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图、支持/大英图书馆  编译/张薇

 

英国历史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一度被认为是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但杰出的考古发现、独一无二的文本和错综复杂的手稿,证明“黑暗时期”并不黑暗。

 

盎格鲁撒克逊人:

 

蛮族、移民与文明

 

01

 

他们是谁:北欧移民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来自北欧的移民,他们在公元5至6世纪期间,定居英格兰。最初,他们是由许多小的部落组成,并分成若干个王国。公元9世纪,形成诺森布里亚、麦西亚、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肯特、萨塞克斯(又称南撒克逊)和威塞克斯(又称西撒克逊)七个占主导性地位的王国。威塞克斯的光荣者埃塞尔斯坦(924~939年在位)统治期间,盎格鲁撒克逊人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英格兰王国。

 

直到最后一位国王,哈罗德二世于1066年在黑斯廷斯之战中被诺曼人杀害之前,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都是这片土地上主导性的政治力量。

 

 

不过,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叫自己“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称呼可能是公元8世纪首次被用来区分那些生活在英国的、讲日耳曼语的人和那些生活在大陆地区的、讲日耳曼语的人。公元786年,奥斯蒂亚主教乔治前往英格兰参加一个教会会议时,向教皇报告说他到过“盎格鲁撒克逊”。

 

今天,历史学家用这个称呼指代自公元5世纪早期日耳曼民族到达英国海岸开始,到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之间的历史时期。

 

来自哪里:英吉利教会史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编年史家及神学家、诺森布里亚的本笃会修士比德,在他写于公元731年的作品《英吉利教会史》中,描述了这些移民的到来,“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的事迹留下完整的历史片断”:

 

“他们来自三个非常强大的日耳曼部落: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肯特郡和怀特岛上的原始居民都是朱特人,怀特岛对面的地区属于威塞克斯王国(西撒克逊)的一部分,今天仍然被称为朱特人的国家。

 

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来自撒克逊地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古撒克逊区域。

 

 

除此之外,盎格鲁人的国度,也就是处于朱特王国和撒克逊王国之间的地区,迁移进的是东盎格鲁人、中盎格鲁人、麦西亚人和所有诺森布里亚人(就是那些居住在亨伯河北岸地区的人),以及其他盎格鲁人。据说,在此之前,那片地方一直都处于荒废状态。”

 

比德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英格兰东部墓地的发掘,如诺福克郡的Spong Hill,已经揭示了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埋葬习俗与北海沿岸地区其他日耳曼民族埋葬习俗的相似性。

 

证据显示,在向西向北移动、占领凯尔特布立吞人(英国本地人)居住的土地之前,盎格鲁撒克逊人生活在英格兰东部。威尔士仍然是英国的主要据点,坎布里亚可能比英格兰北部其他地区更长时间地抵抗入侵者,康沃尔郡则保持着它的独立一直到公元10世纪。

 

语言交流:方言之间的亲缘关系 

 

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古英语,即现代英语的祖先。它与其他日耳曼语——如古法语、古诺斯语和古高地德语——都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

 

幸存下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手稿显示,在国家的不同地区——西撒克逊、诺森布里亚和麦西亚——使用着不同的方言。最古老的英语诗,《塞德蒙赞美诗》就是由诺森布里亚方言创作而成的。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语言被人们使用或理解,包括拉丁语(主要是教会和学习用语)、希腊语、康沃尔语和爱尔兰语(许多早期传教士使用的语言)。

 

 

从维京人入侵英格兰开始,公元9世纪,古诺斯语在英格兰北部和东部的许多地区被使用,许多保留下来的地名也显示了这一点,如现代的约克郡(York)就是从斯堪的那维亚名称约维克(Jorvik)演变而来的。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识字水平可能没有后来那么高,但仍然有许多社会成员可以阅读和写作。截止到公元1100年,大约有1000本在英格兰创作的书幸存下来,还有数百份盎格鲁撒克逊宪章(这些宪章都写在羊皮纸上)。

 

这些书籍和宪章包括:为宗教目的制作的手稿,包括圣经、诗篇和祈祷书;圣徒的生平传记,其中,中世纪独一无二的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生活手稿,于1731年毁于一场大火;修道院记录,如伊利农业备忘录;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史诗之一、幸存的、独一无二的《贝奥武夫》手稿,于公元1000年前后被誊录。

 

皈依: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公元5至6世纪期间,第一批定居在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异教徒。今天人们对他们宗教信仰状况的有限的一点了解,来自他们的葬礼习俗和后来基督徒作品中的相关记录。

 

对早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显示,盎格鲁撒克逊异教徒更喜欢火葬而不是土葬;死者有时会被埋葬在庄严的物品中,显示他们对来世的信仰。根据比德的记载,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一些月份和一周里的某些天的命名,都有异教徒的渊源,而盎格鲁撒克逊神话中,各个王国的统治者都是日耳曼神——奥丁(德语Wotan,古英语Woden)的后代。如,星期三被认为是奥丁的日子,英语Wednesday就是由Wotan得名。

 

 

公元597年,教宗格列高利一世派遣意大利修士奥古斯丁,劝化肯特王国国王埃塞尔伯特皈依基督教——当时,埃塞尔伯特的法兰克王后已是基督徒,很快他也接受了洗礼。

 

随后,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并于601年就任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此后,一些国王和贵族相继皈依基督教,教堂和主教区在不列颠纷纷建立起来;但当时的基督教化过程是坎坷的,时有国王叛教、赶走教士的情况发生。

 

像在肯特王国一样,在诺森布里亚,皇室的支持也是基督教化的关键原因。来自爱奥那岛的传教士艾丹,受奥斯瓦德国王邀请,向诺森布里亚人传福音,艾丹选择了林迪斯法恩作为自己传福音的新禾场。

 

1066年:走向结束 

 

公元11世纪,盎格鲁撒克逊被征服了两次。1016年,丹麦国王克努特大帝击败了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代之以他和他的儿子在英格兰进行统治,直到1042年。

 

1042年,忏悔者爱德华打败丹麦人,登上王位,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在他的统治下经历了一段短暂时间的复兴后,哈罗德二世、盎格鲁撒克逊王朝最后一任国王,于1066年10月14日在黑斯廷斯遇害。

 

由幸存的英国贵族选出来的哈罗德的继任者是显贵者埃德加,他虽然获得了“显贵者”的称号,但却从未掌权,也从未被加冕。新的诺曼王朝登上了英格兰历史的舞台。

 

女性:

 

推动宗教与文化繁荣

 

02

 

女 性:如 何 参 与 进 历 史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女性,在被奴役的地位与女性领导力方面,都经历着角色的转变。

 

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期间,整个社会经历了戏剧性的变革,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受到这些发展的影响,但同样清楚的是,女王、女修道院院长和其他知识阶层的女性,也可能成为变革的工具。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女性,是珠宝和用珠宝装饰的福音书的拥有者,也是早期用英语撰写的著名诗歌和用拉丁语写的最复杂的诗歌的赞助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女性都是史诗文学(如《贝奥武夫》中的朱迪丝)、叙事文学(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和政治传记的主题。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如女奴,也会时不时地与书写文化产生关联。

 

 

以盎格鲁撒克逊皇后名字发行的、唯一幸存下来的硬币是辛思斯,她是麦西亚国王奥法的妻子。与此同时,发行铸有辛思斯名字的硬币也有可能是为了提高她儿子艾格弗里斯的地位,后者继承了奥法的王位。奥法去世后,辛思斯成为库克姆修道院的院长。

 

已知的、唯一以自己的权力实行统治的,是麦西亚人的女领主埃塞尔弗莱德,她是威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女儿。埃塞尔弗莱德的功绩记录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一份手稿中,丈夫去世后,她带领军队对抗威尔士和维京人的入侵,并在整个中部地区加强了防御,包括塔姆沃思、沃里克和斯塔福德,并最终将她的权力扩展到约克。

 

爱玛皇后:两位国王的妻子 

 

公元11世纪,英国政治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诺曼底的爱玛。她是无准备者埃塞尔雷德国王和丹麦克努特大帝两位国王的妻子。丹麦征服英格兰之后,当克努特准备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权威时,爱玛向他提供了重要的建议。

 

爱玛同时也是两位国王的母亲:哈塞克努特国王与忏悔者爱德华。哈塞克努特是她与克努特大帝的儿子,忏悔者爱德华是她与无准备者埃塞尔雷德的儿子。1041年至1042年,她委托制作了著名的《爱玛颂书》,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辩护。

 

 

其他盎格鲁撒克逊皇后和公主也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光荣者埃塞尔斯坦至少有五位姐妹嫁给了欧洲大陆的强大贵族,其中两位列入奥托——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后候选名单。

 

最终,奥托选择了伊迪丝作他的新娘,为了纪念这次联姻,奥托向埃塞尔斯坦赠送了一本法兰克语的福音书——即著名的加冕福音书。可见皇室女性在通过婚姻和家族网络建立外交关系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黑斯廷斯之战:

 

事 实 与 小 说

 

03

 

矛盾的记述:为征服者正名,或是谴责 

 

1066年10月14日,萨塞克斯,英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场战役爆发,后人称之为黑斯廷斯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最后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哈罗德二世被杀,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是胜利者,诺曼征服了英格兰王国。

 

旋即,在接下来的年代里,黑斯廷斯战役变成人们反复讲述的主题,被英国和诺曼的作家拿来进行创作。只是其中许多说法都是相互矛盾的:作家们试图为征服者正名,或者谴责他们,这些创作目的决定了他们描绘战争的方式。

 

 

最著名的描述发现于11世纪的一本英国编年史:

 

1066年9月28日,在米迦勒节的晚上,威廉公爵从诺曼底来到佩文西。当他们能够继续前进的时候,就在黑斯廷斯建造了一座城堡。哈罗德国王知道这一消息后,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一棵苍老的苹果树下与威廉对峙。

 

在哈罗德的军队还没有完成战争部署前,威廉就进行了出其不意的攻击。但国王仍然与那些愿意支持他的人进行抵抗,双方都遭受了重大伤亡。

 

哈罗德国王被杀,他的兄弟莱弗威恩、厄尔格斯,还有很多其他百姓死于非命。法国人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即使是上帝因为百姓的罪过而允许这场战争发生……在此之后,它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上帝愿意,结束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战前:王位继承者与亲缘 

 

1066年1月,忏悔者爱德华去世而无子女,这引发了对英格兰王位的争夺。爱德华原本是由他的姐夫哈罗德·戈德温森继承王位的。戈德温森来自一个野心勃勃的、强大的家族,其家族控制了大部分英国人。

 

但是,王位还有其他的觊觎者。因为其相对富裕和组织有效,英格兰对入侵者很有吸引力。在哈罗德·戈德温森的兄弟托提斯的支持下,挪威国王哈拉尔三世从海外入侵英格兰。1066年9月25日,斯坦姆福德桥战役中,哈罗德国王击败入侵军队,哈拉尔三世和托提斯双双战死。英国方面迅速向南进军,因为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已经在萨塞克斯登陆,并对周围乡村造成了毁灭性破坏。

 

 

威廉是忏悔者爱德华的远房表亲,他的姨母、诺曼底的爱玛,是爱德华的母亲。其父亲无准备者埃塞尔雷德去世后,爱德华在诺曼底度过了他早年的大部分生活。

 

这一时期,英格兰和诺曼底之间因为教士、贵族和商人的往来走动,有着许多密切的联系。1051年,威廉曾在征服之前访问过英格兰,而哈罗德也可能在前往欧洲大陆的旅途中,拜访过威廉在诺曼底的宫廷。诺曼征服英格兰后,威廉的支持者宣称,爱德华和哈罗德都曾向威廉承诺过王位,但这种说法缺少相应的证据。

 

古英语:

 

700 年 中 的 演 变

 

04

 

550年:300万字 

 

古英语,即最早的英语语言形式,是指在公元450年至1150年间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时期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古英语继续使用了几十年。

 

根据《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公元600年至1150年期间,幸存下来的整个古英语材料仅包括3037份文本(不包括那些带有些微变化的手稿),相当于300万字。尽管这300万字在5个世纪的语言历史中并不算多,但足够让我们了解古英语的特点及其向中古英语的演变。这种演变在语法和词汇方面最明显。

 

 

即便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语词汇也不只是单纯的盎格鲁撒克逊语。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达英国时,欧洲大陆的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已经有4个世纪的语言交流。

 

拉丁语可能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传到英国的。一开始,它们必须进入罗马统治(43~410年)下的凯尔特语,其中一些可能在罗马统治结束后依然保留在日常用语中,并在接下来的历史里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贵族阶层也可能继续使用这种语言作为上层社会交流的媒介。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推断,一定数量的拉丁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其中一些最终同化为英语。不过,有些拉丁语也可能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带进来的。597年,奥古斯丁修士前往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传教,随着修士影响的扩大,拉丁语大量融入英语中。

 

斯堪的那维亚人对古英语的影响 

 

公元780年,维京人第一次在英国找到了他们的存在感,但是要到一个世纪之后,挪威语才开始对古英语产生影响。公元878年至890年,英格兰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与维京国王古思伦缔结了一项条约,把英格兰一分为二。其中,阿尔弗雷德大帝控制着威塞克斯和伦敦,古思伦控制着东英格兰的一个地区,由于受丹麦法律约束,所以被称作丹麦区。

 

现在,在约克郡、林肯郡和东米德兰兹郡,依然有2000多个斯堪的那维亚地名。这些地名是这一时期语言发展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大部分都很容易识别。其中600多个以词缀“by”结束——在古挪威语中,by表示农场或城镇的意思,如Burnby表示“溪边的农场”,Westerby表示“西部农场”。

 

 

尽管有着漫长的定居时期、丹麦语也曾是一代人的主导用语,但进入古英语的斯堪的那维亚语单词数量仍然很少——大约有150个。但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之间,仍然有一定数量的斯堪的那维亚语单词融入英语。

 

古挪威人也对古英语的语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引入了一套新的第三人称复数代词,they、them取代hi、hie等;以及一些介词等。

 

语法演变:从“词形”到“词序”

 

从古英语向中古英语的演变,主要是由语法中发生的语言变化决定的:古英语失去了大部分屈折词缀,语序成为主要的表达方式。尽管如此,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语法系统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连续性。在古英语中,单词顺序绝不是随机的,中古英语中也没有完全固定下来。

 

这种从“词形”到“词序”的语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新的词语每天都会出现在语言中,但语法建构的新习惯却没有出现。而这一时期的宗教材料具有重大的社会语言学意义,揭示了两种语言之间的连续性。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9.09月刊

来源:文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