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诗人”，可能是王计兵身上最为人熟知的标签。诗集《赶时间的人》出版后，王计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自然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争论。有好有坏。很多诗人对标签抗拒，但王计兵却说对此充满感激。他认为自己能够靠写作养活自己、改善生活是“中了彩票”。
如同很多人一样，王计兵的人生算不上顺遂。但他从不跟命运讲道理，命运给什么就接住什么。2025年，王计兵在春晚舞台上，说他相信经历过多少风雪，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他似乎一直都如此乐观。
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母亲。王计兵的母亲名叫包成珍，生于1941年，就像那一代的很多女性一样，她的人生围绕着丈夫、家庭、子女奔忙。包成珍三个月大就没了亲生母亲，一辈子经历了太多亲人的离世：二哥十六岁早逝，侄子十九岁走，大舅出车祸死，还有几个年幼的孙辈夭折……她自己的婚姻深陷贫困、暴力与伤病的围猎，一层又一层的打击接踵而至，但她的口头禅却总是“幸亏”。
王计兵说，所谓乐观，很大程度上是求生欲逼出来的。不同世代的女性，在挣扎中选择她们自己的求生路。
2020年，包成珍去世。王计兵想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母亲的生命。他渴望母亲能够在这个人间以另外一种方式留下来。
《成珍》记录了母亲的生命体验，但又不止于此。围绕着母亲的名字，我们在书里读到了她的来处与她的生命——那也是整整一代农村女性的生命。
除了坚强，他也想写下复杂。面对家暴，母亲总是用“命”来解释。而母亲中风以后，父亲又像变了一个人，全力照顾。他不赞美“和解”，但他看到坚韧，也坦诚疑惑。如今，他也有了女儿，如果女儿遭受家暴，无论“娜拉走后怎样”，他都会支持女儿逃离。
阅读这本书，我们会看到一个家庭微小又壮阔的历史。成珍的一生，是无数女性共同走过的来时路。也许，生活最终原谅了一切。但那个过程里，总有点什么，是他想记下的。
借着这本新书出版的契机，我们与王计兵聊了聊他近来的写作与生活。
王计兵为《新京报书评周刊》读者录制的视频节选。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
从《草命》到《成珍》
新京报：这本新书是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这个书名是如何确定的？
王计兵：这本书的名字改过好几次。一开始我就想用母亲本名，叫包成珍。但送到出版社之后，编辑老师考虑到市场发行，说这个名字受众面比较窄，大家看了可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不太利于传播。中间他们提过一个名字，叫《草命》，我当时是坚决不同意。
第一，我不喜欢这个名字；第二，我不认为母亲是“草命”。他们说“草命”代表坚韧，但在我听来，这个词不是在说坚韧，反而是在贬低、削弱母亲一生的状态。她一辈子都很乐观，总说自己“幸亏怎样怎样”，我不想用一个毁掉她气质的词。
后来反复商量，最后定名为《成珍》。一方面，“成珍”跟母亲的名字谐音，还有“梦想成真”的美好寓意，算是给母亲一个祝福；另一方面，我想记住母亲那一代人——大概是40后、50后那一批女性。她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丢掉了自己的名字。村里、乡里，人们只知道“这是谁的娘”“这是谁的家人”，很少有人叫得出一个完整的姓名。
我写的不只是我母亲，而是那一代几乎被隐去姓名、默默生活的女性，是给她们做一个生命记录。
《成珍》
作者: 王计兵
版本:真故图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1月
新京报：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创作这本书的？
王计兵：写这本书的契机，是母亲去世三周年。我们老家有风俗，人过世三周年，算是和人间真正告别、彻底切割的一个节点。那天我从昆山回邳州，当天只有早上七点一班车，到家要等到下午才能举行仪式。父母都不在了，我早回去也只是多添几分伤感，就决定自己走回去。
十八公里的路，背着行李，一步一步往家走。走到大约十二公里处，到了舅舅所在的那个村子。小时候每次跟着母亲走亲戚，母亲都会在村口那座小桥上歇一会儿，特意留出时间，让我先跑过去喊舅舅。那是她留给我的、很细小的一种快乐和仪式感。那天走到桥头，我反而没敢进去。母亲是舅舅的亲妹妹，舅舅已经快九十岁了，我实在不忍心让他为妹妹再哭一场。
在桥边哭了一阵，没进门，继续朝着父母坟头的方向往回走。一路上很多情绪和记忆翻上来，再加上之前那首《父母爱情》在网上引发了一些讨论，我心里也想给母亲好好写一段说明。
我一直习惯用语音写作，没纸笔的时候，就对着手机说。那天从舅舅家桥头，一路走到父母坟前，我就这么一边走、一边说，一口气写下了一万五千字，就是这本书的开篇文章《父母爱情》。写完之后我投给了《北京文学》，主编石丽敏老师当时给了我很高的肯定，说写得很动人，甚至说没想到我的散文比诗歌写得更好，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那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人有三次死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亲友埋葬，还有一次，是当世上再也没有人记得你时，你真正彻底消逝。我当时在给母亲做一场“文字上的告别”，突然意识到，我可以用文字把她留下来，不让她落入第三次“死亡”。
于是，这本书就慢慢展开了。虽然我平时写作速度不慢，但这本书写得很慢，几乎只在特别想念母亲的时候动笔，前后一共历时两年多。
新京报：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有什么特别艰难或难忘的时刻吗？
王计兵：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个很清晰的梦。梦里我背着母亲去赶集，她趴在我背上说：“给我买一件大红棉袄吧，有了棉袄，我就不用你背了。”
醒来之后我心里特别难受——母亲这一生，一辈子辛苦，从没向我提过任何要求。这是她唯一一次“开口要”，我却在现实里因为风俗、因为长辈劝说，没能给她买那件红色的棉袄。
那天凌晨三点多，我从床上爬起来，回到店里，关了灯，戴上麦克风，就开始对着手机讲。讲带母亲去办残疾证，讲推着轮椅陪她走火车站的路，讲她逢人就骄傲地说：“这是我小儿子。”
王计兵，受访者供图。
写到情绪最上头的那一段时，我当场失声痛哭。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下夜班的邻居经过，听到店里有哭声，给我爱人打电话说：“店里好像有人哭。”我爱人知道我写东西时容易投入，只跟邻居说：“他犯毛病了。”然后自己赶来店里找我。
天亮后我决定回老家，给母亲买棉袄。但岳母那边说，按我们这边的习俗，大红棉袄对逝者不太相宜，怕影响家里后人安宁。我心里特别堵得慌。
母亲一辈子没要过什么，这是她唯一一次“开口要”，我却没能遂她的愿。最后买了一件绿色的寿袄，又另买了一块大红手帕，到父母坟前烧给她，大哭了一场，当天就匆匆赶回了昆山。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就是这样一次次心碎、一点点拼凑、再心碎的过程。
新京报：今年清明你也去扫墓了。如今书已经出版，再去看望父母，心境和写作时有什么不同？
王计兵：以前我每写完一本书，都会把书带到坟前烧掉，觉得这样才算真正“交给父母”。这本《成珍》，我没有烧。因为它本身就是以母亲的名字命名，我已经把她写进书里、留在文字里了，再烧一次反而显得多余。
今年春节，是我父母不在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一，我本来想跟着大哥去给长辈拜年，却突然发现，在这个家里，值得我去拜一拜、喊一声“过年好”的长辈，只剩下两位了。
那一瞬间心里很空，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也已经不再年轻，也在慢慢变老。
大哥不让我去坟前，说大过年的去哭，怕影响大家心情。我嘴上答应，夜里还是偷偷去了一趟。第二天白天还是忍不住，又去了一次。回来时一身泥土，爱人看在眼里，也没多问，只是默默拿了湿毛巾给我擦。
从那之后，我对亲情的理解更深了一层——人从来不是孤立活在世界上的，始终和血脉、和他人紧紧连在一起。
新京报：有些事你会遵从内心，有些事却会妥协。如果某个决定影响、牵涉其他人，你就会更谨慎吧。
王计兵：是这样。大年初一上坟这件事，我心里也默默跟父母说：真有什么不妥，都算我一个人的责任，别影响家里其他人。
命运本来就不讲道理
新京报：你提到母亲总爱说“幸亏”，你觉得母亲的乐观是如何来的？
王计兵：她不是天生坚强。她三个月大就没了亲生母亲，一辈子经历太多亲人离世：二哥十六岁早逝，侄子十九岁走，大舅出车祸死，还有几个年幼的孙辈夭折。
一层又一层的打击，让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坚强。
她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活下去。
所谓乐观，很大程度上是求生欲逼出来的。我也从来没想过要跟命运讲道理，命运本来就不讲道理，太较真只会把自己伤着。
面对生活的态度，决定了生活的快乐程度。我和母亲的一生都不算平顺，但我们始终选择快乐。希望这本书能给人一点参考：有人这样活过，也这样快乐过。更希望大家记得，人间是由恩情与爱组成的，要学会对自己微笑。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母亲首先是一个女性，其次才是母亲？
王计兵：是从她跟我讲走夜路抽烟这件事开始的。那时候女性抽烟很少，会被说闲话、被人看不起。
但她夜里一个人赶路害怕，就点根烟，装作像个男人，给自己壮胆，降低危险。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母亲也年轻过，也有过青枝绿叶的青春岁月，不是一出生就是“妈妈”。她一生都留着短发，为了干活方便，从来没有过那种长发披肩、很女人的样子。可她依然是女人，也有脆弱，也会害怕。
小时候目睹母亲被家暴，我下意识想去护住她。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懂了：在那个环境里，她是弱势的，是需要被人保护的。
很多人对自己的母亲都是这样：习惯了她是“妈妈”，习惯了她是“家人”，却忽略了她也曾是少女、是女人，就像一本书的扉页，很容易被翻过去、被忘掉。
新京报：书里写到家暴，你写出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你怎么看待母亲遭遇家暴后的选择，其中是不是也有那一代女性的处境？
王计兵：那一代人普遍“认命”。遇到苦难，她们会说：“这就是命。”用这种说法来自我安慰、自我麻醉。在她们那个年代，离婚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事，她们没有离婚的意识，也没有离婚的能力。
但我也理解，对母亲那代人来说，孩子就是最大的软肋。很多女性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
这是伟大，也是一种深层的悲哀。有时候我也有不理解，比如我跟媳妇吵架，母亲有时候就会说是因为我对媳妇不够强硬，没有把媳妇管起来。
放到现在，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一个女性遭受不公、遭受暴力，一定要离开，要守住自己的尊严。
我有女儿，如果将来我女婿有家暴倾向，我绝不会姑息，绝不允许有第二次。
王计兵，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及自己的手稿被父亲烧毁，家人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支持你的创作，能想象那对你造成了伤害。现在很多年轻人恐惧原生家庭的伤害，也比较抗拒婚姻，经历复杂的家庭体验，你怎么看相关的讨论？
王计兵：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客观存在，无法选择。但作为父母，无论自己人生怎样，都应该给孩子一个正常的婚恋观、世界观。
我仍然相信家庭的价值。人生正常的轨迹，是结婚、成家、养孩子，我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也组建家庭。
如果有人跟我宣扬“终身不婚”“一个人最好”，我会直接表达不认同。
对于我父亲当年烧我手稿的事，我早已完全理解。那时候有人跟他说，我写作是“鬼神上身、要发疯”，父母承受的恐惧和压力，比我失去几页手稿要大得多。
等我自己当了父亲，再回头看，更能体会那种沉甸甸的担忧。
我怨过，但从来没真正恨过。
用写作化解情绪
新京报：你常在送外卖、看店的间隙写作，大多时候都是使用语音写作吗？
王计兵：诗歌和散文基本都是用语音完成的。
以前我写完就不改，写好即定稿。后来被更多人关注，写的东西要发表、要出版，我才意识到要对文字负责，开始主动做修改。诗歌不需要完整的一大段时间，随时随地有感觉，就能说两句，写成诗。
散文则必须一气呵成。中间一旦被打断，气息、情绪一断，整篇很可能就废了。有一次一篇散文分两次写完，编辑看出来前后情绪不连贯，建议我拆开，最后干脆变成两篇。
过去十几年，我送外卖、送快递，生活节奏非常固定：早上五点半起床，爱人去看店，我出门送外卖，到下午两点半回家吃饭，四点再出去，送到晚上十一点，再回店里关门，大概十二点休息。
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现在活动多了，时间不再那么规律，但写作从来没停过。刚开始用语音写作时，我特别不适应，总觉得“说出来的话”不如“写在纸上的字”有质感、有画面，坚持了两个多月，才慢慢习惯，后来连纸笔都很少带了。
《赶时间的人》
作者: 王计兵
版本:真故图书｜台海出版社
2023年2月
新京报：送外卖时你和顾客常有很细腻的互动，比如你写到顾客把地址写错，外卖送到前男友家，又要求你去取回来重新送。那件事情的经过你写得很细腻，但这种敏感细腻，有没有被机械、冰冷的现实伤害的时候？
王计兵：当然会委屈，也会有情绪。作为写作者，我不想丢掉生活递来的任何一种感受。那次外卖送错地址，来回折腾了好几趟，我心里一开始也有火。但转念一想，那个女孩会把地址写成前男友家，说明刚分手不久，心里肯定不好受。我就平着语气把餐还回去，顺便安慰了她两句。她当场就哭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写成了诗。
也有特别委屈的时候。比如疫情期间，小区不让外卖员进门，顾客却非要我翻进去，我做不到，只能把餐放在门口。结果照样被投诉，一单罚五十块。这件事我到现在都没写成诗，一想起来心里还是很难完全平静。
但大多数时候，作品能把情绪化解掉。那句话——“生活给我多少风雪，我就遇见多少春天”——就是在车被锁、七单全部超时、我自己赔钱把所有餐品买下之后写的。
后来那段文字上了春晚，再回头看那段经历，也就释然了。
新京报：跟你聊天，发现你出口的话常常就像诗一样，这是天赋还是长期写作的结果？
王计兵：更多是长期写作练出来的。诗歌讲究精练，久而久之，说话的方式也会跟着收一收、炼一炼。
回老家跟乡亲聊天，偶尔打个比方，还会被说：“读了两天书就开始拽文。”
新京报：这种时刻你一般如何回应？
王计兵：我和家人之间一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们不喜欢我写作，我就悄悄写。就像有的人偷偷抽烟、偷偷喝酒，我这点爱好，从成本和对家庭的影响来看，其实不算什么。
我不追求生活完美，生活本来就不完美。在没能力改变生活的时候，就改变自己的心态。
母亲从小教我，人穷志不短；教我“眼泪多，受啰嗦”；教我对别人笑，也对自己笑。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外卖诗人”是一种托举
新京报：你说《成珍》是为无数无名者写的生命史诗，对你来说，那一代人最打动你的特质是什么？
王计兵：自我牺牲。这个词在今天听起来好像意味（很复杂），但我意识到作为她的孩子，正是她牺牲的对象。
她们（那一代）愿意为亲人付出一切，甚至付出一生。今天社会上更多在讲“自我”“自我价值”，大家会质疑这种牺牲。
但我觉得，不必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上一代。那是刻在她们骨子里的一种本能。哪怕到今天，依然有不会游泳的母亲，为了救孩子，毫不犹豫跳下水。母爱的本能，从来没变过。
新京报：你一直坚持“朴素的”写作，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作家对你影响比较大？
王计兵：我只读到初二，词汇量有限，也不习惯用那些华丽的词。用不属于自己身份和经历的语言去写，会显得很假，我自己也会心虚。
我也尝试模仿过别的作家的文风，写着写着就觉得不对劲——不像一个送外卖的人写出来的东西。
后来干脆回到最真实、最朴素的方式：写我真正感受到的生活，写我真正经历的人和事。这不是我刻意选择的“写作风格”，而是自然而然的东西。
早期对我影响很深的作家是余华。1993年左右读到他的作品，那种叙事上冷静到近乎残酷的方式，对我影响很大。还有丛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让我意识到一个人内心底线的重要性。
近几年我常读《人民日报》2024年散文精选，里面有谢冕、李雪健等各行各业作者的文章，视野非常开阔。
刘亮程的文字文学性很强，也值得学。
《手持人间一束光》
作者: 王计兵
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新京报：会阅读国内其他非虚构写作者的作品吗？
王计兵：我和范雨素、胡安焉等写作者都有私下交流，会互相看看对方的作品，聊一聊写作感受。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外卖诗人”这个标签，现在还在送外卖吗？
王计兵：还在送。前不久在北京，我还跟央视的老师开玩笑，说要借一辆车，当场送两单外卖。
“外卖诗人”这个标签，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托举。
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外卖员，同时还在写诗，很多人会对我多一份认可。我很感恩这个身份带来的善意和关注。
新京报：写作对你的收入和生活有多大改变，你觉得写作者应该获得与之匹配的回报吗？
王计兵：一个成熟写作者的收入，至少应该等同于一份普通职业的收入。
目前来看，稿费、版税整体偏低，这是现实情况。但对我个人来说，写作已经很大程度改善了我的生活——版税收入是以前的三倍多，我已经很知足。
写作可以是爱好，但不能本末倒置。先把日子过好，再去谈梦想。靠创作让生活变好，不是丢脸，是光荣。
新京报：写作中如此袒露内心，会害怕吗？
王计兵：不会。
诚实是最宝贵的，不诚实才会整天活在恐惧里。面对大家的关注，我能做到的就是：保持真实。
一旦开始装，以我们这种普通人的心力，根本应付不来。
我爱人问过我一次：“如果哪天不火了怎么办？”
我说：“我们已经中过一次彩票，够幸运了，剩下的就是踏踏实实把书写好。”
新京报：接下来还有怎样的创作计划？
王计兵：诗集《加速生活》已经签约，即将印刷首发。之后还有一部纯散文集，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另一本风格不同的诗集也在创作中，第三本散文集也已写下几万字开头，不出意外，一年内会陆续推出。
采写/张婷
编辑/走走
校对/杨许丽
