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溪水连天霜草平，野驼寻水碛中鸣。陇头风急雁不下，沙场苦战多流星。”
如此繁华，如此恢弘。如此雄浑，如此热血。大唐，几乎装尽了所有盛世的想象，即使是这想象的吉光片羽，也足以点缀起一个个心潮澎湃的梦。陵寝肃穆的石像生沉默地诉说着辉煌的过往，宫城残破的鸱吻，曾经注视着万国来朝的盛景。墓葬壁画中的伎乐歌舞永远地静止在了宴乐的高潮。大漠边关的一封残存的书信，则诉说着万里之遥的思念——尽管那回信或许从未有收到的一天。
大唐三百年的历史，从莺飞草长的江南到胡天飞雪的塞北，从势拔五岳的天姥，到太帝俯瞰的昆仑，在那广袤的时空中，无论是哪一个瞬间，都如此令人着迷——盛世繁华的远景如是诱惑着不假思索的心灵，想要在梦想中的大唐绽放一瞬间的激情。
但如果你愿意深入这一个个瞬间，便会看到繁华热血之下的光景，你会看到大漠黄沙中的血战厮杀，也会看到城头飘扬的白旗下的累累骸骨，在春闺的梦中，他们依然是锦衾温热的良人。你会看到直耸入云的天枢，展翅的凤凰在明堂顶上熠熠生辉，也会看到衣不蔽体的农夫，用眼泪浇灌脚下干涸的土地。金银珠玉装点着一个帝国万岁不败的雄心野望，一袋食盐却将这个帝国踢进了覆亡的滔滔浊流。
一瞬间的抉择，可以生，可以死，一瞬间的转折，可以兴，可以亡。历史的诡奇之处，就在于起心动念的一瞬间，便种下了无尽的因果。
“度世若一瞬，昨朝已千载”——浮生若幻，繁华若梦，三百年的荣辱盛衰，便在这万古中的十二个瞬间之中。
下文刊发大唐帝国“从中唐走向晚唐的三个瞬间”。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1月13日专题《大唐的十二个瞬间》B04版。
B01「主题」大唐的十二个瞬间
B02「主题」初唐的三个瞬间
B03「主题」盛唐的三个瞬间
B04「主题」中唐的三个瞬间
B05「主题」晚唐的三个瞬间
B06「文学」《灵魂的肉身》理解生与死之间的边界
B07「访谈」对话陈友芳：当编教材的人，坐进教室后排
B08「中文学术文摘」认知哲学与媒介研究两则
撰文｜谌旭彬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十一日，一场葬礼在长安南郊的少陵原举行。
死者是一位女性，像唐代的许多女性一样，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只留下了自己的姓氏张氏，她的丈夫姓李，曾担任德阳郡雒县令，按照当时的习惯被尊称为李府君。她的丈夫出身陇西李氏，虽然可能只是遥遥华胄，但名义上与当朝帝室同出一源，而张氏自己则出身清河张氏这一六朝延续至今的头等士族。名门出身与望族之家的结合，虽然丈夫的官职并不显贵，但也足以让他们过上常人企慕的优渥生活，尤其是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唐玄宗统治下的开元天宝年间，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正如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所说的，“（天宝）十四载……此国家之极盛也。”这一年不只是唐代户口的顶峰，也是第一次超越隋朝大业五年的八百九十万户，成就空前的盛世。身为名门官宦，尽享盛世荣华，死后，也可以葬在权贵望族丛葬的少陵原。
对生活在长安的唐人来说，少陵原是这座帝都生与死的交汇点，前隋兴建大兴城时，以周易乾卦六爻之象营造都城，“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而九六，九为老阳、六为老阴，九六为阴阳相对之象，古人常以“九六”寓意盛衰生死，故而这里便成了瘗葬逝者的冢墓之地。
少陵原虽是死者的安息之地，但站在这里北望长安，却可望见帝都郁郁勃勃的生气之象：南登少陵岸，还望帝都中。帝都何郁郁，佳气乃葱葱。金凤凌绮观，璇题敞兰宫。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
生死轮转，盛衰有常，当葬礼的挽歌在少陵原上响起时，繁华的帝都长安依然欢歌不绝。此时，尚没有人听到那来自遥远北边渔阳传来的阵阵鼙鼓——曾经深受帝王恩宠的安禄山已在三天前起兵反叛，一路南下，攻城略地，但直到七天后，叛乱的消息才传到长安——盛世就此戛然而止。
死亡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但对张氏来说，死亡或许是一种幸运，生命恰到好处地终止在盛世之死的前一刻，她永远留在了那个大唐盛世的繁华浮梦中，而在她身后，是大唐帝国阵痛而漫长的死亡。尽管这只是巧合，她葬礼上的挽歌，也成了大唐帝国挽歌中一曲微弱的几乎听不到的前奏。
唐德阳郡雒县令李府君妻张氏墓志铭，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十一日，正是安史之乱爆发的三天后。
乱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唐。这场被后世称作“安史之乱”的内战持续长达八年，唐帝国损失了约半数人口，自此由盛转衰。
范阳兵变的消息传到长安时，身为“清君侧”对象的杨国忠并不惊慌，反而“扬扬有德色”。因为兵变证明了他的“判断”正确。安、杨二人同为唐玄宗宠臣，却在玄宗刻意引导下长期不和。至晚自天宝十二载起，杨国忠便不断在玄宗跟前预言安禄山必反。为了让预言成真，杨国忠曾矫诏以军队包围过安禄山在长安的宅邸，抓捕过安禄山门客，试图找出谋反证据。如今安禄山真的反了，杨国忠也就长舒了一口气，自觉已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剩下的，便是平叛大军长驱直入，安禄山俯首就擒。遗憾的是，前线战事不利，让杨国忠的“胜利”成了幻象。次年六月，潼关失陷，长安城门户洞开，年逾七十的唐玄宗匆忙逃往四川。途中军士哗变，逼着玄宗在马嵬坡缢死了杨贵妃，杨国忠亦被乱刀砍死。
杨国忠针对安禄山的政治倾轧，确是安史之乱极重要的导火索。但没有杨国忠，安史之乱大概率也会发生。毕竟天宝年间的节度使已是集军权、行政权和财权于一身的特殊存在，而安禄山又身兼三镇。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的力量对比早已失衡。
藩镇坐大与府兵制崩坏有直接关系。府兵制的核心是兵农合一。唐王朝在全国设置了五六百个折冲府，专职管理府兵户籍。府兵们平日耕地种田，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战时则受朝廷征发。朝廷给府兵授田，并部分减免租庸调，代价是府兵服役期间的军资如武器、马匹、服装等均需自备。府兵制的优点是士兵自己养活自己，朝廷不必承受过重的军费开支。缺点是府兵实质上成了特殊户籍下的贱民，被将领视为厮养，役使如同奴仆。早在唐太宗时期就已出现了府兵自残肢体以求解脱的社会现象。到武则天、唐玄宗统治时期，因均田制崩溃，府兵无法获授足额耕地却仍要承担沉重的劳役与兵役，境况就更糟糕了。为了活下去，府兵们想尽办法逃亡隐匿，府兵制遂因兵源枯竭而渐趋崩溃。白居易有诗《新丰折臂翁》，说的便是玄宗对南诏用兵，要在全国征召府兵，于是有府兵选择自断右臂成为废人。
府兵制崩溃后，唐王朝选择在边境地区设置藩镇，长期维持大规模常备军，军费开支因之剧增。这也是天宝年间中央财政危机的主因。为减轻财政压力，玄宗赋予了藩镇部分自筹经费的权力，如允许安禄山铸钱。藩镇的人事权也因之扩张。
京师日弱而藩镇日强，有无杨国忠去刻意针对安禄山，其实不影响历史走向。
《明皇幸蜀图》，以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往蜀地为背景，通过青绿山水与人物活动结合的方式描绘帝王行旅场景。
盐
上元元年（760）五月二十四日，唐肃宗下旨起用刘晏为户部侍郎，负责“勾当度支、铸钱、盐铁等使”。
刘晏是中国历史上极著名的神童。成书于宋代的流行蒙学读物《三字经》中，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之语，便是说他七岁时举神童科入仕。唐肃宗于风雨飘摇之际重用刘晏，看中的倒不是神童之名，而是他擅长“理财”，能为朝廷增加收入。
此时，唐王朝的旧征税体系租庸调已因均田制崩溃而无法有效运转，安史之乱又让大量民众或死于战火或流亡他乡，旧土地账本与户籍簿册已无法作为征税依据。刘晏告诉肃宗，这种情形下要想保证国用充足，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因民所急而税之”，百姓最离不开什么东西，就针对什么东西下手。
刘晏选中的东西是盐。
是人都得吃盐。垄断盐并将之卖出高价，等于变相向百姓征税。这个简单粗暴的道理很早就被统治者洞悉。先秦时期，管仲在齐国实施过食盐官府专卖制度。秦与西汉继承了这一征税模式，汉武帝更将盐铁官营推行到极致，后果是官营食盐质量低劣且价格高昂，百姓倒退至“土梗淡食”的状态。百姓能吃上民营低价好盐的时代，始于隋文帝统一南北后下诏除盐禁、免盐税。这项德政也被唐王朝所继承。但现如今，刘晏与唐肃宗决定废除它。
其实，早在刘晏出任户部侍郎前，肃宗已于乾元元年（758）任命擅长敛财的第五琦出任盐铁转运使，对食盐实施官府专卖。方式是官产官销，由官府独占全部经营环节，以求取最大利益。除食盐专卖外，第五琦还大规模铸造面额奇高但重量严重不足的“乾元重宝当十大钱”“乾元重宝当五十大钱”，去掠夺民间财富。其敛财政策引发“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也。
然而第五琦的盐法并不好。一是官产官销效率太低，官吏们不会将朝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办。二是官产官销成本太高，不但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人力成本高，盐政管理人员数量也在不断膨胀。于是有了刘晏出马对盐法实施二次改革。
刘晏的办法载于《资治通鉴》：“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略言之就是将“官产官销”模式改成“民制官收、商运商销”模式。让百姓制盐，可保证食盐的质量与产量；让商人卖盐，可保证销售的效率与利润。朝廷要做的，是确保所有食盐由官府统一收购统一分发。
改革很成功。唐代宗大历末年（约778-779），东南盐利已达六百余万贯（缗），史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代价是民众不得不承受越来越高的盐价。天宝年间（750年左右）盐价每斗不过10钱，到乾元元年（758）已涨至每斗110钱。到贞元四年（788），淮盐已涨至每斗310钱，河中盐每斗也要370钱。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中缓了过来，但很多百姓没能自第五琦与刘晏的财政改革中缓过来。
颜真卿《祭姪文稿》，创作于“安史之乱“期间。
税
建中元年（780）正月初五，唐德宗下诏大赦天下，宣布自此之后百姓负担只有夏秋两税：“自艰难以来，征赋名目颇多。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中国税制史上划时代的两税法就此登场。
两税法的创制者是宰相杨炎。其使命是取代已然崩溃的租庸调，重建唐王朝的中央财政。之所以说两税法划时代，是因为就民生影响程度而言，它的出现远比大多数改朝换代来得深远。所谓两税，指政府以田亩与资产为征税依据，分夏秋两季向民众征收地税与户税。两税法与租庸调的核心区别，是租庸调在征税时紧盯人丁户口，而两税法在征税时紧盯田亩与资产。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的分水岭。
这一分水岭造成的最显著社会现象，是中国人口在北宋出现了第一次大爆炸。两税法之前，中国人口峰值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几乎没什么变化。西汉人口峰值5959.4879万，东汉人口峰值5647.6856万，唐王朝人口峰值出现在安史之乱前的开元天宝年间，据杜佑估计也只有7000万左右。可到了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北宋、辽国、西夏和大理的总人口已突破1.4亿，其中，北宋境内人口约为1.1275亿。这巨变背后，是百姓主要税负由人头税转向了田亩税、资产税，增加人丁不再直接等同于大幅增加家庭税负。
不过，唐德宗与杨炎创制推行两税法时，并未意识到税制与人口有着极密切关系。他们当时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租庸调与均田制崩溃后，中央财政该如何重建税基。二是地方财权在安史之乱中大幅扩张，中央该如何以非暴力方式与地方争夺财权。两税法正是为解决这两个问题量身打造。
安史之乱期间，地方官府设置了许多“非法之税”。明令取缔会引发中央与地方的激烈冲突，两税法则提供了曲线和平回收财权的机会。具体操作方式是：中央先将所有“征赋名目”纳入两税，再由中央与地方协商“上供朝廷”和“支留郡县”的具体比例。州府两税总额按过去征收户税、地税最多的一年，再加上该州租庸调残额和所有非法税目。这样做对中央和地方都有好处。中央重新获得了财税支配权，地方每年从两税里拿多少得跟中央商量。地方州府每年拿到的财税总量不会减少，反有显著增涨，毕竟两税总额要按历史上的最高额度来估算。
代价自然是有的，那就是更高的税负，全落在百姓头上。让唐王朝百姓更绝望的是，德宗诏书里“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的承诺很快就沦为了虚言。那些一度被合并在两税中的苛捐杂税，很快又再度出现。
撰文/谌旭彬
编辑/李阳 李永博
校对/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