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约翰·卡夫特纳
供图／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
支持／中国国家博物馆
历经兴衰与变革，列支敦士登王室家族在六百年的传承中，一直保持着艺术品收藏的传统。根植于巴洛克式贵族对艺术的赞助，“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折射出历代王室成员对艺术收藏代代相传的激情与责任，使之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品私人收藏之一。
王 室 收 藏 的 开 端
列支敦士登王室家族的艺术收藏和赞助传统不可避免地与数个世纪来伴随该家族的自我形象投射有关。人们通常认为，该家族对艺术的热衷始于卡尔一世公爵（1569/1608年～1627年）执政期间，但这只是一部分事实。
人们不应该忘记毕晓普·乔治·凡·列支敦士登-尼科尔斯博格（约1360年～1419年）在14、15世纪之交，曾委托人创作了一套月历组画装饰他位于特兰托的宅邸——鹰塔，也就是今天的执政官城堡。接受委托的这位无名艺术家取材自祈祷书插画中的典型主题，并将这些微型形象转化为一组巨幅绘画，其中描绘打雪仗的画还创建了艺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同时，毕晓普·乔治还收藏了中世纪后期的许多标有列支敦士登盾形纹章的金银器艺术品。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收藏，近年成为特兰托艺术史学家们深入研究的对象。
列支敦士登王室家族早在哈特曼二世·冯·列支敦士登时期（1544年～1585年）就已经开始拥有绘画和织锦藏品。例如，汉斯·米利希的《海格宫廷的拉迪劳斯·冯·符腾堡肖像》就是通过哈特曼二世与安娜·冯·奥腾堡的联姻才成为列支敦士登王室家族的财产。哈特曼二世还为已经颇具规模的书籍收藏进行了重要增补。
王室珍藏的奠基之父:
卡尔一世公爵和卡尔·欧西比乌斯公爵
毫无疑问，又一对列支敦士登家族的艺术和收藏作出贡献的人是列支敦士登公爵卡尔一世。他侍奉的哈布斯堡皇帝鲁道夫二世因耽溺于他的“缪斯朝廷”，或位于布拉格城堡区的“新雅典”而备受谴责，鲁道夫二世在这里召集了许多艺术家，并委托他们大量创作和收集反映他广泛兴趣的艺术品。
1612年鲁道夫皇帝在布拉格逝世后，卡尔便担负起鲁道夫二世过去这份精彩的工作。他汲汲于艺术赞助活动——例如委托阿德里安·德·弗莱兹创作了两尊青铜雕塑——《困境中的耶稣》和《圣塞巴斯蒂安》，这两件作品如今都由王室收藏。
他还委托布拉格的奥塔维奥和狄俄尼索创作彩石镶嵌作品。由科西莫·迪·乔瓦尼·卡斯特路契工作室和朱利安诺·迪·皮埃罗·潘道菲尼工作室创作的《装饰华丽的箱子》和《彩石镶嵌桌面》则纪念了白山战役。这两件作品的顶部均饰有卡尔的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花押图案和他的盾形纹章（CC和一顶王冠）。
卡尔的建筑工程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们遗留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成果和他的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式建筑为其子卡尔·欧西比乌斯——尤其是其孙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一世——奠定了基础。
1639年，在继续父亲工作的过程中，卡尔·欧西比乌斯委托迪奥尼修·米塞罗尼创作了一件大型雕刻作品《带盖的花瓶》。这件作品被视为这类创作中的一大杰出典范。在1637年造访佛罗伦萨期间，他购买了一件极其华丽的彩石镶嵌珍品——《彩石镶嵌桌面》，并在设计中添加了自己的纹章。
卡尔·欧西比乌斯公爵
和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公爵
统治期间美术品贸易活动的作用
卡尔·欧西比乌斯是家族中首位系统利用美术品贸易活动购买绘画和雕塑的成员。他与安特卫普艺术品经销世家福崇特家族建立了合作关系，该家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居住区设有一家分公司。标志着这项长期业务关系开始的第一幅作品是阿德里安·凡·奥斯塔德的《吸烟的农民》。
他还从宫廷画家约翰·斯皮勒恩贝格手中购买了杰作《男子肖像》，今天，这件作品被认为是一位法国大师创作的。此外，他还于1684年通过维也纳艺术经销商雷尼尔·米根购买了雨果·凡·德尔·古斯的小幅三联画。
卡尔·欧西比乌斯不仅对艺术感兴趣，还十分喜爱饲养马匹。他的“骏马宫”——即约翰·费舍尔·冯·埃尔拉赫为他在美茵（今雷德尼斯，捷克共和国）设计建筑的大型马场——就是为了满足他的第二大兴趣。他驯养了许多举世闻名的骏马，并用这些马匹与当时的第二大艺术品收藏家利奥波德·威廉姆公爵进行交易，换取绘画作品。
他在费尔德博格（今瓦尔季采，捷克共和国）修建了一座教区教堂。教堂的奠基工程于1631年完成，而1643年前不久，欧西比乌斯还购买了鲁本斯的巨幅作品《圣母升天》作为教堂的祭坛装饰。今天，这件作品也陈列在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宫殿。
卡尔·欧西比乌斯的直接继承人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一世公爵对这张贸易网进行了拓展，并利用它收集了大量新的艺术品。
1693年，经过艰难的谈判之后，他终于购入了彼得·保罗·鲁本斯的德西乌斯·穆斯系列作品，这个系列也成了他的鲁本斯藏品系列的核心作品。他还收集了目前王室收藏中安东尼·凡·戴克的大部分作品（德西乌斯·穆斯系列当时也被认为是凡·戴克的作品），包括《玛利亚·德·塔西斯》等一些重要作品。
王室珍藏
在银行街城市宫的首次集体亮相
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一世还展现出了其他才干：随着位于维也纳郊区鲁骚区的花园宫和位于申克街（今银行街）的王室新主住宅（城市宫）的落成，他建立的这两座宏伟建筑也稳定了列支敦士登王室在维也纳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他还在城市宫专门开辟了一层，用来陈列当时已经具有庞大规模的艺术收藏品，并于1705年开始以一种规范统一的面貌展示这些作品。
在鲁斯道夫城堡，伊曼纽尔·冯·列支敦士登建立了一间大规模的画廊，截至1722年，该画廊就已经收藏了600多幅绘画作品。他的叔父哈特曼逝世之时，在其位于下奥地利州的尼德拉布斯多夫城堡收集了800多幅绘画。到了18世纪末，所有这些个体成员的收藏都与那部分限定继承的财产合为一体。
源远流长的传统：
彩石镶嵌和青铜雕塑杰作的收藏
现任公爵汉斯·亚当二世为王室收藏增加的雕塑包括：雅各布·桑索维诺的《施洗者圣约翰》，安德里亚·曼特那的《圣塞巴斯蒂安》，皮埃诺·达芬奇的浮雕画《乌格里诺·德拉·吉拉迪斯卡伯爵及其儿子们之死》，以及基里尔姆斯·德·格罗夫杰出的半身雕塑像《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伊曼纽尔》。
这些作品都有着几乎无法超越的品质，为王室收藏已然十分丰富而独特的青铜藏品添上了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
汉斯·亚当二世在2004年12月11日的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拍下“巴德明顿橱柜”。这件橱柜是迄今为止通过拍卖会售出的最昂贵的一件家具，庞大的柜身汇集了王室收藏无限热爱的元素：切割次等宝石组成令人遐想万千且历久弥新的图案，显得光辉夺目，灿烂不已；吉罗拉马·塔西提的杰作《四季》中体现出的精致的铜鎏金工艺；家具表面的铜鎏金装饰。
王室收藏的历史中不仅有这种延续和传承，还存在一些明显的断层和间断，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些断层的产生只不过是历代管理者和所有者的不同审美品位造成的，在不与管理继承财产的规定产生冲突的情况下，他们常常淘汰掉数百件作品，并增补上更多符合个人审美趣味的作品，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1938年。
王室珍藏史上的断层：
令人遗憾的损失和新思想的契机
对王室收藏而言，这种变化并非总是有害无益。譬如，约瑟芬·文策尔一世公爵购入的法国绘画、书籍、艺术品和工艺品就为王室收藏赋予了新的面貌。他的品味和维也纳皇家宫廷的品味相去甚远，他偏爱的风格也仅于19世纪在深受罗斯切尔德家族收藏影响下的维也纳昙花一现。现在这些藏品也和王室收藏中的许多其他法国艺术品一样，已经随风飘逝。
这种与过去的决裂行为有时也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例如，约翰二世公爵仅凭个人喜好做出的将所有裸体画从王室收藏中剔除的决定，就意味着将放弃彼得·保罗·鲁本斯的一些早期重要作品。
1880年的巴黎拍卖会上，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一世以准确的审美品位购买的《参孙和大利拉》售出，如今收藏在伦敦国家博物馆。《无辜的大屠杀》则于1921年售出，并于2002年被汤姆森男爵二世肯尼思·汤姆森购入。这件作品也是当时通过拍卖出售的最昂贵的绘画作品，后来被赠送给安大略美术馆。
约翰二世公爵时期
当代艺术品的收藏及中断
约翰二世公爵也曾打破了一项收藏传统，这项传统被忽略了将近一个世纪，直至最近几十年才在王室收藏中得到恢复：即当代艺术品的收购。约翰二世公爵执政期间，王室收藏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收购政策的一个标志性态度——乐于接触时代精神——被无情抛弃。
约翰二世公爵从自己精美无比的彼德麦藏品中精选了超过125件最杰出的作品，赠送给当时新成立的维也纳城市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维也纳博物馆）和奥地利国家美术馆（即今天的美景宫）。这位公爵旨在保护他钟爱的老维也纳的城镇风光，使其不受19世纪末德国经济繁荣时期的建筑更新带来的粗暴伤害。
此外，他还做了进一步努力，委托摄影师拍摄了大量具有代表意义的维也纳城市风景照，这些作品也同样赠送给了维也纳城市历史博物馆。
为与他作为一个卫士和教育者的身份保持一致，这位公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定期购买了无数艺术品，并将其赠送给摩拉维亚和波西米亚的艺术机构，包括布拉格、布尔诺、奥帕瓦等地的博物馆，以及上述两座维也纳的博物馆和美术学院画廊。
他还在一次伦敦拍卖会上购买了一件极其优美的意大利锡釉陶器，现藏于布尔诺的摩拉维亚美术馆，还购买了一件桑德罗·波提切利的圆形意大利瓷盘，现藏于维也纳美术学院——这里仅列举了两例使人遗憾至今的王室收藏的损失。
约翰二世公爵的收藏活动则是在柏林艺术历史学家威廉·冯·博德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位历史学家还于1896年为画廊编制了第一部带插图的图录。
在约翰二世的管理下，这个画廊呈现出一种独立、个性化的风格，室内的家具、挂毯、手工艺品、绘画和雕塑，共同营造出一种温暖、典雅的家庭收藏的氛围，使列支敦士登画廊从其他画廊中脱颖而出。这种陈列风格同时也体现在王室收藏的收购策略中，即追求对各种风格的丰富多彩的融合。
约翰二世还以同样的风格修复了无数城堡和宫殿，修复过程中他始终关注整体艺术的表现。这位公爵有时甚至将注意力投向废墟和遗迹，譬如，维也纳附近的列支敦士登城堡和瓦杜兹城堡就是他修复的。正是由于瓦杜兹城堡的成功修复，1938年这个家族从维也纳迁至列支敦士登才成为可能，这也标志着列支敦士登公爵首次在瓦杜兹的居住。
列支敦士登摄政王储弗朗兹·约瑟夫二世公爵也是首位将关注的重心从维也纳和摩拉维亚转移至列支敦士登公国的王室成员，他还将这些艺术品收藏带到瓦杜兹，自此，瓦杜兹就成为了保存收藏品的中心。
1945年后的重建和振兴
二战带来的动荡岁月结束后，列支敦士登王室迎来了一个整合期，由于王室位于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产业的丧失和在奥地利的经济财产的衰落，这段整合期显得十分必要。在汉斯·亚当公爵二世领导下进行的产业彻底重组后，王室收藏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执行积极的收购政策。
随着一些轰动一时的新收购的完成，汉斯·亚当二世公爵极大地扩展并丰富了这笔藏品。新购入的重要作品包括一些早期绘画，例如昆丁·马西斯的《税吏》，汉斯·冯·亚琛根据鲁道夫时期画家的作品进行的再创造作品《狩猎归来的狄安娜》，富格尔教堂以前的祭坛装饰画，以及约瑟夫·海因茨的《圣母加冕》。
收购瓦伦丁·德·波洛格内的《与算命者的快乐同行》体现了这一时期对卡拉瓦乔式艺术家们的新关注。
更多重要的由荷兰艺术大师创作的精品得以被收藏，如弗兰斯·哈尔斯的《男子肖像》，格立特·阿德雷兹·贝克赫德的两幅题为《哈勒姆集市》的风景画，扬·梵·海以森创作的巨幅绘画《花卉静物画》，此外还重新购回了阿德里安·凡·奥斯塔德的《跳舞的农民》。
最后，古典主义绘画和彼德麦时期的藏品规模也大规模地扩展，购入的作品包括：费迪南德·乔治·瓦尔特米勒的《未来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肖像》，以及他的《陶瓷花瓶中的花束、烛台和银器皿》和《玫瑰》，弗里德里希·冯·阿默林的《戴草帽的女孩》，尤其重要的还有弗朗西斯科·海耶兹的《劝阻复仇欲望》。如今，这些作品都已成为王室收藏中的亮点。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4.04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