熊彼特首先就澄清了门格尔和施莫勒的追随者们都对施莫勒有很多误解,比如认为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经济理论,而只专注于历史细节,以及不区分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熊彼特进一步为施莫勒辩护,施莫勒事实上并非拒绝抽象的经济理论,而是反对一些经济学家把抽象经济理论当成唯一的思想工具的这种潮流,以及过度高估自由经济的趋势。施莫勒也并不只对历史事实有兴趣,而是强调要从一个具体的角度来观察经济现实,无论是历史还是理论的视角,因此不可能有纯粹的理论或者纯粹的事实,相反理论和事实是相互渗透的。这对于今天从事经济学的学者仍旧是宝贵的提醒。
为什么熊彼特会不停思考施莫勒问题呢?一个原因就是,在熊彼特看来,施莫勒思考到了理论经济学家们常常忽视的一个事情,“一个民族的具体经济环境,它的自然可能性,它的能力,它的国际经济关系……它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经济学应该要考虑制度、历史的因素,如今这些在我们看来进入常识的东西,但是在当年“方法论之争”不仅造成门户之见,还有学派权力的各种纷争。熊彼特评价施莫勒是“唯一一个通过他自己的行动让我们真正意识到,经济科学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不仅开创了“经济-社会学”,而且也提醒当时的经济学家重视统计学和历史学的重要性,经济学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应当跨越自身的边界。
斯威德伯格这本传记中讲述道,熊彼特尝试解决方法论之争就是建立一门“经济社会学”,这也未尝不是斯威德伯格本人一生想要试图做的事情。
实际上,只有在“方法论之争”的背景下,人们才能够理解熊彼特一些特殊时刻的意义。例如,1925年,熊彼特身负巨额债务时,普鲁士的波恩大学送来橄榄枝,聘请熊彼特担任公共财政系教授,帮助熊彼特获得提名的就是他的老朋友阿瑟·斯皮托夫,当时也曾有人提名米塞斯,教育部也希望米塞斯获得这个职位,然而大学却觉得米塞斯过于固执己见,不能容忍其他不同的观点而反对,最终熊彼特获得了这个职位。在此之前,哈耶克的老师,奥斯玛斯潘就已经作梗阻止了维也纳大学对于熊彼特的聘任,而当时知名的公众人物古斯塔夫·施托尔普则为熊彼特说话,并且指出,“普通人只是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来自格拉茨的大学教授会拒绝光顾当地的酒馆,为什么他总是机械地重复那些悬而未决不知道是左是右的政治口号;为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府里的资产阶级部长一定要用手帕、丝绸衬衫或马车。”他承认,熊彼特不是一个好的政客,甚至在商界做得更糟,但是他却属于学术界,有着非同寻常的才华。(第69-70页)因此,熊彼特在波恩大学教授经济学理论,也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原因正是,施莫勒的影响力让德国大学拒绝现代经济学理论近30多年,而熊彼特则开风气之先,如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学生施尼德曾回忆说,“波恩大学请熊彼特来讲学在经济学界是一件轰动的事。几十年来第一次,德国的大学再度开始讲授(经济)理论……数学语言的运用不再被视为是小道,而是成了讲座和讨论班上的主体。在接下来很短的时间里,波恩成了全世界经济学家的麦加……”(第70页),也正是这个经历帮助熊彼特进一步能够超越“方法论之争”的桎梏。

熊彼特。
熊彼特的情感之舟
《熊彼特传》对他跌宕起伏的情感生活的描述,不仅增加了传记的可读性,也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熊彼特的思想和他的生活。1906年前后,熊彼特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之后,之后在英国旅居了一年。在伦敦,他不仅听统计学和社会学的课,还拜会了经济学泰斗艾奇沃思和马歇尔。但那时,熊彼特还“冒险”进入了与一位英国女士的婚姻。这段维持了几个月的婚姻并不幸福,他对此也讳莫如深,甚至对于这位女士的年龄熊彼特也一会儿说年长他24岁,有时又会说年长12岁。(16-17页)1909年熊彼特先在维也纳大学担任讲师,后来转到捷尔诺维茨大学(今属于乌克兰)担任副教授,成为奥匈帝国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除了教书,解脱婚姻束缚的熊彼特经常会和妓女混在一起,甚至为了让学生能够有权使用图书馆,他和图书馆员还进行了决斗,以伤到对方的手臂而赢得了胜利。(16-18页)
熊彼特喜欢寻花问柳,甚至一度有长期交往的妓女谎称是熊彼特的妻子。在波恩教书的时候,他却爱上了一个门房的女儿安妮。此时熊彼特比安妮大20岁,安妮17岁的时候,获得了父母的允许,开始和熊彼特交往。当安妮知道熊彼特是花花公子,甚至还有一段婚姻,就写信指责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最终两人分手。1923年12月,当他们再度在维也纳重逢时,发现彼此还都爱着对方,于是决定继续交往,直到谈婚论嫁。1925年11月5日,两人为了能够在维也纳的路德宗大教堂结婚,甚至还皈依了路德宗。因为两人年龄的差异,两人的婚姻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都没有出席这对22岁的新娘和42岁的新郎的婚礼。(73页)
熊彼特深爱着安妮,将其称为“生命中的奇迹”,《古斯塔夫冯施莫勒和当前问题》这篇重要论文就是这一期间所写。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6月,先是熊彼特的母亲过世,1个月之后安妮也因为难产大出血去世,刚出生的胎儿也仅在世上停留了3个多小时(74页)。一连串的打击几乎摧垮了熊彼特,在很多私人的往来通信中,熊彼特都不停地谈及自己的痛苦,形容自己如同在地狱一般,一旦失去了安妮,他的一切也完了。之后,熊彼特数年都保持着妻子房间的陈设,每天清晨还会走到安妮安葬的墓地放一支红玫瑰。此外,熊彼特可能是为了寄托思念,每天开始抄写安妮遗留下的日记,甚至模仿安妮的笔迹,连用错的标点都忠实地保留下来,后来在某种程度上,母亲和安妮已经成为熊彼特生命中的守护天使,无论是出行,还是重要的讲座和书稿的撰写,熊彼特都会向母亲和安妮祈祷,甚至在每天工作开始前,都会祷告说,“母亲和夫人,请保佑我!”(75-76页)

熊彼特。
偿还巨债和逃避丧亲的悲痛,成为熊彼特埋头学术研究的动力。更痛苦的是,尽管他反感为了钱而写作和演讲,不得已而为之,熊彼特将自己比成了“妓女”,认为“这种苦役没有尽头……还得持续20年”。(76页)熊彼特形容自己“像疯牛一样”夜以继日地投身于研究,忘记丧亲之痛,想要写出一本货币理论的书籍。接踵而至的打击却是凯恩斯在1930年率先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货币论》,作为一生的对手,瑜亮之争,凯恩斯的抢戏,让熊彼特一怒之下烧掉了他的手稿,因此,让人遗憾的是这本货币论一直到他在1950年去世前都没能完成。(第76页)
按照现代的理解,熊彼特应该在丧失了亲人之后,患有严重的抑郁,可能为了躲避睹物思亲,1927年—1930年,熊彼特去哈佛做访问学者,也促成了美国经济计量学会的成立。熊彼特不断漂泊,在日本、新加坡、世界各地,在一封信里,他写道,“如果没有旅行……我总是像个自闭的囚犯……心理和生理上的挫败感,总是挥之不去,有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凝结成死亡逼近的预感。”熊彼特渴望去柏林大学,接替桑巴特退休后的经济理论教席,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很有可能是柏林大学仍旧是施莫勒的大本营,也有可能那里的经济学家嫉妒熊彼特的才华,甚至散布一些熊彼特的谣言,或者认为熊彼特的高额债务会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带着遗憾,熊彼特1932年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再次远赴美国。(第76-79页)
传记的最后,斯威德伯格是以熊彼特的第三任太太的故事作为结尾,显然包含着深意,也为学术思想传记带来了更有生命力的气息。安妮去世后,工作成为熊彼特活下去的理由。1936年,熊彼特在写给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的信里,谈到“工作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乐趣”。但是他在私人的日记里也表露出他可能会和一位自己并不爱的女人结婚,因为这位女人能给他一个家和研究时所需要的温暖,这个人就是经济学家伊丽莎白。熊彼特周围的人也给予了她两极分化的评价,一些讨厌她的学生认为她是位极端保守主义者,还喜欢利用他们接近熊彼特;另一些人则认为她是一位成功的女性经济学家、学者,正直可靠。1937年8月相差15岁的两人结婚,彼此陪伴到1950年熊彼特离世。斯威德伯格同情性地描述了伊丽莎白的处境,婚后,熊彼特每天还会在床头放上安妮的照片,一丝不苟抄写安妮的日记,每天向她和母亲祈祷,在面对一个似乎永远都困在过去记忆中的熊彼特,伊丽莎白的心情可想而知,在某种意义上,她“对熊彼特所有的爱和关心,都被熊彼特利用来完成他的繁重艰难的研究项目。”而熊彼特身边的友人也说,“没有她的相伴和全心全意的奉献,他肯定会陷入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状态中。”(124页)

熊彼特(右)与伊丽莎白在哈佛校园。
传记中记录了伊丽莎白不仅共享了熊彼特在哈佛的荣耀,也和熊彼特面对各种困境,甚至一度在二战中,因为熊彼特的观点而遭到联邦政府的审查,同时也经历了熊彼特在哈佛的如日中天到遭到冷遇。如同韦伯的遗孀一样,如果没有伊丽莎白,熊彼特的巨著《经济分析史》就不可能问世。在传记的结尾,斯威德伯格是以这样一段话结束:
因为伊丽莎白在整理熊彼特的手稿和论文上工作过于辛劳,所以通常人们将此视为她对熊彼特的爱的表示……这也是她对科学、学术与真理的毕生奉献的表示。在她有机会删去熊彼特著作的某些,即那些可能被视为亲纳粹的东西时,她委婉拒绝了。在她交给哈佛大学的文章中,有熊彼特的私人日记,熊彼特第二任夫人的备忘录,以及他旧情人的信件。她还将自己写给熊彼特的信交给了哈佛大学,其实她完全有权将这些信件作为私人物品加以保存。伊丽莎白在整理熊彼特物品的过程中花费了大量金钱,以致最后她都无法负担在剑桥的生活。她搬离了心爱的风丘,她在那儿还开办了一家小型托儿所。在与癌症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后,她于1953年7月去世。人们在康涅狄格州的索尔茨伯里圣约翰圣公会大教堂为她举行了追思礼拜,几年前,她就在这里告别了她丈夫。(195页)
《熊彼特传》和斯威德伯格
我个人最早读这本《熊彼特传》是在2005年,当时是出于对一位经济学家思想的好奇而读。然而,给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熊彼特的思想,更是他跌宕起伏,充满矛盾的人生。比如,熊彼特在《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中写道“我对实际政治不感兴趣。我唯一的抱负在于知识”以及“那些想把经济学运用到实际目的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是经济学的大敌。(第26页)”,却积极进入政界成为财政部部长,还因奢华的生活而欠下巨额债务;熊彼特好出风头,机智过人,曾自负地说过,“我小的时候有三大雄心,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还有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哦,这些目标中,我只有一个没有实现。”然而,在传记中,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另一面,他常常觉得自己虚度了一生,毫无价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大概熊彼特就像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作为一个现代人,他的工作就是他的一切……没有家庭……朋友不少,但知交却不多。也没有女人的港湾可以让他停泊。”然而,小说的结尾如何,人们却再也无从知道。
事实上,在现在研究精细化和量化压倒性的学术环境中,极少有人能够写出《熊彼特传》,因为这部传记本身需要作者不仅有经济-社会学理论深厚的功底,对熊彼特的文献材料娴熟,而且也需要对韦伯、马克思和欧洲思想有深刻的把握,而斯威德伯格教授是为数不多有这样学识的人。这也是本书值得阅读的重要原因之一。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瑞典经济社会学家,曾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现任美国康耐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经济社会学原理》《马克斯·韦伯及其经济社会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
我和斯威德伯格教授也认识十多年,在这本传记里描述熊彼特是如何爱护和帮助自己的学生,甚至为了学生权利不惜和图书管理员决斗的桥段,也让我想起了瑞查(Richard,他周围的人都喜欢这样亲切地称呼斯威德伯格教授)。当年的康奈尔社会学系也如同熊彼特在哈佛时的环境,定量和定性分野,有时甚至水火不容,当时容易被学术期刊接受迅速发表的定量研究已经在系里占据着主导,而斯威德伯格教授的领域却是长久耕耘的理论研究,他和熊彼特一样也试图扩展经济社会学的范式。这样的处境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和熊彼特晚年在哈佛经济学发展的处境非常相似。社会学系里,一些名声显赫的大牌教授也会对学生滥用学术权力霸凌,很多时候,都是瑞查挺身而出帮助和安慰学生,请学生吃饭。他被誉为“整个系里对学生最好的教授”。作为我太太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导师之一,他不仅给予了鼓励和指导,还会在邮件里写上很温暖的话语,并且即使学生毕业也会每年给你寄去明信片问候。在美国多年,他也始终保持着瑞典人的身份,不像美国人那样开车,人们常常会看到他在伊萨卡崎岖的山路上骑着自行车。
我曾经参加过他三次研讨班,开始的时候我操着一口磕磕巴巴的英语和浅薄的经济学知识在他社会理论讨论班的课上,鲁莽地质疑为什么要读马克思、韦伯和熊彼特、波兰尼的文本,哈耶克不是都反驳了他们了吗?(当时国内奥地利学派正是如日中天)他依旧礼貌、耐心地听我说完,然后鼓励我真正进行文本的阅读和对比。他不会因为不同的观点而有门派偏见。甚至有一次,他还专门为我找了购买奥地利学派和哈耶克等书的书目送给我,后来我知道他自己对这些不仅不感兴趣,也不太喜欢。正是在他的课上,我感受到了社会理论的魅力以及自己所属的量化经济学的局限。让我看到了社会理论和思想的博大精深的魅力。如今再读《熊彼特传》时,从字里行间仍旧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善良和温暖,以及对学术的挚爱。
撰文/李晋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