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供图/盖蒂博物馆 大英图书馆

中世纪的两种女性形象：

圣    母    和    夏   娃

欧洲中世纪对于女性的认识和态度在两种极端的态度中摇摆，这一切都以《圣经》中两个经典的女性形象为基础——《旧约》当中的夏娃和《新约》当中的圣母。一个被视为是怂恿亚当吃下知识树果实犯下罪愆的恶妇，另一个是领受圣胎的童贞女。这两个看似极端矛盾的形象从正反两面构成中世纪对于女性的价值观，实际她们是一体的，核心是将女性视为淫欲和诱惑的尤物。

中世纪艺术家和思想家借用《旧约》创世纪当中的故事来加强对女性的负面看法。在这一传统当中，亚当和夏娃被引诱偷尝了知识之树的禁果而产生了原罪，作家和思想家对于夏娃的轻率行为大加挞伐，其结果是女性被视为弱者，缺少理性的行动能力，需要他人的指导。

另一方面，对于中世纪的基督徒来说，圣母玛利亚成了女性的最高典范。她对于上帝的顺从，不用承受原罪的负担而诞下耶稣，对于耶稣自童年始延续至耶稣死亡的爱，都成为虔敬的榜样。早期的基督烈女，由于拒绝崇拜异端而遭受非人的折磨，或者拒绝与信仰之外的人结合，纷纷成为虔诚信仰的女英雄。中世纪的女性圣徒至今仍然是很多女性甚至男性的崇信对象。

这两种形象，在中世纪盛期的作家但丁的《神曲》中表达得特别清楚。在这部以宏大的视野将整个中世纪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进行梳理总结的鸿篇巨制中，但丁带读者游历了从地狱、炼狱直到天堂的整个过程。这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同时也是但丁探求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过程，灵魂不断飞升，直至投入上帝的怀抱。而引导但丁达到永恒的，正是作为纯洁之爱的象征的贝雅特丽齐。与此相对，那些被投入地狱的女性，大致都被归入淫欲和预言者（女巫）两类。

淫欲圈中所提到的女性人物远多于男性，有亚述女王塞米拉密斯、迦太基女王狄多、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海伦，她们所谓的“罪行”无非是改嫁或有多任丈夫，有的单单只是拥有美貌就已是罪过（比如海伦）。因为在但丁看来，“爱情既可以使人产生高尚的情操，也可以使人犯罪”，而女性常常是引发爱情的媒介。

在预言者中，女巫占据了相当多的数量。对于女巫的恐惧与将女性视为淫欲的代名词是分不开的。由夏娃树立起来的女性罪恶观，被中世纪教父演绎成夏娃与魔鬼的媾和，而女巫正是一群被视为与魔鬼结盟的女人。其背后折射的是中世纪社会对民间信仰和女性的双重排斥，其理论基础则是12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将古典作家和基督教消极女性观结合后形成的对女性的系统看法。

中世纪思想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的观念很有代表性：男性不是为了女性而被创造出来的，但女性却是为了男性而被创造出来的；女性屈从于男性，因为在男性身上，理性的辨别力占支配地位。

由此，女性被认为缺乏辨别力、意志力薄弱，因而更容易被魔鬼引诱，从而成为女巫。中世纪对女巫的排斥只是一个开始，15世纪之后则愈演愈烈，最终变成整个欧洲大规模的猎巫运动。而后世的研究者对猎巫运动中的“女巫”进行研究后发现，她们大部分都是年老、贫困和独居的边缘女性。

中世纪浪漫之爱中的女性

但也正是在中世纪盛期，另一种关于女性的看法悄悄孕育，这种看法最后在文艺复兴时代结出果实。12世纪中期以后，在法国南部，特别是普罗旺斯，出现了浪漫的抒情诗。抒情诗多出自宫廷歌手，还有的诗人自身就是王公贵族，诗歌描绘上流社会的高贵、文雅，极力赞美高贵的爱情，这与北方人所喜好的尚武、歌颂战士友情的主题很不相同。

受到抒情诗的影响，同时期在法国、英国、日耳曼地区还出现了浪漫传奇。骑士的浪漫之爱，在这些传奇中延续。不同的是，抒情诗里秉爱的主人公起于也终于骑士的想象，从未真正越雷池一步，但越来越多的传奇中爱情被付诸了实践，甚至不惜牺牲对领主的忠诚——两种价值观在此发生了激烈冲突。

家喻户晓的法国浪漫传奇《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最后，背叛了领主的臣子特里斯坦与领主的所爱伊索尔德终于结合，尽管迎接他们的是死亡。

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尽管留下了悲惨的结局，爱情第一次冲破了等级制的束缚，成为个人主义的先声，这股解放的力量，同时也扭转了视女性为诱惑的观念，终将在文艺复兴时期开花结果：演绎出无人不知的永恒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塑造出中世纪未曾有过的朱丽叶这样纯真、热烈、活泼的全新少女形象。

中世纪女性的日常生活

实际上，中世纪女性的日常生活并不如观念描绘的那么极端，中世纪的手抄本证明，女性在中世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积极的参与者。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大部分女性在青少年时期就进入婚姻，负责家庭内务，遵循从求婚到结婚，再从怀孕到生育的生活轨迹。

中世纪的家庭同时是一个生产单位，男人在外征战、耕作、从事贸易，提供家庭的主要收入，女性则在家中负责维持生活所需物品的生产。因而，在较低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女子中，她们除了生育，还要负责收割粮食、饲养牲畜、制作和售卖维持生活所需的手工艺品。

在贵族阶层，拥有仆人的女性解除了繁重的家庭生产，扮演起政治斡旋者的角色，通过婚姻关系缔结政治和经济联盟。她们也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其他消遣，比如打猎、跳舞和玩游戏。

生育在中世纪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今天所熟知的一些诸如胎位不正等生育中遇到的小问题，在中世纪都可能导致女性丧命。剖宫产尽管从古典时期就已经存在，但是通常只施用于母亲死亡或者已经无药可救的情况之下。劳动女性生产时，有助产士的帮助，但她们通常很少接受正式的训练，多半是从实践中积累经验。直到中世纪晚期，接生作为一项专业才开始得到正式认可。助产士还负责为处于危险状态的婴儿提供紧急的洗礼，同时也照顾生产的母亲。

投   身   静   谧 

中世纪的贵族女性还有一个特别的命运是投身修道院。尤其在中世纪盛期，大约在11、12世纪，女修道院发展迅速。

因为女性被认为天性柔弱和容易受到诱惑，贞洁的生活被认为可以稍稍弥补这种缺陷。哲罗姆高度评价童贞女，称她们是“来自荆棘中的玫瑰，来自泥土中的黄金，来自蚌壳里的珍珠”。尽管如此，女修道院始终是一个男性领导和监督的修会团体，它们只是男修道院的附属，在建设数量和规模上与男修道院不能同日而语。

除此之外，女修道热潮还和当时西欧社会的深刻变化导致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的结婚机会较少有关。

中世纪盛期，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资源匮乏使封建主严格执行长子继承制，其他年幼的儿子因缺少财产只能自力更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充当教士，而当时对于教士结婚的禁令十分严格。有数据表明，12世纪以前，适婚的男子数量多于女子，12世纪时，这一情况正好颠倒过来。

贵族家庭的女子找不到适婚对象，加之嫁妆极为昂贵，为了保住家族资产不至于外流，相当一部分人将自己的女儿从小送进了修道院；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上帝，会为家族带来荣耀和好运。

对于已婚女性来说，进入修道院，要么是因为自己的丈夫成为僧侣，要么是因为频发的战乱导致丈夫死亡；对于年老而几乎失去再婚机会的女性来说，修道院的封闭环境更是提供了一方安度晚年的清净之地。无论怎样，的确有不少女子主动献身修会，但是因为婚姻无门而无奈进入修院的女子也不在少数，她们的无奈本身也是自身依附于男性的弱势地位的反映。

即便如此，进入修道院的基本上只有贵族女性。因为，进入女修道院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既有财产也有血统的规戒。

修女院的生活是极封闭和有规律的，祈祷、劳动和学习是修女生活的主要内容。但也因为如此，女性第一次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在这里，她们不仅仅学习经文，同时也学习古典作家的作品，甚至包括一些医学、农业的知识。

这一风气后来逐渐传入宫廷、贵族直到中产阶级家庭。中世纪当中涌现出来的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性作家和艺术家，几乎全都是修女。她们当中有音乐剧的创始人、神秘主义者宾根的圣希尔德加、中世纪第一位剧作家赫罗斯威塔、写下有关世界历史和知识的百科全书式史书《快乐花园》的兰德斯堡的赫蕾。

中世纪思想的主流是将理性纳入信仰的体系，而神秘主义作为信仰的一翼，反对通过理性和教会达成信仰，回到灵性和圣经的传统。如暗流一般，神秘主义者在修道院，尤其是在女修道院中开出繁花。女修道院单纯、封闭的生活，无疑是这朵静谧之花的最佳土壤。

中世纪的女性基督徒最常拥有的是祈祷书。鉴于中世纪时，书籍是奢侈之物，通常只有富有的女性才能拥有，因而祈祷书被视为恰如其分的资产，也是个人虔诚的证明。很多女性将自己的肖像绘制在这些厚重的书籍之上，通常以在圣母或圣人的形象面前跪着祈祷的姿态出现。

与男性作家和艺术家相比，很少有女性在中世纪写作或绘制手抄本。然而，还是有一些女性作为书店作坊和画室中的艺术家、宫廷作者的记录幸存下来。有一些女子似乎是在她们父亲或丈夫所开设的手抄本作坊中接受过训练，或者在女修道院的抄经房中绘制她们日常祈祷所需的手抄本。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7.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