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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评审：黄典林 陈映芳

本篇来自2026年第10期（总第25期）。廖元植将铁路作为一种媒介，串联起西南联大师生坐火车入滇后，与地方社会的一段文化互构史。多年来，围绕西南联大这座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高峰，产生了诸多文章和专著。在以往的研究中，铁路只是一个迁移背景，该文“成功地把铁路从背景性条件转化为分析对象，并把‘迁移’理解为一种媒介化过程”（评审人黄典林语）。坐着现代火车而来的师生，与传统当地社会互持偏见。传统与现代，或者所谓前现代与现代，最终从非此即彼走向了彼此交融。

摘评｜罗东

滇越铁路。图片为纪录片《滇越铁路叙沧桑》（2012）画面。

火车轰鸣着冲进现代，它脚下的铁路，就如嵌入大地的钢铁骨架，重组着人和资源。在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火车拉来的城市”来概括那些因铁路而改变命运的城市，如石家庄、株洲，还有国外的案例，如美国的亚特兰大。在轨道上呼啸而过的火车，能拉来什么？又能拉走什么？廖元植的《坐火车迁往云南：滇越铁路与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互构》把铁路作为一种媒介，描绘了抗战期间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1938年，西南联大的大多数师生（约70%，其他师生走了另一条路线）在后半段路，经滇越铁路到达开远和昆明。其中文学院、法学院师生在开远换乘个碧石铁路抵达蒙自，在那里办学。一场围绕“前现代”与“现代”两种时间的互动由此展开，从偏见走向理解，再走向互构，持续多年。

蒙自是云南东南部的一个通商口岸，原本是滇越铁路计划中的必经站点，当时由于当地绅商反对，未接入这条铁路。

以蒙自境内火车站为背景的纪录片《碧色车站》（2003）画面。

联大师生一进入蒙自，问题就来了。

我们将作者的论述摘选如下：

“这些‘摩登男女’立刻引发了‘全城的轰动’……男女同学的亲密关系也会引发当地士绅的强烈攻击。有时候，报纸会刊出激进的言论，批驳联大人‘摩登’的穿着：联大的女同学会被（不礼貌地）称作‘妖精’，因为她们烫卷发、涂唇膏、扑腮红，以至于给当地民众留下‘妖冶、散漫、华贵的印象’。作为外来者的联大师生，他们所携带的近代化因子，让蒙自居民感受到了巨大的文化差异。联大师生意识到，那些他们视作平常的现代行为——例如西装革履的装束、精巧的打扮、公开的恋爱行为等，在边民们看来都显得格外独特。而联大人有时也难以忍受云南部分民众的‘粗鲁行径’：他们会对外地口音的人随意涨价，甚至拳脚相加。”

作者认为，蒙自因为未接入滇越铁路，“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云南乃至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之外，所以当当地人首次接触近代化元素时，难免会好奇乃至不满”。这场文化碰撞，最终走向彼此理解。

“为避免学校与当地人产生太多的冲突，联大管理者多次劝告学生‘检点个人的行迹’，还设法与当地士绅联络——很快，联大的同学们成立了‘正风团’，纠察那些不被当地人接纳的行为（主要是公开恋爱）。在校园中，男生们褪去了西装革履，女生穿上了长裙袜子。一些近代化的元素隐去，取而代之的是联大师生遵守当地保守传统风俗、接纳前近代文化的自觉行动。联大师生很快认识到这种做法能够帮助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充实精神生活，更能促使他们努力学习，并积极服务当地社会。”

纪录片《西南联大》（2018）画面。

“联大人在蒙自时期完成了在地化的改造。而蒙自，虽因20世纪初未能接入滇越铁路而错失近代发展机遇，却借着乘坐滇越铁路而来的联大师生，获得了近代化进程的补足。

其一，蒙自人习得了关乎现代性卫生的理念。蒙自本是一个苍蝇泛滥的地方。联大人到达蒙自后，校方组织当地开展了一次消灭苍蝇的大行动。灭蝇运动之后，许多商店都能够自觉地防蚊灭蝇，‘不可以不说是进步’。而公共卫生本身就是近代化的产物，当民众主动接纳卫生体系并且将其作为公共健康与个人生命的保障时，这显然是一种现代市民的生存方式；其二，联大人为蒙自带来了近代教育模式。在蒙自期间，联大师生（主要由北大学生牵头）创办了平民夜校，教成年文盲读书、教唱爱国歌曲、宣传抗日政策等，民众反响热烈，‘成绩相当可观’。由此可以发现，国家主权、民族理念都可以经由教育完成塑造，这也是近代性的体现之一。”

*文中所摘文献详见郑广怀、赖华香：《“家”何以推动产业内迁：县域城镇化下的家庭再生产》，《浙江学刊》2026年第1期，页194-203。

本期评审/黄典林 陈映芳

摘评/罗东

编辑/罗东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