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又现危险动作。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4月21日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

当前日本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此举可能助长地区冲突、加剧军备竞争。自相关动向被曝光以来，该政策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陈洋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举标志着日本防卫已经完成了从“专守防卫”向“可输出战争”的根本性转变。对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而言，一个“解禁杀伤性武器”的日本，无疑增加了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1日，日本东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对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武器出口、践踏和平宪法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图/IC photo

“原则上允许出口”的双重意味

据央视新闻报道，规则修改后，日本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

“这是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陈洋表示，要理解这一重大调整，不能只看字面意思，而是应结合日本从“禁运”到“有条件出口”，再到如今“全面松绑”的历史脉络。

在此次正式解禁之前，日本出口武器受到严格的“五类限制”，这意味着日本只能卖“盾”，而不能卖“矛”。现在解除了“五类限制”后，意味着坦克、导弹、战斗机、护卫舰等具备直接杀伤能力的成品装备进行海外出口，在日本法律和政策层面已经没有了障碍。也就是说，日本今后不仅可以卖“盾”，还能卖“矛”。这样的变化在战后日本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完全没有的。

而所谓“原则上允许”，虽并非无限制的全面松绑，但本质上是战后日本武器出口政策最彻底的一次解禁，从“原则禁止”到“原则允许”的根本性反转：日本今后在出口杀伤性武器方面仍会排除向交战国、受联合国制裁对象、明显违反国际法地区出口，但对友好国家、盟伴国家、准同盟国家的出口门槛将相应降低。换句话说，日本今后向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等17个已同日本签署《防卫装备转移协定》，并已生效的国家出售导弹、舰艇等武器装备时，政策障碍将大幅减少。

而这样的调整背后，主要有双重意味。

陈洋指出，这意味着日本从此成为“可输出战争的国家”。通过此次解禁，日本军工产业将获得合法出口渠道，能向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家出口先进装备。这不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促进日本军工产业发展，而且能以武器为抓手深化同他国之间的安保防务合作、准军事同盟关系构建，实现“以出口促进研发、以出口巩固同盟”的战略目标。

同时，这也意味着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被实质性突破。现在“原则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于承认日本可间接参与他国军事行动，甚至让日本制造的武器出现在潜在冲突地区。这意味着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尤其是宪法第九条的牵制作用正在被不断掏空。

日本为何此时为出口武器 “松绑”？

对于高市政府为何此时正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认为，这暴露了高市政府的困境：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正明显趋于瓦解，高市却无力接受这一新现实，也无法调整其既定方针。实际上，解禁政策原先得到美国拜登政府支持，如今政府已更迭，高市本可选择不执行，却因缺乏调整能力，因而选择了解禁。这一决策违背日本和平国家定位，也招致国内舆论批评。

陈洋从另一角度分析指出，4月21日是高市早苗就任首相整半年，以及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每年4月21日—23日）的第一天，高市内阁选在当天取消防卫装备出口的“五类标准”限制，可以说有了更深层的政治目的——既为执政半年“堆政绩”，也为迎合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诉求。

实际上，日本此次正式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并不是突然决策，而是经过多年分阶段推进、层层试探后的结果。

日本1947年颁布的“和平宪法”明确规定，日本放弃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不保持军事力量，这为此后长期实行武器出口禁令奠定了基础。

1967年，佐藤荣作政府首次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明确禁止向联合国禁止的国家、国际冲突的当事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出口武器。

然而，随着日本右翼势力日益崛起，日本在武器出口上不断松绑。

2014年，安倍晋三政府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替代“武器出口三原则”。而“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设立了“五类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救援、运输、警戒、监视和扫雷五大类非杀伤性武器。陈洋解释称，这是第一次重大语义与政策转向，其本质是把禁令逻辑改成审查逻辑，为后续松绑埋下伏笔。

2022年，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向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背心、无人机等装备。在陈洋看来，这打破了“不向冲突当事国提供装备”的长期禁忌，并在国际道义的掩护下降低了国内舆论的反弹。

2023年，日本政府允许向美国返销“爱国者”防空导弹，并已于 2025年11月完成交付工作。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成品，标志着“非战斗用途”武器出口限制被打破。

2024年，日本又放宽联合研发限制，允许日、英、意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直接出口至第三国，为大型进攻性武器的出口扫清了障碍。

直到2026年，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1日，日本东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内阁会议。据报道，日本政府当天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图/IC photo

民众街头集会，反对政府解禁武器出口、践踏和平宪法

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

陈洋解读称，这意味着决定权高度集中于官邸与核心阁僚。国会则是在批准后接受通报，更多属于事后监督，而非事前授权。政府在具体出口对象、装备类别和审批节奏上拥有更大主动权，而这一点也是日本舆论最为诟病的地方，认为国会的牵制和审查职能将大幅削弱。

然而，这并不代表完全没有约束。今后，若出现争议军售、卷入地区冲突、引发民意反弹或支持率下滑，仍可能形成政治压力。此外，执政联盟内部、在野党态度、自民党党内温和派声音以及国际舆论，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针对此事，已有日本在野党人士纷纷表达忧虑。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阶猛4月21日向媒体指出，“如果没有国会干预，任凭政府的考量无限制地出口武器，恐将损害（日本）和平国家的根基。”

日本民意也已经有所表现。4月21日，日本民众在东京街头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武器出口、践踏和平宪法。有集会参与者表示，没有人希望政府出口杀伤性武器，政府此举让人感到恐惧。

中野晃一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许多日本民众对这一举措表示抗议，但高市政府依然通过内阁决议，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新闻媒体早已丧失了其应有的“牙齿”（即监督与批判能力），未能切实履行职责，向公众报道那些他们理应知晓的重要事实。因此，许多民众并未意识到，这是一项极其恶劣的举措，它彻底破坏了日本数十年来对和平所作出的庄严承诺。而那些真正洞察到这一政策变更所蕴含的严重后果及其不当之处的民众，则通过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在中野晃一看来，日本全面禁止武器出口直至1976年才正式确立。此前，日本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曾出口过武器。真正的转折发生在越战升级、美国实力削弱之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推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整体局势趋于缓和，日本的和平主义政策才得以深化。这一历史轨迹表明，外部环境的缓和与大国的克制，曾为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创造过生长的空间。如今，中国在处理对美、对日关系时持续展现出极大克制，（爱好和平的）日本民众有可能成为推动反对高市政府“再军事化”政策的重要力量。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动向

目前，日本具体将出口哪些杀伤性武器尚不明确。陈洋估计，日本将会根据不同的国家的需求（比如菲律宾期待进口舰艇；英法德可能倾向于炮弹、无人机），以及日本的实际情况进行出口，其中包括护卫舰、巡逻舰、无人机、炮弹等。

在此背景下，陈洋发出警告，日本向一些国家出口杀伤性武器后，势必会加剧冲突风险，破坏原有或正在形成的和平稳定态势。比如，菲律宾、澳大利亚获得日本的武器装备后，将提升海空作战能力，刺激周边国家加速军备升级，形成新一轮的地区军备竞赛。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只是其安全政策转向的一环。

陈洋分析认为，近年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正在军事、制度、外交、意识形态多个层面同步突破战后约束。这些动向叠加起来，才构成外界所担忧的“新型军国主义”。

在军事部署上，日本加快西南方向岛链军事化，在冲绳、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地增设导弹部队、雷达站和弹药库，强化针对东海、台海方向的前沿存在。这不仅增加误判风险，也使地区热点前沿化。与此同时，日本不断深化与美国同盟协同，并与北约及北约成员国等推进军事合作，试图把阵营对抗的政治逻辑引入亚太。

在制度层面，日本持续讨论修宪，尤其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让自卫队获得更明确的“军队化”地位。一旦完成，将意味着战后和平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意识层面，部分右翼势力仍在历史问题上模糊侵略责任、美化殖民统治、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会削弱周边国家对日本和平路线的信任。

“总体而言，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日本政客的某一句口号，而是日本一步步被制度化、常态化的战略转向。”陈洋说。

4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略扩张，对中国及亚洲邻国犯下滔天罪行。正是基于日本的侵略历史，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很多专家学者担心日本重新开启战争机器对外输出战争。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将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韩国外交部同日指出，日本的防务安全政策应在坚持“和平宪法”精神的同时，朝着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记者 朱月红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