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既以“味”为名，它强调的就不是题材性质，即它不是特指“写北京”这样的题材范围。

写北京的小说已多到不可胜数，其中仅将北京作为情节背景、衬景的自可不论，即便那些有意于“呈现北京”的作品，也未必就是京味小说。

现代文学史上，书写北京的作者向来不乏其人。五四时期作家群集北京，北京自然成为相当一些作品的特定叙事空间，然而其中却没有可称“京味”的小说。此后王西彦、靳以笔下的北京，沈从文早期作品里的北京，齐同《新生代》、师陀《马兰》、李广田《引力》中的北京，都只是“写北京”而已，无关乎“京味”。这令人想到，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恰恰取决于书写的态度及方式。即使备受推崇的林语堂《京华烟云》，虽题名中赫然有“京华”二字，也并非京味小说。

京味是不能用英文直接写出的，译本又的确并无京味。这又令人想到，京味对语言趣味的倚重之深。的确，那“味”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一种语言趣味、文字趣味。因此许地山的《春桃》固然写北京胡同居民生活极见特色，却也难称京味小说，因其还不具备“京味”这种风格所要求的语言特质。林海音在台湾创作的那一组作品亦如此。其他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夜深沉》之类，虽不无京味，却并不具备京味小说的审美特征——这里又牵涉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不同旨趣，更让人感到京味小说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其审美尺度之严格。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京味小说中的京味。比如张洁小说里人物的京片子，张辛欣某些小说中那些十足京味的段落、片断，甚至比一般京味小说味儿更足，更有劲道。这又令人想到，京味小说还有种种未成文的规定；概念虽略显模糊，却包含题材范围、创作态度、表现方法等具体要求，有关于纯度、风格统一性的限定，是将作者、创作过程和作品综合一体的整体观察。

新文学史上，以京白创作小说的，自然不止老舍一人。与老舍交好，文风亦与之呼应的，有老向（王向辰）；较少被人从这一角度研究的萧乾，其《篱下集》中也不乏运用京白且取材于北京生活的作品。来自乡下，自称未脱“黄土泥”气的老向，虽更倾心于书写乡村经验，但其集子中也确有描写胡同、富有北京气息的篇章，如《故都黎明的一条胡同儿里》。

既然是“味”，就要求相应的审美能力。“味”要品而后可知，京味小说依赖“知味”的读者群。至于京味小说的作者们，并非“京味作家”，京味是作品的风格标记，而非作者唯一的风格标记。

京味之为京味，并不依赖风格的单一。如同其他有研究价值的文学风格一样，它正是以其内在包容的差异性与丰富性为形成条件的。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变动，以及当代社会更为剧烈、更具戏剧性的文化重构，也使我们不能不以弹性尺度看待“京味”这一概念，以期包容风格的变异，不失灵敏地反映当代新的文学现实。

我不知道是否真有所谓“正宗京味”。文化在不断变动，城与人与文学都在迁流。老舍笔下的“北京文化”，其实是北京胡同文化。即便老北京的胡同文化，据说也存在区域性差异。有一种说法认为，正宗北京风味在城南——这也不过聊备一说而已。你不必深信，却不妨以为其中透露了“差异自在胡同之中”的消息。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