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至26日，北京迎来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在满城书香中，来自AI（人工智能）时代的阅读之问愈发迫切：当一本书的知识可以被秒速生成，我们为何还要沉下心读完一部完整的作品？什么才是AI无法替代的阅读本质？

为此，《北京日报》京报读书周刊特邀两位专家，从学术研究与教育科普双重视角探析:技术便捷能否替代深度阅读的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鸿宾由历史学视角切入，梳理人类书写载体从结绳记事到AI的演变，指出AI本质仍是工具，只能处理“确定性”信息；探究历史真相、面向“不确定性”做出抉择，仍需要人类亲力亲为地思考与判断。教育科普作家李峥嵘立足家庭教育，直面当下家长的普遍焦虑，提出阅读之“慢”正是对抗“工具化”的良药。当人被算法投喂、被AI替代的焦虑裹挟，深度阅读能让孩子在文字中照见内心。那些看似“无用”的个人阅读，有助于成就一个完整而有趣的人。

我们今日所处的AI时代，从读书的角度讲，本质是技术的提升。尤其是AI存储的智慧含量，不仅为我们的阅读带来更大便利，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辅助思考。所谓智能，正体现在这种辅助思考的能力之上。

若从人类书写的历程考察，它从古人的结绳记事开始，历经仓颉造字、西亚楔形文字的创制，再到商周甲骨文与金文、战国秦汉的简牍、魏晋隋唐钞本，以及其后的版本印刷，乃至近现代图书的大量印制和以计算机为标志的文字信息化处理。这一系列演变，反映的是书写载体随技术改进而不断调整，以适应人类社会活动的发展。直白地说，它是人类进行思考并将思考运用于生活的一种技术手段。当下的AI，相应地变成了我们今日阅读不可或缺的工具。那么，它能否代替阅读本身呢？

技术便捷并非阅读本身

“阅读”，从普通含义上讲，就是读书。读书的目的，是通过获取其中的信息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参考，也就是服务于我们自身的升华。读书主要依托文字，文字最早的产生，从中西文明的初始发展历程看，与生活中的“权力”十分密切。

以大家熟知的甲骨文为例，它所记载的内容，更多地与商王或贵族的政治活动相关联，其中的占卜就是商王借助它揣测活动成功与否的典型案例。西周的金文、秦汉的简牍，涉及的都是与王朝有关的各项活动；至于书籍的规模性印刷，也常常伴随着学子的科举考试而行。直至走上共和制的近现代，中国的阅读才从帝王将相等少数人走向了普罗大众，阅读也就从政治活动的记载转向了大众教育文化提升的工具，“民智”的开启成为主要目标。但正如上面所言，AI的智能化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它能否取代我们的阅读，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数十年来都是在读书之中度过的。这期间，我的阅读经历了纸本图书、计算机电子信息和人工智能三个阶段。我上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7年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那个时代电脑还没有普及，需要大量的纸本阅读。除了听课之外，读书就成为我们的第一要务。

读书的好处就是能够从书里获得历史的整体面貌，增进对历史的直观了解。譬如我大学二年级确立了隋唐史的专业方向之后，就在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地阅读《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基本文献和典籍。我们采取的是逐字逐行、从头到尾地阅读，同时做读书笔记，再加上同学之间就某个问题相互讨论，这样就获取了对那一段历史的整体把握。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逐渐知道了两部《唐书》的差别和各自的特点。比如，《旧唐书》多采用原始档案，保留了“唐人记唐事”的面貌，是今人治史依托的基本文献。如果我们研究唐史就需要尽可能接近唐朝的“本相”，唐朝人的记载当然就是最可靠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是宋人的记载，他们与唐朝有一段距离，掺杂了不少宋朝人的想法，相比《旧唐书》而言属于第二位的，但好处是，为我们提供了宋朝人观察唐朝的视角。这种跨越朝代的不同视角，唯有通过纸本的通篇细读才能真切体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逐渐普及，电脑提供的电子版文字、数据查找功能为读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比如那些珍贵的、鲜能翻阅的文献，通过电子版传送，使我们获得了直观的了解。这是电子技术带来的好处，我们正是凭借这些文献信息的检索解读，走上了读书和研究的快车道。然而若一味地依赖这些信息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全面阅读，就不能对历史有通透的把握，这是因为检索本身不能替代阅读。阅读的本意是对书本原意和作者意图有透彻的了解，就历史研究而言，阅读是把握那段历史事实真相不可或缺的凭借，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探索，摸清现象背后的规则和本质。电子信息技术提供的只是方便，与阅读文献不是一回事儿，完全凭借它，是无法达到了解和研究历史的目的的。

阅读将“知识”变成“智慧”

读书的直接目标就是增长知识，然后是获得智慧。

“增长知识”指的是拓宽我们对古今中外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获得智慧”则是指提高自己对古今社会的认知和处理事务的能力。有一种说法：古人读书为己，今人读书为他。前者读书的目的是提升自我，重在个人修养，以“人”自身为目标；后者则是将读书作为达成个人追求的手段，即不以内在提升为本，而以获取社会地位为取向。二者的境界截然不同，但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我的体会是：读书是个人提升的必要条件，可以修身养性；而个人又是国家的组成要素，个人素养的提高使其能够承担相应工作，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这样，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便协调起来了。

我长期从事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就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而言，一部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古今各民族共同努力，通过政权的分合兴衰与前后替代，逐步发展形成的结果。人们熟知的汉民族农耕生产以及“炎黄子孙”的说法，固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但游牧、半农半牧以及渔猎、游耕各民族及其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些，才构成了今日幅员广袤的国家和拥有14亿人口的中华民族。

这些内容，都需要通过广泛的阅读和认真的思考才能获得周全的解释。如果我们不通过大量的阅读，就不能知道中国历史的全貌，对兄弟民族为国家的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的团结所作出的贡献就缺少了解，也就不能体会当下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所以阅读在提升个人素养的同时，能够对国家、民族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获得正确的了解。依据这样的阅读，我们就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将“知识”变成了“智慧”。

AI仍然无法把握“不确定性”

AI能够代替我们的阅读和思考吗？这是当今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与以往的技术提高不同，AI在为我们获取知识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还能协助我们思考，也就是将我们的所思所想顺畅、清晰地表达出来。如果说电子版史书在检索唐朝的一人一事时，取代了以往逐页翻阅、查找线索的繁琐；那么AI的加持，则在文献检索之上，进一步替我们完成归类、梳理与规模性总结，甚至直接代笔写作。照此趋势发展下去，AI岂有不取代人类之虞？

这种忧思是正常的。但是，到目前为止，AI虽然超越了电子信息技术，却仍然只是对既往知识的编排和整理。人类社会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无论是对未来的预测，还是对当下的安排，都需要我们亲力亲为去解决。还是以我研究的隋唐史为例：过去人们对隋唐两朝征服高句丽的原因一直争议不休，唐太宗很注意借鉴隋炀帝失败的教训，但他上台之后在这件事情上怎么就“紧随其后”了呢？文献史料提供了不少信息，但毕竟支离破碎，我们始终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答案。

如果向AI提问，它就会将人们以往的各种说法整理得头头是道。你想从哪个角度讨论问题，它都能快速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但这些就是确切的答案吗？显然不是。它只是将人们想过的各种线索梳理成型，你要什么，它就提供什么，这与我们自己的再思考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里的关键，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本质差别。

对上述的历史课题，我在分析文献史料、参考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从唐朝国家政体建构的角度考虑。唐太宗即位后，通过征服草原的突厥，将长城南北统合在一起，塑造了定居与游牧并举的大型王朝。为了支撑这个结构，东西两翼的铸造就势所必然，于是通过河西走廊和辽西走廊挺进天山南北和东北腹地，便成为必要的措施。东征高句丽以掌控“东北”，正是这种战略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跟随隋炀帝的步伐，似乎就“有迹可循”了。

这个解释也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大家参考并可继续讨论。我想说明的是，AI可以罗列前人关于“唐太宗为何东征”的各种猜测，却无法像人一样，跳出原有争论框架，构建一个统合政治、地理、民族因素的原创性解释。这正是人的研究区别于AI的关键。这就是说，只要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就始终找不到那个历史“现场”当事人的答案。这也表明，像AI那样对人们已有想法进行梳理，即使线索再多，也只能呈现那些确定性的东西，仍然无法把握“不确定性”。就此而言，以“人”为目标，AI仍旧属于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工具，而非替代我们思考、审美和决断的本身。

（作者为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荣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