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溪水连天霜草平，野驼寻水碛中鸣。陇头风急雁不下，沙场苦战多流星。”
如此繁华，如此恢弘。如此雄浑，如此热血。大唐，几乎装尽了所有盛世的想象，即使是这想象的吉光片羽，也足以点缀起一个个心潮澎湃的梦。陵寝肃穆的石像生沉默地诉说着辉煌的过往，宫城残破的鸱吻，曾经注视着万国来朝的盛景。墓葬壁画中的伎乐歌舞永远地静止在了宴乐的高潮。大漠边关的一封残存的书信，则诉说着万里之遥的思念——尽管那回信或许从未有收到的一天。
大唐三百年的历史，从莺飞草长的江南到胡天飞雪的塞北，从势拔五岳的天姥，到太帝俯瞰的昆仑，在那广袤的时空中，无论是哪一个瞬间，都如此令人着迷——盛世繁华的远景如是诱惑着不假思索的心灵，想要在梦想中的大唐绽放一瞬间的激情。
但如果你愿意深入这一个个瞬间，便会看到繁华热血之下的光景，你会看到大漠黄沙中的血战厮杀，也会看到城头飘扬的白旗下的累累骸骨，在春闺的梦中，他们依然是锦衾温热的良人。你会看到直耸入云的天枢，展翅的凤凰在明堂顶上熠熠生辉，也会看到衣不蔽体的农夫，用眼泪浇灌脚下干涸的土地。金银珠玉装点着一个帝国万岁不败的雄心野望，一袋食盐却将这个帝国踢进了覆亡的滔滔浊流。
一瞬间的抉择，可以生，可以死，一瞬间的转折，可以兴，可以亡。历史的诡奇之处，就在于起心动念的一瞬间，便种下了无尽的因果。
“度世若一瞬，昨朝已千载”——浮生若幻，繁华若梦，三百年的荣辱盛衰，便在这万古中的十二个瞬间之中。
下文刊发“晚唐的三个瞬间”。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1月13日专题《大唐的十二个瞬间》B05版。
B01「主题」大唐的十二个瞬间
B02「主题」初唐的三个瞬间
B03「主题」盛唐的三个瞬间
B04「主题」中唐的三个瞬间
B05「主题」晚唐的三个瞬间
B06「文学」《灵魂的肉身》理解生与死之间的边界
B07「访谈」对话陈友芳：当编教材的人，坐进教室后排
B08「中文学术文摘」认知哲学与媒介研究两则
撰文｜谌旭彬
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凌晨四时许，天色未明，宰相武元衡自其所居靖安坊出发上朝，于途中骤然遇刺，死于其宅邸东北角围墙之外。同日，御史中丞裴度也于其所居通化坊外遇袭受伤。
两位朝廷重臣同时遭遇刺杀，一死一伤。一时间朝野震惊，议论纷纷。
刺杀
武元衡死状凄惨。与武走同一条上朝路线的白居易亲眼见过案发现场，留下了“迸血髓，磔发肉，所不忍道”的记录。《旧唐书·武元衡传》记载了刺杀的大致过程：“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据此可知刺客有多人，是很有经验的群体。“批其颅骨怀去”一句与白居易的记录高度吻合，可见刺客群体的残忍，也可推想其必欲置武元衡于死地的决心。
相较之下，裴度的遭遇要幸运许多。《旧唐书·裴度传》同样载有刺杀过程：“是日，（裴）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创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贼反刃断义手，乃得去。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据此可知裴度遭遇的也是多人刺杀团队。
裴度像。
一般认为，武元衡遇刺案的幕后凶手来自藩镇，主要嫌疑人是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刺杀动机是武元衡主张削藩，损害了节度使们的利益。此说看似通畅，实际上还有很多疑点。一者，凶手全数逃逸，现场未留下任何足以说明其身份的证据。二者，凶手狂妄，在金吾卫驻所与府县衙门留有纸条，上书“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此举起到了震慑作用，“捕贼者不敢甚急”。直到五天后宪宗下诏命“中外所在搜捕，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庇匿者，举族诛之”，才正式启动全京城范围的地毯式搜查，“公卿家有复壁重撩者，皆索之”。三者，将王承宗与李师道定性为幕后主使的证据并不充分。指王承宗为幕后，靠的是神策军将士举报，举报情由是在成德军进奏院内发现士兵张晏等人藏蓄兵器。时为六月十日，即案发后第七天。宪宗急于结案，对张晏等人刑讯逼供。先是将之投入“仗内狱”，未能获得预期的口供；后又下诏将之转移到京兆府，终于“狱成，皆斩之”。这种办案方式不可避免引起很多人疑虑。宰相张弘靖就是其中之一，曾向宪宗表达过异议。指李师道为幕后，发生于同年八月，正值李师道在洛阳谋乱。办案方式同样是先抓一批李师道的人，再以刑讯的方式获取口供。这次指控与其说是为了查实案情，不如说是为了在舆论上搞臭李师道。
武元衡遇刺案与藩镇问题有关，当无疑问。毕竟宪宗朝最大政治课题就是藩镇，武元衡最关心最致力的政治课题也是藩镇。但这不意味着武元衡的敌人只有藩镇。事实上，在如何处理某些具体藩镇时，武元衡与皇帝也有矛盾。元和年间做过史馆修撰的李翱就留下过一段相关文字：“上将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诸军以视兵，及还，奏兵可用，贼势可以灭，颇与宰相意忤。既数月，盗杀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伤，马逸以免，遂为宰相，以主东兵。”李翱的文字或许有言外之意，或许没有。唯一可确定的是：武元衡案因调查滞后错失了最佳破案时机，没抓到凶手，也没找到幕后主使，已成为永久的谜案。
宫变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李涵与百官于紫宸殿早朝议事。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上奏，称天降祥瑞，“金吾左仗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礼部侍郎李训等劝文宗亲往观看。文宗于是移驾含元殿，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先去“金吾左仗”观察。这些人回来后对文帝说：“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轻言。”文帝于是又命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率包括枢密内臣在内的一众宦官前往观察。
这其实是一场由李训、郑注（凤翔节度使）等人策划、针对宦官集团的伏杀。同谋者还有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馀、京兆少尹罗立言等。他们计划将宦官们骗入金吾左仗院，然后伏兵围杀。遗憾的是，仇士良等人高度警觉，抵达仗院时“闻幕下有兵声，惊恐走出”，立即返回含元殿挟持文宗进入内廷。随后，宦官集团控制下的神策军展开报复，“露刃出阁门，遇人即杀。”
甘露之变是唐代宦官专权引发的最恶劣事件之一。事变中的遇难者数以千计，仅“诸司从吏死者”便有六七百人。参与伏杀计划的李训、郑注、李孝本、罗立言、王璠、郭行馀皆被害。仇士良命神策军“捕（李）训党千余人，斩四方馆，血流成渠”，“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与伏杀事件无关的宰相舒元舆、王涯、贾餗等人亦被害。宦官田全操甚至扬言“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
宦官专权是中晚唐政治无解的毒瘤。但认真追溯起来，这毒瘤其实始于盛唐，具体而言始于唐玄宗。他先是在中央挑选宦官组成内朝，来与由宰相率领的外朝对抗；后又在边境地区设置九节度使，以宦官充当监军。安史之乱平定后，宦官充任监军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央禁军中也开始出现宦官身影，如唐肃宗时的大宦官李辅国、唐代宗时的大宦官程元振，都曾掌控过驻守皇城的禁军。
宦官集团变成连皇帝也无可奈何的政治势力，则与神策军的崛起直接相关。神策军原是陇右节度使辖下部队。安史之乱期间，这支部队落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手中。鱼朝恩是宦官，在皇帝眼中属于最可信任的家奴。于是这支部队在唐代宗时期进入京城成了直属禁军，并享受特殊财政待遇，长期维持在15万-18万人左右的规模。鱼朝恩死后，神策军统帅人选有过一段震荡期，最终皇帝们还是觉得家奴可信。贞元十二年，唐德宗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军，设“神策中尉”为两军最高长官，并定下两军中尉皆由宦官担任的传统。自此，皇帝的安危便掌握在了家奴手中。这些不可能有血缘直系后代的家奴，固然很难如安禄山们那般生出改朝换代的野心，但也会有自己的利益和欲望，并不甘愿只做皇权的棋子。于是就有了唐顺宗被宦官逼迫禅位、唐宪宗被宦官密谋毒杀、唐敬宗被宦官勒死等一系列事件。
甘露之变亦是这众多类似事件中的一项。事变后，文宗曾对学士周墀慨叹：“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他在空寂的思政殿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五年，然后死于一场沉醉。事变的另一位主角仇士良，则在退休前留下了一段家奴如何驾御皇帝的心得：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捧真身菩萨。坊间常有一种观念，认为“法门寺一开，便是半个盛唐”，但事实上，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绝大多数为晚唐懿宗、僖宗时代。这尊捧真身菩萨便是咸通十二年唐懿宗三十九岁生日时为迎送佛舍利而特别制造的，在菩萨底部的发愿文中还写道：“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但唐懿宗本人在两年后病死，而在他死去的34年后，大唐灭亡。
陷都
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初五日傍晚，黄巢大军进入长安城。唐僖宗此时正沿着玄宗当年的路线奔往蜀中。前往灞上迎接黄巢大军的，是以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为首的数十位文武官员。他们见到黄巢“乘金装肩舆”而至，黄巢军则“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
这军容装束，很难不让人想起那首著名的咏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可惜的是，据陈尚君先生考据，这首《不第后赋菊》并非黄巢所写。它现存最早的收录之处，是南宋末年俞文豹的《清夜录》。鉴于这首诗“经历唐末五代、北宋及南宋前期之三百多年，从未有人道及，至南宋末突然出现”，且南宋市井说书艺人很喜欢讲五代故事，而黄巢又正是讲五代故事绕不过去的开端，陈先生推测它很可能是“南宋讲史说书艺人所编造”。
黄巢是否参加过科举也有争议。至少《旧唐书》与《新唐书》里没有这样的说法。《旧唐书·黄巢传》说他“本以贩盐为事”。《新唐书·黄巢传》说他“世鬻盐，富于赀”。明确说黄巢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的史书是《资治通鉴》。内中说：“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今人已无法知晓《资治通鉴》究竟是依据了什么材料这样写。要知道，唐代科举考试最难的便是进士科，录取率通常只有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一二。因进士难考，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五十岁考中进士还算年轻。《资治通鉴》一面说黄巢是个粗读了点书的私盐贩子，一面说他毫无自知之明，屡屡跑去参加进士科考试，实在令人生疑。
相对可信的记载，是《新唐书》里的“世鬻盐，富于赀……喜养亡命”。自刘晏改革盐法，实行“商运商销”之后，唐帝国民间中层社会便发生了巨变。新盐法里有规定：入籍盐商皆归中央管理、地方官府不得随意动用官权力去针对他们。这项特殊待遇，让许多有资产者趋之若鹜。
白居易在《议盐法之弊》中描述过这一现象：“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则尽入私室。”唐武宗会昌二年（842）赦文里也提到：“天下州县豪宿之家，皆名属仓场盐院，以避徭役，或有违犯条法，州县不敢追呼。”
朝廷赋予入籍盐商不受地方管束特权的本意，是防止盐利被地方抢夺。有资产者想方设法获取盐籍的初衷，是逃避县官现管，求一个天高皇帝远，少些盘剥。问题是，晚唐是个普通人生存极为艰难的时代，入籍盐商的这点特权很自然地引起了底层困苦之人的注意。于是，有资产者买通官府获取盐籍，底层贫苦人再以帮着贩私盐为代价去寻求有资产者的荫庇，便成了普遍现象。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八月敕令立里说“江淮富豪大户，纳利殊少，影庇至多，私贩茶盐，颇扰文法”，便是指此。黄巢世代贩盐富有资产，当属于有盐籍者，“喜养亡命”则是说黄家荫庇着许多底层人，这些人大概率是在替黄家贩卖私盐。
从这个角度来看，有资产有声望有社会组织能力的造反头目黄巢，实是唐王朝畸形财政汲取政策自己造出来的。除黄巢外，太平军节度使朱瑄、民军头领王仙芝、前蜀皇帝王建、吴越国主钱镠等都是贩盐出身，更非偶然。盐政救了唐王朝，也毁了唐王朝。
撰文/谌旭彬
编辑/李阳 李永博
校对/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